在新冠病毒爆發期間，很多地方都需要封城（類似戒嚴），民眾不能外出（晚上或是整天），強制留在家中或在其他庇護地方。就算可以外出，也只能在家中附近一個區域，也只可以在限定時間內，作一些基本購物或求醫的認真需要。嚴重起來，社會中除了緊急及必須服務以外，各行各業都會縮減工作或營業時間，甚至完全停頓下來。

這種情況，對於有些年紀七八十歲以上的人，感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情況有點相似，特別是受敵人飛機轟炸的時候。根據Edgar Jones在《刺針、精神科》的文章（見於2000年8月27日），若以COVID-19與二戰時英國的城鎮（統稱為Blitz）當年情況，有下列有趣的異同：

(一) 封城是政府要保護市民生命的一種重要措施。

(二) 疫症的第一波及第二波，與二戰當年的V1及V2（德國發射的飛彈稱號）襲擊浪潮相似。

(三) 在每次浪潮之後，平安生存下來的人民以為危機已過，預防的心態開始鬆懈。

(四) 政府認為人民有一種自我保護心態，故可以在危機爆發前夕，迅速接受禁閉（在家或在防空洞）的措施，但事實並非如此，因人而異。二戰當年已有英國駐上海的空軍參贊Claude Pelly表示，西方人與東方人對這方面的心態有明顯分別，前者覺後者比較困難。這甘願接受留守在安全地區的分歧，在目前COVID-19疫情中同樣出現。

(五) 在1939年9月宣戰初期，平民蜂擁到店舖搶購食物及其他防護設施的反應，與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搶購廁紙及其他消毒物品非常相若。但當空襲並沒有即時來到的時候，英國人民立刻鬆懈起來，因而當十二月真正空襲時候，少於一半家庭有充足準備，包括熄滅所有燈光。這種鬆懈心態，有點相似中國早期在武漢爆發疫情（尚未遍及及其他國家）的時候，全世界的人真的有點不在乎情況。在2020年3月，英國的普查發現只有24%成人會懼怕感染這病毒，故各項大型活動繼續吸引無數人參加，但三星期後便需要正式封城了！

(六) 在戰爭早期，英國市民大多不願意離開家園，到防空襲的避難所留宿，因而死亡率相當高，但原因不是直接被炸死，而是因所住的房屋倒塌或火災死亡。短時間內，民眾便接受隔離的好處，終於集體躲進地底下的（例如倫敦的地鐵站內）避難地方，以致政府要在擠迫的地鐵站內加設床鋪，提供食物和水。這也與某些國家及城市，在COVID-19初期及嚴重期市民不同反應有些雷同。

(七) 當年由於不斷的空襲警報，有時雖然是虛報，但城市中的作業（特別是製造業）便自動停頓下來。英國邱吉爾首相因而委派一些專人在屋頂守望，且可以有權下令工廠在警報下繼續工作，或命工人在警報停止後迅速回到工作崗位。由此可見戰爭空襲可以嚴重影響社會經濟，但重要的工業及服務必須保持。這與疫情令社會經濟受挫，但仍然要保持製造防禦病毒的工業及社會服務的情況，十分相似。

(八) 由於戰爭中城市火警是市民死亡最主要原因，當年英國政府要求非戰鬥人員要登記作防火服務，每月最多48小時，希望及時預防微小火種的出現。這也與疫情期間，衛生部門要求檢查社區中的早期發病（甚至無症狀帶菌者）措施類似。最有趣的是空襲時市民被呼籲要戴上防毒面具（gas masks），而在疫情間政府也要求市民戴上防疫口罩（face masks）！

(九) 在二戰期間，市民不斷需要準確的知識，否則會懷疑政府有些事情隱瞞他們。雖然政府設立特別資訊部門，但作用往往受到其他宣傳訊息抵消。例如當英軍在新加坡失守的時候被其他媒體報道出來，市民對政府更加失去信任。在COVID-19疫情期間，資訊確實混亂，導致不少市民不信任疫苗注射的呼籲。

從上述分析可見，在天災或人禍期間，市民個別及集體的思維和心理反應其實相當重要，直接及間接影響了社會安全及政治經濟穩定，故此政府不能忽視民眾心理！可惜很多時政治領袖總是不能謙卑下來，吸取歷史教訓，以致重蹈覆轍，塗炭生靈。

聖經中也有提到不少戰爭與瘟疫，有時指出是上主的懲罰〈舊約利未記26章25節〉，但有時也是自然地出現的〈列王記下17章13節〉。其實上主提醒祂的子民，要有心理準備這等危機的發生，但要有勇氣面對，而且更要關注個人及整個人類的得救〈馬太福音24章6-14節〉。

麥基恩醫生

註釋：Blitz是指在1940-41年間被德國轟炸的英國城市統稱，先由倫敦開始，然後延伸至其他大小城市。當年最受影響的就是倫敦、利物浦及伯明翰。據說伯明翰（Birmingham）及附近的考文垂（Coventry），曾經有超過400噸高度爆炸力的炸彈丟下，而格拉斯哥（Glasgow）及鄰近地區，更超過800噸，其嚴峻程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