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的逃兵

自古以來,在不少戰爭中,有些士兵受不住各種壓力,因而逃離戰場,成為「逃兵」(army deserters)。這情況與擅離職守(absent without leave)有些不同,雖然兩者都是在工作中失去聯絡,不見影蹤,但是逃兵有動機一去不回及放棄軍中職責。一般來說,軍隊對這類人非常緊張,一旦尋獲或捕捉,便會軍法處理,判處嚴刑,包括死刑。予以這般嚴厲的懲罰,原因是軍隊需要士兵絕對服從,以及避免他人仿效,影響軍心及戰爭結果。

為何這些士兵會逃離軍營或戰場呢?首先,大部分人並不是反對戰爭而作逃兵,否則他們(例如有些反戰的宗教信徒)也不會參軍,或會在訓練期間逃走。根據Tia Ghose在2014年6月11日在美國NBC新聞網頁的一篇報道指出,逃離崗位的美軍主要由於很複雜的個人原因,包括經濟危機、家庭糾紛、不適應軍隊生活。其實當中有相當多人出現了精神問題,只不過未被發覺而已。常見的精神問題,包括適應精神障礙、焦慮症、憂鬱症及創傷後壓力症,屬隨時可以治療及痊癒。可惜即使在軍事法庭,控辯雙方甚至法官也忽略了這方面的原因,甚少要求對逃兵作出強制性的精神醫學報告。因而作出嚴厲的裁決,對患病者更是雪上加霜,令精神疾病更嚴重。

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大部分英美逃兵都是在前線打仗的軍人,而且是參戰不久的新丁。他們大多因為受到炸彈轟炸的驚嚇、槍林彈雨下同伴傷亡、加上睡眠不足及缺水缺糧、救援人員和物資缺乏等,而導致精神崩潰,在驚恐之下逃跑(Charles Glass,2013,The Deserters:A Hidden History of WWII)。

聖經中也有描寫逃兵,但不屬於軍隊,而是屬於宗教隊伍;其中一位就是底馬,本是使徒保羅的佈道隊成員。提摩太後書第四章10節:「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離棄我去了帖撒羅尼迦」,因為這樣,保羅認為人手不足,要求他的徒弟提摩太盡早到他那裡。另一位在中途離開保羅的人便是約翰(又名「馬可」),他本是保羅及巴拿巴的助手。在使徒行傳第十三章13節:「保羅和同伴從帕弗開船,來到旁非利亞的別迦,約翰卻離開他們,回耶路撒冷去了。」因此,保羅日後不肯再帶他參與另一次宣教旅程。但是巴拿巴仍然接納他(徒十五37-39),而馬可終於為教會作了大事,包括撰寫了《馬可福音》。

麥基恩醫生

烏克蘭民兵的精神健康

自從俄烏戰爭爆發以來,雙方軍人傷亡人數與日俱增。在戰情激烈下,不少烏克蘭平民為了捍衛國家、保護家園,拿起兵器加入戰場,成為志願參戰的民兵。此外,也有一些外籍人士自動從祖國飛抵烏克蘭,加入戰爭行列。因此,這個特別的「雜牌軍」群組的精神健康及其在戰爭中發揮的功效,便值得特別關注。

根據Richard Bryant等人在2022年3月出版的《刺針》期刊(精神科)指出,這些民兵為了保護自己國家的使命,會感覺自豪及有人生目標,對精神健康有一些保護作用。但是由於他們並不熟習戰爭環境,又沒有受過特別的搏鬥或其他軍事訓練,在戰場上相當吃虧。他們不自覺把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中,增加了創傷機會。另外,有些人不是主動加入民兵行列,對於拿槍殺人感覺矛盾,以致感到不安,更有部分人在精神層面上實在不適合參軍。因此,在戰爭期間出現各類情緒及精神問題,甚至影響到軍中其他隊員,實在有可能演變成整個部隊的負累。

正如很多有關戰爭與精神健康的研究發現,參戰時很容易出現創傷後壓力症(PTSD)。此外,也有研究顯示,非正規部隊(不限於軍人)在危險期間,出現創傷後壓力症(PTSD)比正規隊伍高危很多(YJ Guo et al,2004,《Psychiatry Research》)。假若戰爭拖延一段長時間,出現各類精神障礙的情況及嚴重性會不斷增加。還有一點,就是民兵的團結力量及朋輩支持網絡,比正規軍隊弱很多,而這也是影響應付壓力及預防精神問題的重要因素。萬一因戰爭而令身體受傷,甚至被迫投降成為俘虜,更容易出現精神崩潰。

聖經沒有提及民兵這類人士,但是上主似乎也贊成保衛家園:「我必在我的家四圍安營,不容敵軍出入往來;欺壓人的不能再侵犯我的子民,因我現在親眼看顧他們。」(撒迦利亞書第九章8節)另一方面,聖經似乎有指出,有效的軍隊是一種專業:「當兵的人沒有一個讓日常生活的事務纏身,是為了討招兵的人喜歡。」(提摩太後書第二章4節)

麥基恩醫生

煞停PTSD (創傷後壓力症)

MIRROR演唱會丨大熒幕墮台疑壓傷2名舞蹈員

MIRROR演唱會由於開騷首場以來都有機件故障的事發生,所以不少演出都有進行調整,包括大部分欠穩陣的機關都已經取消,免得鏡粉擔心。但第四場再度發生意外,並傷及兩個舞蹈員,演唱會即時叫停。

事故發生在合唱環節,位於紅館天花板的大型熒光幕突然墜落,壓住正在舞台上跳舞的至少兩名舞蹈員,在現場觀眾提供的畫面所見,當時懸掛大熒幕的鋼纜疑似突然鬆脫,只剩一條鋼纜又不足支撐整個大熒幕,最終整個墮落,見到一名身穿白色制服的舞蹈員被壓住,動彈不得,面部連整個身體都被壓住,全場觀眾嚇到尖叫。

資料來源: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3314358/

*** 鄺保強醫生回應 ***

煞停PTSD (創傷後壓力症)

7月28日晚上,在面書(Facebook)上偶然看見一個貼文,說伊利沙伯醫院剛接收了多名傷者,其中一人需要進入深切治療部,貼文並沒有說明是甚麼事情。我當時心想:一定是發生了一件非常震撼的大事。好奇之下,繼續追蹤這段貼文的來龍去脈,很快便發現是組合Mirror在表演中,發生了嚴重的意外。我心生疑問:這不是早幾天已經發生了的事故嗎?事情不是己經處理好嗎?矯正及預防的措施不是已經做好了嗎?當進一步了解時,知道這是最新又是最嚴重的意外。我心裡就很震驚,除了難過,腦海內不斷地問自己:「這是不可能的!這事不應該發生的!這會不會不是意外?」相信在紅館現場親眼目睹這次意外發生的觀眾,他們的情緒反應應該比我強十倍、百倍,加上意外發生的影片在網上馬上瘋傳起來,不少人重複又重複地看這幕慘劇發生的過程,也就是重複地受創傷多次了。有報道指,有歌迷在目睹意外後,不停手震,甚至同朋友講述事件的時候才懂得流淚,又有歌迷表示懼怕坐升降機,甚至徹夜失眠。

近距離經歷一個巨大的威脅性或災難性的事件,例如天災、嚴重的意外或目睹別人慘死,又或親歷嚴重暴力的罪案,我們都會在一段短時間內有一些情緒反應,例如慌張丶焦慮丶難過丶痛哭丶神不守舍丶心神恍惚等等。這些感受大多會隨著時間慢慢淡化,但是有一小部分人會不幸地持續(超過一個月)被困在不安的情緒中,心理和生活也受影響。有研究指出,約百分之十的人(女性比男性稍多一點)會出現一種叫「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簡稱 PTSD)的精神健康問題。如果這創傷事故是人為的丶長期的和重覆的,患上PTSD的機會更高。有專家推算, 一般人在一生中有5-10%的機會碰上一些重大的創傷事故。但是現今的科技把世界都縮小了,每天許多天災人禍都好像在我們身邊發生一樣,而每人都有的隨身攝錄機(手提電話)做成驚嚇的影片在網絡上廣泛流傳,使我們重覆地經歷許多使人不安的畫面。現代人患上PTSD的可能,也提高了!

相比一些常見的精神健康問題,創傷後壓力症有一些特定的病徵,典型的表現是當事人重複地回想痛苦的經歷,創傷的情景經常逼真地湧現在腦海中(flashbacks),所以慘痛的經歷是一次又一次被更新,記憶不會因時間過去而退減。患者會逃避與創傷事件有關的活動丶地點丶環境丶思想和感覺,以免勾起痛苦的回憶。為了減少不安的情緒,患者會不自覺地變得情緒麻木,對周邊的人和事失去感情回應,不想參與本來自己喜愛的活動,不想與人接觸。這些壓制自己情緒不安的做法,使患者的生活丶人際關係,以致工作出現很大的問題。同時,患者也不自覺地提高警覺性,身體和精神經常處於一個戒備的狀態,所以很容易動怒;未能專注自己的心思,容易受驚,睡眠也有困難。

為減少這個創傷帶來的傷害,建議大家減少接觸這次意外的資訊,以免重複地經歷這個創傷。網上許多媒體,已經主動刪除記錄意外一刻的影片,也是出於這個原故。如果你有以上描述的情緒反應,這是人之常情及正常表現,可以開心見誠地向朋友講述自己的心情,分享自己的感受;我們也會發覺許多人和我們一樣,經歷相似的傷痛,我們並不孤單,也能夠彼此扶持。心內的傷口需要時間才能康復,所以我們要容許自己用多些時間來重建自己的心情和生活秩序;盡量參加一些健康的活動,縮短自己停留在痛苦回憶的時間,但是要避免使用藥物或酒精來麻醉自己。如果情緒持續受困擾,我們便要鼓起勇氣,以行動煞停負面的情緒。Mirror在大紅大紫之前,成員曾經歷過許多困難的日子,但是他們並沒有放棄自己,才有今天的成就。所以我們要堅強起來,面對自己的困難,在有需要時尋求專業人士幫助,這才是對Mirror最好的回應和支持。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集中營與意義治療法

「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是20世紀著名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大師「弗蘭克」(Viktor Frankl)所提倡的心理治療分析。他是生於奧地利的猶太人,也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據他自己所說,他的理論早在世界大戰前已經有草稿,只是在集中營那三年的經歷中更深切體會「意義療法」的重要性。這是透過幫助精神病患者從目前的處境中,體會自己生命的意義,從而改變人生觀,以致積極面對現實而生存下去。在他1972年的著名作品《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弗蘭克」舉了一些例子來解釋:

一、在被迫修補鐵路的時候,有一位俘虜突然提起他們的妻子,不知道她們現況如何。這使他想起自己的新婚妻子,然後體會到雖然見不到她,她卻存在自己心中,故此他要生存下去。

二、在集中營的時候,他發現當一位營友願意以分配而來的麵包換取一支香煙的時候,就表示該營友很快會死亡。因為他已經沒有生存意義和意志,只尋求短暫的享受算了。

在某方面來說,「意義療法」是一種生命哲學。依據「弗蘭克」的理論,有三個基本信念:

一、意志的自由(The freedom of will):人可以超越生理及社會的限制,進入精神層面上的自由。

二、尋找意義的意志(The will to meaning):若能如此,即使在屢遭失敗後,仍然可以堅持生存下去,而且生活得更加充實。

三、生命的意義(The meaning of life):這雖然會因人及因時間不同而有分別,但是最重要是明白那時刻的人生的具體意義。

確實是這樣,「意義療法」對在天災人禍經歷創傷的人十分有幫助,包括患上複雜的「創傷後壓力症」的病患者。

聖經對人生的意義有很深入的剖析,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22至31節有很好的提示:「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也不要為身體憂慮穿甚麼。因為生命比食物更重要,身體也比衣服更重要。』(22至23節)、「你們中間誰能用憂慮使自己的壽命延長一刻呢?」(25節)、「你們不要追求吃甚麼,喝甚麼,也不要憂慮,因為這一切都是世上外族人熱切追求的。你們的父本來就知道你們需要這些東西。你們卻要尋求他的王國,這些東西就都會加給你們。」(29至31節)

麥基恩醫生

集中營的精神創傷

在戰爭期間逃亡的人抵達收容國時,通常被安排入住「難民營」。假若有人在原居地逃走失敗而被捉拿,大多數會被放進「拘留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的「大屠殺」(holocaust)事件中,這些營地更是臭名遠播的「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s)。因為營中設有毒氣室,內裡進行人體實驗及系統化的種族滅絕行動。

無論是「難民營」或「集中營」,在裡面居住的人很多時經歷不少創傷。他們有些人在逃亡前已經遭受戰爭帶來的傷痛,親眼目睹或經歷過生死存亡的一剎那。他們在逃亡時通常並不十分順利,歷盡艱辛及飢寒交迫才抵達安全地區,而且很多時與至親的家人失散或訣別。

不過也有不少人在這些營地生活時,才出現精神病徵。即使在設施較為齊備的難民營,因為沒有安全的住所或能夠養生的工作,又要適應新的文化及語言,出現相當大的精神壓力。事實上,有些難民營真是不安全,出現黨派之爭及恃強凌弱的暴力事件。例如逃難到香港的越南難民,在營中也出現過小規模「南北戰爭」,發生導致死亡的事件。

至於在「拘留營」生活的人,情況會更惡劣,會被人視為囚犯般看待。除了膳食差劣之外,勞改被強迫做苦工,更是不在話下;而侮辱及虐待的情況也不斷發生;女性及老弱傷殘人士更是苦不堪言。

很多研究指出,被困居住在這些營裡的人,有不少人患上各種精神障礙。Fazel 等人綜合了20個調查,發現在6,700多位成年難民中,有9%的人被診斷患上「創傷後壓力症」(PTSD)、5%的人患上憂鬱症,其發病率比收容地的居民高出十倍(見2005年《刺針》期刊)。除了成年人出現這些精神障礙,營中一起生活的兒童也有很高的發病率。據一份逃亡到德國難民營的敘利亞兒童分析顯示,約有三至四份一人出現PTSD(見Soykoek等人,2017年《刺針》期刊)。

聖經中有一個人經歷了很多次長期囚禁,他就是保羅(見使徒行傳)。根據Reggie Kidd博士的教導,保羅體驗了三個重要的意義:

一、苦難的存在:保羅早知道會被囚禁,甚至會被處死(第二十章22至25節、第二十一章13節),但是為了宣教,他甘願面對。

二、苦難的意義:保羅明白上主的計劃,是要藉著他的艱辛經歷去成就傳揚福音的目標;甚至使他可以向猶太的統治者(第二十三章1至10節)及在外邦法庭(第二十四章14至26節)作見證。

三、苦難的祝福:保羅宣教的苦難旅程導致福音傳遍地中海一帶(第十九至第二十八章),而且他在被監禁期間,寫了最少四卷書信,教導當代教會,更流傳至今,影響深遠。

因為有這些生命的意義,保羅曾經有機會安全逃離監獄,但是他卻沒有這樣做;結果感動了獄卒及其家人信主(第十六章26至33節)。

麥基恩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