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出招抗通脹　籲超市自願限制基本食品價格

英國政府正與超市合作解決食品價格和生活成本問題，並且非常注重對供應商的影響。因為通脹率連續三個月超預期，並進一步擴展至日常用品，如雜貨及手機帳單。

資料來源：東網

*** 麥基恩博士回應 ***

經濟通脹的心理反應

通貨膨脹(inflation)簡稱「通脹」，是一種各類貨品價錢持續上漲的經濟現象。它的成因不同，但大多數是因為貨幣供應增加令貨物需求大增，但也可以是貨物供應（來源）不足，或者當地幣值下降。一般來說，輕微通脹表示當地經濟蓬勃，但過度通脹則會導致民不聊生（這情況很多時與戰爭爆發有關）。普通市民大多不樂意遇上通脹，因為他們口袋裡的金錢越來越失去價值。至於消費的心態就因人而異，而且在不同時間、不同年齡層的人士會有相當大的分別(Tamara Charm et al,28May2023,McKinsey & Company)。

一般研究指出，當物價不斷上升的時候，人們的心理會出現壓力，甚至影響了精神健康。他們對未來的經濟發展不肯定而感覺到焦慮，擔心日後能否繼續維持現有的生活，包括日常飲食、娛樂活動，甚至對政府的保障及服務失去信心。根據FinMasters之研究報告發現，在通脹時候會出現下列情況：

一、86%擔心未能負擔食物開支；

二、76%關心家居開支；

三、67%受訪者視繳交賬單為最大壓力源頭；

四、24%擔憂不能夠負擔汽車汽油費用；

五、7%認為繳付信用卡賬單乃焦慮成因。

由於上述這些擔憂，通脹會使人過分節衣縮食而忽略健康，特別是良好及預防疾病的生活習慣。這情況特別出現於經濟收入低微或不穩定的人身上，包括退休人士及接受社會經濟援助的人。1974年美國總統福特(Gerald Ford)曾宣布，通脹是頭號公敵。

通脹普遍來說會令市民減少購物的慾望，特別是奢侈品。但對於必需用品，例如「開門七件事」之食米及家庭用品等，反而會大量購買，因為他們擔心這等物品價格會再上升，故趁還負擔得來的時候盡量多買一些，甚至出現屯積居奇的現象。殊不知這種行為會導致貨品價格因「物以罕為貴」而上升，往往因此出現搶購浪潮，導致政府要出手限制價格及出售數量。結果出現黑市買賣，使黑市價格更高。若果控制不住，可能出現社會動盪及金融政治不穩，導致人心更加徬徨。

另一方面，假若通脹是因為貨幣貶值而造成，消費者便會盡快把手上的貨幣消費出去，盡量選購需要（甚至現時不大需要）的東西，積穀防飢，免得日後生活質素大幅下降。其實這種消費行為會製造「惡性通脹」（hyperinflation)，甚至商舖也會停止出售物品，避免血本無歸。2008年，非洲的津巴布韋(Zimbabwe)便出現這種情況，物價在一段時間內增加億倍。這情況若持續下去，肯定會導致社會秩序大亂，產生民怨，因而導致政局不穩。若這種情況發生，通脹會變本加厲，造成惡性循環。

聖經舊約列王紀下第六章25-29節記載，當時以色列的首都撒瑪利亞有饑荒，並且被敵軍圍困，以致物價飛漲，「一個驢頭要賣九百克銀子，兩百克的鴿子糞也值六十克銀子。」在這極度通脹情況之下，竟然發生了兩家人交換孩子來吃的慘劇。

麥基恩博士

內地是否陷入通縮？

自內地四月經濟數據陸續公布，市場開始擔心有通縮風險，過去個多月，港股反覆再跌，或許也是反映此問題。

在去年底防疫政策放寬後，不少投資者均憧憬內地經濟會大幅反彈，而事實上，今年一至二月的數字還是不俗的，但近日趨勢卻有點「慢」。

資料來源：Am730

*** 麥基恩博士回應 ***

經濟通縮的心理反應

在經濟學上，「通縮」(deflation)是指消費物品的價錢及服務費用持續下降，而當地貨幣的購買力上升了。對一般市民來說，這似乎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但對一個政府來說，長期通縮卻是一個嚴重事件，因為會令社會的經濟活動減少，導致消費停滯，引致失業率大增。而大多數經濟學家更認為「通縮」是當地經濟疲弱甚至衰退的指標。

其實重要問題是為何會有通縮現象。若是因社會經濟不景，人民消費意欲便會減少，因而導致貨品割價求讓，通縮當然是一個危險信號。對一般市民來說，物價（尤其是奢侈品）便宜看起來是很好的事，應該會增加消費意欲。但奇怪得很，在真正通縮之下，很多人認為自己的資產價值倒退而感覺失落及憂鬱。故即使有錢在口袋中、反而因認為日後價錢會持續下降，而暫停購買非必須物品，影響了平日生活質素。結果工廠會因為貨物賣不出或沒有盈利，而需要減產甚至停工結業，而商舖也因缺少顧客而裁員。這等情況擴展下去，結果令社會失業率增加，家庭收入便更為減少；而這種惡性循環，更會令消費行為縮減，確實會導致社會經濟衰退。有分析指出1929-1933年美國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便是這種情況，而當時的消費物價指數下跌25% 。

但另一方面，假若物價下降是因為科技發展，令產品成本大減或產量過剩，又或出現了良性競爭而導致物價下降，反而是件好事，能夠造福社會。同樣情況也會出現在當地貨幣升值之時，以致外來進口物品或材料相對便宜起來。這情況在2015年歐洲的「瑞士」曾經出現過，由於「瑞士法郎」升值出現貨品價格下降；結果不單沒有經濟衰退，反而失業率降至歷年新低！

聖經舊約列王記下六章描寫以色列國出現了饑荒及通脹危機，民不聊生。但以色列王卻把責任歸咎於上主及先知「以利沙」，更恐嚇要殺了他。結果在第七章先知便預告上主會在一日後解決這危機。果然第二日圍困撒瑪利亞城的亞蘭軍隊大撤退，留下極多物品給以色列人，甚至出現了短暫物價下降現象：「三公斤麵粉只賣十一克銀子，六公斤大麥也只是賣十一克銀子。」

由此可見，不論通脹或通縮，除了受當地政治經濟環境影響之外，更會嚴重影響消費者及一般人的心態和行為。若能夠把握群眾的心理因素而作出適當措施安撫，往往可以避免社會經濟出現不必要的波動。

麥基恩博士

37%受訪無家者情緒不穩 社協倡加強關注支援 增精神科醫護人手    

去年《審計報告》提到本港露宿者於近10年間增逾倍至1,564人，社區組織協會去年研究發現，近4成無家者情緒不穩，當中只約24%有接受精神科覆診，原因包括首次預約診症輪候時間長、難以承擔交通費、跟進個案人手不足等，促政府加強關注他們的精神健康需要，包括增加精神科醫護人手。

資料來源：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3464894/

*** 譚日新博士回應 ***

從無家者精神健康的需要說起

在2021年上映的香港電影《濁水漂流》，在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入圍了11個獎項，包括最佳電影、最佳男主角等。當中講述一班於香港貧民區天橋底下聚居的露宿者怎樣被社會邊緣化，他們因城市再發展而長期遭到掃蕩清場的故事，電影播出後引起社會不少反響，亦令不少人關注香港露宿者的需要。本文嘗試探討香港無家者的處境，會從他們精神健康方面的需要說起。

無家者患精神病的概況

2022 年 11 月審計署報告指出, 巳登記社署的露宿者人數在過去 9 年增加了 2.6 倍, 由 2013年的595人增至2022年的1564人；而2021年中文大學聯同七間無家者服務機構完成《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調查》, 發現有 41.3%無家者感到情緒低落、抑鬱或絕望, 但當中只有 22.7%有精神科覆診, 至2022年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的《無家者健康及醫療需要研究》顯示, 受訪無家者中有 37.1%感到情緒不穩, 而受訪者只有 24%接受精神科覆診。以上資料顯示, 無家者人口明顯有所增長, 近四成無家者情緒不穩, 而當中僅有約兩成接受精神科治療, 沒有接受治療的精神困擾必定會增加他們重回正常生活的困難。

無家者和精神疾病有什麼聯繫？

不少人問，到底是因為一個人無家引致有精神病？還是一個人因為有精神病引致無家。不少研究指出，無家可歸與精神疾病之間的聯繫是一種複雜的雙向關係。

研究顯示，無家可歸可視為創傷經歷，會影響一個人的精神狀況。可想像，當一個人長期住在惡劣的環境，因缺乏基本生活需要及與家人沒有正常的聯繫，會經常面對生活上的困難和壓力，包括睡眠不足、飢餓、寒冷、社交孤立及暴力威脅等，這種種可引致精神壓力過大而得不到紓解，容易引發情緒精神問題。

另一方面，精神健康問題也可能成為無家可歸的風險因素，例如嚴重的抑鬱症、精神病、成癮或輕度認知障礙等，可導致個人失去工作和住所，進而變得無家可歸。亦有些精神病患者因缺乏家人照顧或與家人關係惡劣，令他們寧願選擇離家作無家者的生活。

而精神疾病和無家可歸的結合還可能導致其他因素，例如酗酒、吸毒及暴力等，亦可增加精神健康與無家可歸之間的聯繫。總的來說，無家可歸和精神健康之間有很大的相互關係，在幫助無家者時，需要綜合考慮和應對。

盡快「上屋」是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般相信，無家者很多的問題可以透過「住屋」而得到解決。事實上，假如我們只是貿貿然將無家者，特別是一些已作無家者多年的人士，把他們從熟悉的社群「街友」中抽離出來，把他們獨自安排「上樓」，會令一些無家者感到很孤單和難適應，因他們大多也沒有再和家人聯繫了，故街友是他們唯一的群體。故此，我們必須要考慮這一點，在有需要時要幫助無家者重建與家人、朋友及社群等的關係，才可幫助他們在上樓後能重新適應獨自居住的生活，否則他們當中有一些會選擇「再露宿」的可能。

在HK01《「無家者」是社會一份子　應享有「自己人」待遇》一文中，從事關顧無家者工作多年的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甚至進一步指出，無家者不一定要「上樓」，關鍵是建立對自己的信念。對於一些無家者上樓後「再露宿」，吳衛東指出，每個人都需要朋友，有些無家者可能因曾有案底、吸過毒，不容易結交新朋友。因此，他們與其獨自面對冷冰冰的四壁，情願回到原本的地方再露宿，起碼有些已建立關係的街友。另外，吳衛東指出，工作可幫助無家者建立信心，因他們大多會感到已被社會遺棄了，容易傾向放棄自己，故他們需要有人扶持，重新投入社會正軌。而「社協」亦會統籌無家者建立足球隊及無家者維修隊等，令他們感到可以是對社會有建設的一群。曾是無家者後來成為社區組織協會維修隊的義工指出，如果無家者能建立起信心，成為社會有用的一份子，就更能相信社會會重新接納他們。

而在《家在街：香港自建社區》一書，建築設計師黃思琪提到，她曾於2014年至2016年在深水埗通州街橋底進行了兩年實地考察，指出我們應該將露宿者稱作「自建者」，形容他們是街頭自建社區的生活專家，她指出「自建者」其實了解各種街頭處境和狀況，知道如何善用周邊環境特色和資源去搭造自建居所。有些「自建者」甚至為了在街頭生活而又不干擾其他人的生活，發揮了許多智慧建立起自己的臨時居所，例如用綠色的尼龍帆布築起簡單的防雨蓋頂，又如為了用盡空間將睡床作分界線，沿與後方圍欄採用垂直擺放。書中更指出，天橋下的空間「不是無家者(homeless)的社區，是個自建社群(self build community)」。當然，這些觀點會挑戰到社會上不少人士的信念。但當我們想深一層，香港昂貴的樓價及要經過數以年計才能上樓的政策，值得我們反思是否能接受社區中有自建社群的可能。

我們在個人上對無家者可作甚麽？

參與過無家者統計工作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助理教授陳紹銘，在《「無家者」是社會一份子　應享有「自己人」待遇》中建議想關心無家者的人士，可先參與一些服侍無家者組織的義工開始，因他們較熟悉無家者的需要，也善於整合資源，有些亦會有培訓給予義工，學習一些要留意的地方。可由參與派飯開始，先做功課多了解無家者的需要，之後可考慮跟他們聊天，但心態上要尊重他們，不要用一種「施捨」或「救世主」的態度去和他們相處，要平等對待他們。當對方願意分享其故事，可虛心聆聽，因對他們來說，分享自己的故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建立了信任之後，才可談及作出適當幫助的可能，例如一些住房或醫療轉介等。故此，假若我們真的有承擔想幫助無家者，不要心急，要願意花時間與他們建立長期的關係。

譚日新博士
誠信綜合治療中心
臨床心理學家

12款遮袋含難降解塑膠聚乙烯 部分印「可完全分解」 環團批評缺管制

近年可降解塑膠產品愈來愈多，亦廣泛應用於即棄餐具、雨遮袋等。有環團從不同場所蒐集12款遮袋樣本，其中一半印有循環回收標誌，部分亦印有「可完全分解」字樣，惟經化驗後所有樣本均含難以降解的傳統塑膠物料聚乙烯（PE）；且多個「綠在區區」回收站對「可降解塑膠物料」的回收標準不一。

資料來源：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3480549/

*** 鄧允明博士回應 ***

關於塑膠廢棄物的問題多年來仍沒有解決。根據環境保護署去年(2022)12月發表的「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2021年統計數字」顯示，2021年棄置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總量達到415萬公噸，比2020年多了接近5%。這415萬公噸都市固體廢物中，有21%是塑膠廢物，即全年87萬公噸(每日平均2,388公噸)，比2020年還要多兩萬公噸。

這些塑膠廢棄物之中，有不少即棄遮袋。每逢下雨天，商場或公共場所裡裡外外的垃圾桶堆滿即棄遮袋。大部分人用即棄遮袋是貪圖方便，兼且免費；場所方面，就為了更容易管理及易於保持地方乾爽，所以選用即棄遮袋。有環保組織在2017年根據環境保護署上一年度的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推算，香港每年共有1,400萬個遮袋被棄置。

有環保團體從不同場所收集了12款遮袋樣本，其中一半印有循環回收標誌，部分亦印有「可完全分解」字樣。惟經化驗後，所有樣本均含難以降解的傳統塑膠物料聚乙烯（PE）。真正可以被生物分解的塑膠袋，理應不會含有PE、PP、PS、PVC等塑膠原料。

自然分解常用的塑膠袋需要450年以上，甚至1,000年時間。一般可降解的塑料利用生物分解的方法，甚至利用細菌來分解，亦有用光來分解。真正可以被生物分解的塑膠袋以玉米、小麥、馬鈴薯或稻稈、麥稈等有機物製成，經過發酵產生乳酸，再經過化學合成，製成生物塑膠後，再生產塑膠袋。這些塑膠袋可以被微生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而不會危害環境。國外有通過添加某些細菌來提高生物強化的生物降解過程而提高速度來降解一般塑膠袋的革新技術，但是仍未普遍。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2021年展開的《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文件中指出，「可降解」塑膠能否完全降解取決於多項因素，包括可降解塑膠中的添加劑類型、物料厚度，更重要是棄置環境之中是否存在有利降解的條件等；塑膠袋、即棄遮袋也不例外。光降解塑膠是指被陽光照射後，能發生降解的塑膠。其弊處是製品一旦埋藏在土壤中或被遮蔽在暗處，失去光照，降解能力則停止。因此，降解過程有很大程度受環境條件影響。

將可降解的塑料與傳統塑料混合的即棄遮袋會影響整批塑膠袋再造的質量，降低回收價值，甚至不能回收；因為這些回收塑料會堵塞再造設施和機器。若隨意將可降解塑膠標籤印在即棄遮袋上，回收過程會造成不便。不可降解遮袋又不能完全分解，亦有誤導成分；政府應盡早訂定規管「可降解」塑膠標準，並且確立相關收集系統及處理設施。有關部門要嚴格規範商品說明條例，免除含有誤導性的可降解塑膠標籤。

除了即棄遮袋外，商場或公共處所可考慮採用雨傘除水器。現在的除水器較初期的設計除水時間快很多，但仍需要成本添置足夠的除水器應用，而且沒有公德心的人常常粗暴使用以致損壞設備(也許同時損壞雨傘)。所以重點是廣大的市民應有環保意識，重用及減少採用，甚至不用即棄塑膠遮袋。

保羅在羅馬書第八章19至22節這樣寫：「受造之物熱切期待，熱切等候神的眾子顯現出來。這是因為受造之物受制於虛空（並不是心甘情願，而是由於使之受制的神），盼望連受造之物自己也會從朽壞奴役裡得到釋放，進入自由，得享神兒女的榮耀。我們知道，所有受造之物至今都在一起呻吟，一起忍受臨產的陣痛。」當人在罪惡中，不按照神的心意愛護大地，就會帶來環境污染。人活在罪惡污染的世界當中，卻責怪神為甚麼容許生態災難發生！其實這是人帶來的結果，不但使大地受污染，也選擇在罪惡中生活，受到苦難。但神是充滿憐憫的神，甚至連天地間的受造物都知道神的憐憫，大地都在等候和盼望神的作為。「神啊，感謝祢，因為祢仍然是萬有的主宰，我們仍有盼望。」

鄧允明博士
英國特許水務及環境管理學會會員(MCIWEM)
英國特許環境師(CEnv )

膠袋徵費實施逾10年，當局稱將修例提高徵費水平，每個膠袋由現時最少收5毫加至1元，同時收緊及取消多項豁免，包括冷凍食品再無免費膠袋，目標在本年底實施。

資料來源：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3271989/

*** 何建宗教授回應 ***

《少用膠袋，惠己為人》

去商店買東西，忘了自備購物袋，向售貨員付款$0.5元換携物膠袋一個  —  今時今日，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大陸，此真已不算是一件要起爭議的事情了。大家早已習慣，也感到「付得起亅。更重要的是：大家的環保意識提高了，很多人覺得：若要臨場掏腰包「買」膠袋，真對不起，心底還真有些「内疚感」呢。

香港特區政府最近提出建議：修訂法例，把每個膠袋徵費，加倍提升至$1元。此外，修例還將廢除對盛載冷涷食物膠袋的豁免，卻仍寬容對待那些盛載没包裝食物（如：麵包）、非氣泡包裝的快餐、飲料等于徵費以外。今次修例，相信阻力不大，因為社會的環保意識比前大幅提升了，膠袋微費的教育目標早已達到。惟人性的弱點很多，若對修例內容吹毛求疵，肯定亦仍有很多「法律罅亅可供商戶和顧客去鑽空子，在此不撰。

所謂「垃圾」，其實只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亅。自然界裏，物質本無罪，問題是人類有沒有善用上帝賦予的智慧，去盡好「管家的職份」，榮神益人。從管理學的角度看：至理想是「源頭減廢」，即盡量不要在生產和使用過程中釋出有害的物質；更要善用資源，減少浪費，保護環境于污染之未成形。若真的需要開發生產，重點是「取之得其利」、「用之得其法」、「丟之得其所亅。膠袋徵費所爭論的焦點，應重回它能否達到「環境教育亅和「提高警覺」的原始意義，即：大眾是否因此而減少膠袋的濫用？收費無論是1元、2元，甚至3元，以至更多，在當今社會條件下，其實亦都不算是太大的「經濟誘因」了。至重要是環保是否「輕描淡寫」地已經融入生活文化之中？此外，收費是否真的「專款專用亅？即收到的錢，是否完全回撥于環保工作的使用中？免枉費了它披上「污染者自付亅這冠冕堂煌的外裳！（註：目前香港特區政府和一般商業機構，只把相關徵費后收入，看成一般的雜項收益，全注入「年度經常收入亅那大水塘之中，循環工業界完全沒有獲益。）

聖經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果效，是由心發出。」（箴言4：23），膠袋徵費的原意和作用，恰好與該段經文所指一致！近年很多科學報告均指出： 微塑料（Microplastics) 的污染無處不在，嚴重影響了人類的健康並生態系統的安全。如何減輕甚至消除相關威脅？我相信要倚賴「環境科技」和「新材料亅的研發和推廣。其實也是「管家的職份（Stewardship) 」問題！

善用上帝所賜予人類的智慧，去管理好地球，我們責無旁貸！

何建宗教授
香港極地研究中心主任

本港超時工作問題普遍且嚴重，有機構調查發現，逾60%受訪者每周平均工作時數44小時以上，更有近5%多於75小時工時，關注團體要求政府研究制訂「工作過勞」定義，並盡快制訂預防工作過勞的相關政策。

資料來源：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2332810/

*** 麥基恩醫生回應 ***

工作過勞而死？

1969年，日本一位在著名新聞企業的海外運輸部工作的29歲男職員，在工作期間突然中風離世，是首位被報道的工作而死個案。但直至1978年因類似情況增加，才為日本傳媒嚴肅留意，稱之為「過勞死」（英文譯作karoshi)。這些人大多是因心臟病或中風而去世，以男性為多，屬於中年或以上年齡，但不限於勞動低下階層，也包括管理高層。

社會學家認為是當時日本社會從二次大戰後復原過來，需要工人努力長時期工作來振興經濟。直至後來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有一段時間經濟泡沫爆破，需要大量裁員；結果留下來的員工便要額外加班去保持產量。有統計當時一般工人平均每周60小時或以上，而部份更是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而且長年無休（假），因而「過勞死」情況越是嚴重。在引起世界注意之後，日本勞動省及國際勞工組織，也陸續作出一些回應。

至於致死原因，眾說紛紜。目前醫學上還沒有足夠證據，因單純工作忙碌會令一個身體健康的人死亡。故此有認為是死者本身早有一些已知或未知的疾病，但因工作導致疲勞過度，缺乏足夠睡眠及營養飲食，導致病情惡化。也有認為是工作上精神壓力太大，影響了抵抗力及濫用酒精藥物，因而增加了糖尿病、血壓高、心臟病、癌症等致死疾病。

除了突發死亡，也出現一些員工自殺，稱為「過勞自殺」。原因除上述以外，更多了以下兩點：

一、服務多年而又忠心的員工，因被公司解僱、被迫辭職或受上級欺凌，因而產生自殺念頭。

二、在中層及管理階層的員工，因一方面要保護員工福祉，但另一方面則為了公司要栽員，在兩難之間感覺絕望。

其實這種情況並不限於日本地方，在其他急速發展的國家也有出現。此外在疫情爆發需要「封城」的時候，不少人的工作時間及辛勞更被增加，因此提升了風險。

要減少這種「過勞死」的情況，一個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法定「最高工時」。只可惜目前很多國家尚未能有此等法例，而他們的勞工團體也只着重爭取「最低工資」。當然也有不少僱主擔心這法例會導致成本增加，但研究指出過長工作時間，反而會使工作效率及產品質量下降。假若有僱員因工作時間過長而倒下來，反而會增加醫療保險費用，甚至影響公司信譽。 在聖經中，保羅教導僱主這樣說：「你們作主人的，要公平地對待僕人，因為知道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歌羅西書四章一節）

麥基恩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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