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與「職業燒盡」

「燒盡」(burnout),又稱「耗盡」,原本是指一支蠟燭燃燒到最後,然後熄滅,但心理專家借用這詞來形容一個人由於各種原因,過勞而失去效率甚至功能。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所說,「職業燒盡」就是因慢性的壓力導致工作出現負面感覺、效率減低的精神怠倦現象。除了感覺疲勞以外,也會出現空虛無助感覺,身體不適及心力交瘁等症狀。

在COVID-19疫情爆發及持續不斷的時候,很多人也出現了這種「燒盡」情況,特別是前線醫療工作人員。在疫情早期,大家都沒有足夠準備,突如其來的大量感染病人,令醫療系統支持不住。很多醫護人員要冒着被感染的生命危險,又沒有足夠的防疫保護,更沒有特別成功醫治方法,精神壓力因此大增。再加上人手不足,往往要加班工作,甚至抽調其他部門(未有足夠傳染疾病醫治訓練)的同事前往高危病房工作,因此出現了「職業耗盡」。幸好由於大家有共同目標,要互相支持及專注對付疫情,因此也提升了抵禦壓力的能力,減少了「燒盡」的發生率及嚴重性。

不過,隨著疫情持續揮之不去,加上沒有心理準備的突然爆發新的「疫波」及變種病毒,使醫療人員有點感覺氣餒。意大利有一個研究,發現醫護人員除了個人抵受壓力本能外,疫情出現的諸多「不肯定」性也是導致「燒盡」的重要因素(Di Trani 等人2016年4月16日《Front. Psychol.》期刊)。還有,不少人不理會專業意見,不肯接受疫苗注射或社交隔離,因而感染病毒需入院治療。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增加了醫療服務負擔,容易令醫護人員無奈及憤慨。

為要應付這種漫長疫情及預防「燒盡」現象,除了有足夠防疫保護之外,管理階層應該留意員工的工作與生活均衡性。在目前的「新常態」(New Normal)生活裡,工作安排應該有足夠彈性,例如按需要訂下工作時間及人手分配。另外,在工作間也應該有足夠休息地方及鬆弛精神的設施,包括一些運動器材、娛樂活動及心靈默想空間。至於員工的家庭也應有所顧及,讓他們能夠保持足夠的實體或網上相處時間。對於感覺有精神壓力的人,更需要有專業人員給予輔導及治療,務求把「職業耗盡」發生可能性降低。

聖經馬可福音6章30-32節,記載耶穌的門徒工作完畢,「使徒們回來聚集在耶穌跟前,把他們所作和所教導的一切都報告給他聽。耶穌對他們說:『來,你們自己到曠野去休息一下。』因為來往的人多,他們甚至沒有時間吃飯。他們就悄悄地上了船,到曠野去了。」對於已經感覺很大壓力的人,耶穌說:「你們所有勞苦擔重擔的人哪,到我這裡來吧!我必使你們得安息。」〈馬太福音11﹕28〉

COVID-19與創傷後遺症

在經歷過生命威脅、嚴重受傷、性暴力及其他人生巨變之後,心理創傷是很容易發生。其中部分特別脆弱的人士,更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綜合症」(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這是一種相當嚴重的精神障礙,若不適當及時處理,病情會持續下去並影響生活及社會功能。其主要病徵包括以下:

(一)侵入性(停不了)的創傷回憶,及與事件有關的惡夢。

(二)積極逃避對於與創傷事件有關的事物,例如不敢出現在事發現場或附近地區。

(三)過度警覺性,導致睡眠不安及生活緊張。

(四)負面情緒,包括內疚、羞愧及憤怒等,並失去了自己喜歡的活動興趣。

在COVID-19疫情之中,不少人的心理受到各種因素而感覺受創,特別是不幸患上了疫症的病人及其親屬,面對死亡的威脅,感受的壓力特別嚴重。根據意大利2020年4月的一個研究,381名曾出現在急症室的COVID-19染病者,在其康復後的健康檢查中,發現有30.2%康復中的病人出現PTSD,比美國911恐怖襲擊後的20%更多。在這研究中,女性病人、患精神病史、發病時出現譫妄或激動病徵的人,乃高危人士。此外,這批PTSD病人,很多時都感覺康復後有持續的健康問題。詳情可見Delfina Janiri 等人(2021年2月18日)《美國醫學學會期刊-精神科》。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前線醫護人員十分容易出現PTSD症狀。根據Y X Wang 等人2020年二月至三月間,向中國湖北省(包括武漢市)對接觸過COVID-19的211名願意接受訪問的護士的一個調查(見2020年6月26日《Medicine (Baltimore)》期刊),發現有16.83%出現有關PTSD症狀,特別是逃避的病徵。此外,女性及在工作不得滿足乃明顯有關因素。至於在兒童及青少年方面的研究實在不多。根據「沙地阿拉伯」的一個研究(Mohamed Sayed 等人2021年8月4日《PLOS ONE》期刊),在隔離政策開始兩個月後的橫切面網上透過社交媒體的普查,在537名青少年當中(男女各半),出現輕微或潛在PTSD症狀的人達到40.4%(27.4及13.0% )。

由此可見,在COVID-19爆發後,不少人出現了各類型的精神障礙,包括較嚴重的PTSD。若不及時處理(包括預防及治療),日後將帶來精神醫療服務的嚴重負擔,影響了個人、家庭甚至整個社會的功能。

聖經提及一個經歷重大創傷的人,就是「大衞王」。他年輕時曾經被當時的「掃羅王」所追殺,作王之後又因兒子「押沙龍」叛亂要逃亡。在他寫的詩篇中,顯露出了驚慌、害怕及無助感覺:「我因悲歎而疲憊,我夜夜流淚,把床漂起,把床榻浸透。我因愁煩眼目昏花,因眾多的仇敵視力衰退。」〈詩篇6﹕6-7〉他甚至埋怨上主不理會他﹕「我的 神!我的 神!你為甚麼離棄我?為甚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呻吟的話呢?我的 神啊!我日間呼求,你不應允;在晚上我還是不停止。」〈詩篇22﹕1-2〉幸而他對上主非常有信心〈詩篇13、30、63、71、121篇),藉著祂得到安慰及勇氣,終於化險為夷,成就國家大事。

麥基恩醫生

COVID-19—溫水煮蛙綜合症

溫水煮蛙推與病毒共存

特區政府4項原本的防疫措施在不驚動立法會下被取消,顯示港府把「與病毒共存」做成「米已成炊」的既成事實, 香港市民都無奈地只能默默忍受,而且漸漸變得麻木,在「天天講」的催眠下,百姓已不知不覺地被「溫水煮蛙」而半推半就、迷迷糊糊、習以為常地「與病毒共存」。

資料來源:

https://orientaldaily.on.cc/content/要聞港聞/odn-20220316-0316_00184_008/不平則鳴:溫水煮蛙推與病毒共存

*** 麥基恩醫生回應 ***

COVID-19—溫水煮蛙綜合症

2007-2009年美國「雷曼兄弟」事件導致全球經濟出現信貸危機,不少人都歸咎於美國之房屋泡沫爆破。而在早前,美國經濟已出現了負面因素及危機跡象,只是大部分人卻不以為然,直至股票「斷崖式」下滑才恍然大悟。對於這個社會現象,有心理學家用「溫水煮蛙綜合症」(Boiling frog syndrome) 來作了一些解釋。

「溫水煮蛙」是一個傳說故事,就是把一隻青蛙放進一鍋熱水裡,它會奮力跳出來逃生;但假若放進一鍋冷水中,然後慢慢把水加熱,直至沸點,青蛙便會在不知不覺之中被煮熟。原因何在?因為當冷水漸漸加熱時,青蛙會嘗試去適應,甚至相信水溫也會變回正常。但是,當水溫升至不能忍受熱度時,青蛙再沒有能力跳出熱鍋,最後慘被煮熟。

雖然這個說法並不符合科學實證,青蛙一般在水溫相當熱的時候便會跳離熱鍋,除非沒有逃生之路,但這故事確實指出很多反思之處,就是當我們在舒適環境(溫水)中習以為常,對漸漸惡劣起來的環境全不察覺,亦毫無戒心,直接危機(滾水)爆發才恍然大悟,那時已是為時已晚,覆水難收了!

心理學家亦有一些認知上的理論,來解釋這種「後知後覺」的情況:

(1)滑坡謬誤(slippery slope):由於事實不一定按照線性推論漸進式發展,因而出現錯誤估計,沒有考慮大變化的可能。

(2)葡蔔正常(Creeping normality):漸漸改變會被視為正常,駱駝漸漸霸佔主人的帳幕之故事便是最佳例子。

(3)連鎖悖論(Sorites paradox): 因模糊的預測而產生意外的結果。假若把一堆沙的沙粒逐粒逐粒拿走,似乎沒甚麼影響,但不斷重複之下,沙堆最終會在某關鍵時刻消失。

這比喻亦可應用在其他社會現象,例如最近有人藉此形容新冠病毒變種株Omicron的疫情爆發情況。當患病人數以個位數出現時,政府以為可用一般方式應付,無需嚴厲收緊防控措施,但Omicron病毒傳播迅速,短時間內的染疫人數以幾何式的倍數上升,全城的疫情爆發至不可收拾,導致大量人命傷亡之時,政府及防疫人員便後悔莫及了。

聖經也有類似溫水煮蛙的教訓,就是提醒信徒,務必小心世界各種的引誘會在不知不覺之間把純潔的心靈擄掠。在新約約翰一書2章15-16節:「不要愛世界和世上的東西。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原來世上的一切,就是肉體的私慾,眼目的私慾和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出於父,而是從世界來的。」

麥基恩醫生

網絡新聞圖片

COVID-19與宗教信仰

歷史證明,在危機時期,有很多人會轉向宗教以尋求指引及心靈方面的慰藉。同樣,在新冠病毒爆發期間,有不少研究發現類似的情況,例如Jeanet Bentzen (2020)發表研究,分析了95個國家的人用「谷歌」搜尋有關祈禱的數目,達致最高紀錄,而這種數字增加是不論收入、安全感或公平感有沒有差異。作者認為,世界人口除了在那10%最沒有宗教薰陶的國家外,都超過一半曾經祈求病毒疫情結束。這增加數目的原因,並不是疫情導致教堂不能聚會的代替品,而是真的有對宗教渴求。Alexander Paul Isiko (2020)分析了非洲烏干達的三個主要宗教:基督教、回教及非洲傳統信仰,證實疫症爆發挑戰科學及人類智慧,因而是思考「超然生命」(transcendent life)的機會。由於感覺驚恐、害怕,以及疫情帶來的不肯定性,人類會走近宗教,對不能理解的問題尋找屬靈答案。此外,信仰可以給予盼望與信心,令人安心面對疫情,是科學家及政治家不能提供的。研究更發現,宗教概念可以輔助科學更有效去應對疫情帶來的社會挑戰。Steyn及Wepener(2020)發覺,「荷蘭改革宗」教會的傳道人,鼓勵信徒用信心及分辨能力,去體會神聖上主是安慰及盼望。他們會經常在講道中用以下的字句:「上主在附近出現、祂大有能力、祂勝過死亡、祂創造及給予生命氣息、祂的愛大過死亡、祂是管控一切。」但雖然如此,仍然有不少信徒因自己或至親不幸染上疫症,懷疑上主的慈愛,放棄了信仰。當然,因疫情的社交隔離政策,不少教徒不能參與聚會,漸漸與教會疏離了,即使隔離措施放寬後也再不在參加教會活動。在西方國家,教友人數早已不斷減少,COVID-19令這種趨勢在主流教會中更加明顯及惡化。根據《教會的狀況2020》資料,美國在今次疫情下,離開教會的基督徒高達32%(見barna.com/research/ 2020年7月8日)。

但另一方面,宗教活動往往也是COVID-19傳播的媒介,正如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是早期韓國疫情爆發的源頭,因有教友從中國武漢地區回到南韓,在短短五日內由一人感染至300人。此外,在荷蘭的傳統「聖經地區」(Bible belt),患有COVID-19而需要入院的人數,統計上明顯超過其他地區(Vermeer 及Kregting 2020)。由此可見,宗教與人類行為息息相關,特別是在危機(包括瘟疫)爆發的以後。信仰帶來心境安慰,間接也可以幫助身體健康一些。但在疫情期間,宗教活動不能凌駕於防疫措施之上,否則會導致疫情失控,至終也會對教會帶來不便,影響傳教事工。

從神學角度而言,信仰確實可以帶來心裡平安,但卻不等於逢凶化吉、百毒不侵、不藥而癒。聖經新約腓立比書4章6-7節:「應當毫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帶着感恩的心,把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這樣, 神所賜超過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思意念。」

麥基恩醫生

COVID-19與腦退化症

新冠病毒除了襲擊呼吸系統以外,也侵蝕神經系統而引致腦炎及腦血栓問題。其實,COVID-19早期病徵包括失去味覺及嗅覺,皆與神經系統有關。此外,肺炎嚴重起來往往出現缺氧情況,腦部機能也會因此受不同程度的傷害,對本身已有腦退化的病人來說,影響更為嚴峻。況且患上腦退化的人,很多時也有其他身體毛病,特別是心肺及內分泌疾病等,免疫能力減弱,比普通人更難抵禦病毒傳染,假若不幸染病,住院機會及死亡率也會增加。Wang等人(2021 二月九日)在《Alzheimer’s & Dementia》期刊的研究報告,發現在2020年8月21日前,美國患有COVID-19的腦退化的成年病人之死亡率及住院機會為20.99%及59.26%。更由於不少嚴重腦退化的人乃居於院舍的長者,倚賴他人照顧,故一旦有人患上COVID-19,同院的其他人受感染機會非常高,患重病及死亡機會更加提高。

因此,患上腦退化的人士,屬於感染COVID-19的高危族群,需要優先照顧。但是,由於他們認知能力不足,很難清楚明白疫苗的重要性而同意注射,往往需要家人或其他主要照顧者代為同意。在一些疫情嚴重爆發的地方,強制接種可能也有需要。除了疫苗以外,其他預防措施也不可缺乏,包括親友的探訪及消毒步驟,也不能掉以輕心。然而,這些嚴謹的社交隔離措施,會影響他們與親友的接觸,故很容易產生孤單及憂鬱感覺,出現煩躁甚至不良行為,必須加以留意和以其他活動加以補足,有需要時,求助精神科專業醫治。

另外,他們的免疫系統可能比較脆弱,感染後的病徵可能並不明顯,例如很遲才有發熱病徵,或只有微弱的咳嗽等,因此需要頻密觀察其健康情況,有需要時,由醫護人員作出診斷。鑒於腦退化病人一般行動不便,而上門診症的醫護人手在疫情下嚴重不足,因此有電話錄影診症的必要性。

舊約聖經有一段經文描寫各種自然現象,很生動地象徵著年老退化:「日頭、光明、月亮、星宿變暗,雨後烏雲再現的時候。那時,看守房子的發抖,強壯的彎腰,推磨的稀少,都停了工,往窗外看的都昏暗了,當街的門口關閉,推磨的聲音微弱。雀鳥一叫,人就起來。唱歌的歌聲都低微。人怕高處,怕路上有驚嚇。杏樹開花,蚱蜢蹣跚而行,催情果失效。因為人歸他永遠的家,哭喪的在街上遊行。銀鍊斷掉,金碗破裂,瓶子在泉旁破碎,打水的輪子在井邊破爛。」〈傳道書12﹕2-6)

麥基恩醫生

把COVID-19轉為機遇

中國人「危機」兩個字,經常被引用為「化危為機」,相當有意思。COVID-19對全世界來說是一個危難,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倖免,因此帶來了很多巨大的改變。其中比較嚴重的害處,包括染病後龐大人數傷亡、商業停頓及僱員失業、學業停頓及醫療制度崩潰等等。不過,當中有些卻因疫情而有轉變成為一些機遇,讓社會更能抵禦壓力甚至有效持續地發展下去,其中比較重要的包括以下各方面:

(一)加速數據應用:一般人都不喜歡急劇轉變,就算有最新的科技發明,往往也要一段長時間才能適應。但今次新冠疫情急切地應用了資訊科技追蹤病情,及時減低傳播。此外,由於家居隔離,利用網上工作及教學,讓人對電子傳媒工具由生疏演變成純熟。

(二)科研突破傳統:研發一劑新藥或疫苗,以往需要多年的時間才能推出市場。但由於新冠病毒爆發,針對病毒的疫苗及治療藥物,竟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研發成功,得到管理當局批准特快應用,且確實有效(尚未證實有害)。相信日後有更多藥物,包括創新治療方法(例如mRNA),會更快出現。

(三)工作效率提升:COVID-19疫情控制了人民活動空間,卻證明了許多事情無需「面對面」解決,更沒必要「穿州過省和飛越海洋」去處理。很多商業活動可以跨越區域和時間來處理,更能省卻決策人員不少時間及公費。

(四)改良營運策略:為要適應疫情的措施,不少企業靈活地改變了運作,例如餐廳以外賣取代堂食、物流送貨取代了當面選購、家居娛樂代替外出享受,品牌質素及信譽比外表更吸引和更受顧客歡迎。

(五)、提升工作能力:為了適應轉變,傳統的工序及模式提早走向式微,迫使僱員作工作崗位調動、提升技巧及學習新技能,才能滿足客戶需要。但可惜的是,這種改變卻淘汰了不能緊貼的老弱傷殘僱員。

(六)人際關係改變:由於社交隔離被困在家中,家人相處時間相對增加,也有比較多時間可以與親友聯繫。若能以愛心互相支持,應該可以培養更佳的親子及夫妻關係。但長時間見面相對,難免會產生矛盾及爭執,若不及時處理,便會出現家庭破裂甚至家暴。

(七)關注心靈健康:嚴峻的疫情帶來了不少健康問題,病毒傳播力非常迅速,雖然恪守嚴謹防疫措施,也增強了環境衛生,但仍難有絕對「不受影響」的把握。反過來,由於疫情延續了一段長時間,令大家身心靈感覺疲累;加上染疫後生或死的危機不肯定性,令不少人開始追求心理及靈性需要,人生目標及生活態度因而有了徹底的改變。

危機出現,有時確是避無可避,與其消極忍受,不如積極面對,把危險化為機遇。在此情此境,正向的身心靈健康態度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新約聖經羅馬書8章28節:「我們知道,為了愛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照的人的益處,萬事都一同效力。」

在這危機時刻,值得深思﹕著名的「寧靜禱文」(Serenity prayer)。這禱文是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所作,其中有不同的中文譯本,以下是台灣認知神經科學教授「洪蘭」所翻譯的:「親愛的上帝,請賜給我雅量從容的接受不可改變的事,賜給我勇氣去改變應該改變的事,並賜給我智慧去分辨甚麼是可以改變的,甚麼事不可以改變的。」

麥基恩醫生

COVID-19下的「學習性健康」

在疫情的肆虐及嚴厲隔離政策影響下,很多人感覺無奈、苦悶及情緒低落。正向心理學大師「賽里格曼」(Martin Seligman)提出一個專有名詞「學習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是指一個人,經過多次嘗試克服壓力而沒有結果後,停止再逃避刺激,並無助及無奈地接受現實的心理反應,而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憂鬱症。在COVID-19疫情之中,確實有不少人出現了這種現象。

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在疫情下非常積極,適應得很好。有分析指,他們與親友在COVID-19侵襲之時,與家人更加團結起來,亦和親友更多聯繫,超越了實質時空的限制;他們的待人心態也會愈趨正面,對人更加仁慈及處事存感謝的心,非常正向。在工作上,雖有社交距離或在家居工作,但他們似乎更能體會工作的意向,體諒同事的需要及鼓勵大家一起作決定。根據美國研究韌力的專家Amit Sood 醫生,在McKinsey & Co. 2021年12月7日的一次訪問,他認為培養出這種韌力是「學習性健康」(learned healthiness)的過程,而這種心態,可以預防COVID-19帶來的不良影響,能令一個人不但能夠抵受疫情帶來的壓力,也可以減少燒盡的機會;並且在疫情過後,會鍛煉得更為健康及強壯,更有快樂的感覺。不過,他也建議僱主應該推行一些方法,來幫助僱員提升這種正面心理,包括給他們更多的支援,例如多些自由時間,及提供照顧子女的服務、保險及心理輔導等。

新約聖經的「保羅」,他一生遭遇了很多嚴峻的壓力,但他靠著上主能夠變得更為剛強:「因此,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艱難、迫害、困苦為喜樂,因為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哥林多後書12﹕10〉

註:韌力(resilience)或稱「心理彈性」,是指一個人在遭遇困境或情感上遇到壓力時,能保持冷靜,並以積極態度應對危機,終於成功擺脫煩惱的正面心理,回復到逆境前的健康狀態。

麥基恩醫生

COVID-19與Z世代

「Z世代」(Generation Zers)在目前是指中學生以上的青年人,包括大專同學及初級的專業人士。在COVID-19疫情期間,美國著名的McKinsey & Co. 之一連串的調查訪問(Eric Cole 等人2022年一月14日)發現,這「Z世代」的人比起其他世代,前景最不樂觀,並在情緒及社交上有較低的良好感覺,例如有四份一人感覺情緒不安,比「X世代」的人高出一倍,更比「50年代」出生的人高三倍。此外,又發現在2019-2020年間,這世代的人,在思想、計劃及嘗試自殺方面,也比其他世代高出兩至三倍!在這「Z世代」的人中,超過一半有兩個或以上的社會需要,包括收入、工作、教育、食物、房屋、交通、社會支援及安全等;這些需要與「行為健康」(特別是精神健康)有密切關係,即是需要愈大健康愈差。

另外,「Z世代」的年輕人還有一個嚴重問題,就是不願意尋求醫藥幫助,這也許與下列因素有關:尚在成長階段、與醫療系統本身缺乏關連、經濟上負擔不起,以及對精神疾病的標籤擔憂。他們認為很難控制自己的生命,故比較不注重個人健康;倘若真的出現身心問題,他們主要在社交媒體上尋求幫助,必要時才到急症室求醫;或許在這些情況下接受治療,他們對服務的滿意程度也大大減少了。難怪美國醫療總監Vivek Murthy在2021年12月7日發出了一個聲明,要關注因COVID-19疫情激起的「青年精神健康危機」。

為了幫助這一族的未來社會棟樑,Cole 等人提議以下六點:

(一) 增強掃碼及遙距健康服務;

(二) 強化社區對行為健康危機的反應;

(三) 在「Z世代」的生活、工作或學校環境下,滿足他們的社會需要;

(四) 推介精神健康教育;

(五) 投資與身體健康相同的資源於行為健康方面;

(六) 支援全人健康(包括行為、生理及社交)之發展。

聖經對青年人相當看重,因他們是未來社會的支柱:「願我們的兒子,在幼年時都像旺盛的樹木;願我們的女兒如同殿四角的柱子,為建造殿而鑿成的。」〈詩篇144﹕12〉

麥基恩醫生

重性精神病患者與疫苗接種

一直以來,患有重性精神病的人,相比精神健康的人壽命較短,甚至有15至20年之差。原因很多,包括其他身體共病、缺乏經濟支持、濫用煙酒藥物、生活規律不正常等等。社會對他們的歧視及政府對這類病人提供的服務,往往也影響他們求醫心態及得不得到最佳醫治。自從COVID-19爆發以後,不少研究指出因疫症而死亡的人之中,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比率差不多佔最高的(見《刺針醫學期刊》2021年7月)。其中原因相當複雜,包括他們對這疫情認識不深,對疫苗注射無知或有偏見,不懂得爭取自己個人權益,或未夠認知能力同意接種等等。

可惜,很多國家在實施疫苗接種時期,沒有把重症精神病患者放在優先接種行列。有些國家,如印度認為所有18歲以上的人皆可接種,故無需有優先與否。但根據到印度的「心理健康法律與政策中心」主管Soumitra Pathare 醫生所說,由於疫苗供求失衡,重性精神病患者雖然有同等條件,但在競爭注射中大多會失敗。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早前更認為,重症精神病患者無需接受疫苗注射,幸而當地的精神專科醫生及學者提出反對,終於把這措施改變過來。在美國紐約州,更是全國最早批准疫苗注射的州份,也把重症精神病患者放在優先考慮,但只限於住院的病人。至於那些在家中康復,及無家可歸的流浪精神病人,仍然是被忽略了,但這些身處社區當中的病人,一般對實行家居衞生及個人防疫措施比較模糊,一旦染病更容易把疫情傳開。故有認為不優先考慮從政精神病患者的防疫需要,可能是一種歧視行為。當然社會有其他應該考慮優先注重的群組,例如醫護人員及在院舍中的長者其照顧人員。

至於在疫苗充足或有剩餘的國家,應該把精神病患者放在優先鼓勵及服務名單當中。除了公眾教育以外,也應透過精神病專科的醫護人員,鼓勵及協助重性精神病患者盡早接受注射。那些服務精神病病人的組織及志願團體,也應加入教育病人與家人有關疫苗注射的知識及安全性。

聖經有很多地方提及要照顧有特別需要及邊緣人士。「他為孤兒寡婦伸張正義,又把衣食給寄居的人。」〈申命記10﹕18〉「他必為民間的困苦人申冤,拯救貧窮人,粉碎那欺壓人的。」〈詩篇72﹕4〉耶穌更引用著名的舊約經文,作為他的《拿撒勒宣言》:「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膏我去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4﹕18-19〉

COVID-19與社交死亡

社交死亡(Social Death)是指一個人被社會忽略、被完全孤立或隔離的現象,這名詞曾被社會學家Orlando Patterson及Zygmunt Bauman來形容種族屠殺及奴隸時代的社會情況。歷史上,政府除了對犯罪的人囚禁以外,也確實對某一些族群實施隔離政策,包括種族隔離、疾病隔離等等。在種族問題方面,最著名的乃是德國的納粹屠殺及南非的隔離政策;而在健康問題上,傳統最著名的乃是對慢性長期病患者(特別是精神病人及腦退化的長者)進行長期隔離。由於這樣,一切與外間親友的接觸被切斷了,與死去的人不能和其他人再有關係相似,因而稱為「社交死亡」。根據社會心理學家的分析,這種情況,由三種因素產生:

(一) 失去社交身份:即是在社會裡沒有任何角色扮演;

(二) 失去社交連繫:沒有與任何人建立有意義的社會關係;

(三) 囚禁下的困難:包括失去私隱、生命價值、照顧自己能力、甚至決定權。

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政府也實施了各類的衞生防疫隔離。雖然動機良好及有效預防疫情擴散,但部分被隔離的人也確實產生了「社交死亡」的心理問題。這情況出現在疫情特別嚴峻的地方,而長者更是最容易成為「社交死亡」的一群。另外,在美國的分析,窮人及有色人種也是脆弱群體。這些人常因社交隔離與家人減少甚至不能聯絡;即使患病在醫院治療,家人亦不能親自來到病床前慰問及照顧;假若不幸病重垂危,也未必能及時見到家人最後一面,相當遺憾。而病情較輕而無需住院的,亦容易被周邊的人疏遠,恐怕被感染的心態之下,更視他們為怪物,像昔日對麻瘋病人一般避之則吉。根據英國社會工作講師Jana Kralova 2021年8月6日之分析,在COVID-19死亡的人中,部分不單是因病毒的緣故,亦可能受「社交死亡」之因素有關,故此,照顧者對這現象不能忽視。

舊約聖經記載先知「以利亞」因為王后追殺他,單身一人逃走至「別是巴」之曠野。雖然性命得到安全,但在曠野與世隔絕,又飢寒交迫,非常孤單無助,甚至向上主求死,這算得上是患有「社交死亡」心態。幸而上主給他水和炭火烤的餅,並帶領他走出曠野。

麥基恩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