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洗手與潔癖

當今新冠肺炎全球肆虐,不知何時大家的生活可以回歸正常。除了保持社交距離和帶口罩外,防疫的重要方法是勤洗手。有一些人因為自己年紀不輕,又有一些長期病患,特別害怕不幸「中招」,所以常常洗手,但洗極都不放心,亦會擔心不自覺地染上了「潔癖」。

潔癖是「強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的一種比較常見的發病表徵,患者因為過度的怕污糟,以至不停地、沒有需要地清潔雙手,雖然仍能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已超出一般人的程度(洗手的次數、時間和範圍),但「唔洗唔安樂」、「洗咗又覺得自已好過分」。與其在這裡列出枯燥難明的「強迫症」醫學標準,不如和大家分享幾個較嚴重的案例,讀者可能更好掌握。

多年前見過一位剛過四十的女士,她隱晦地表達自己年青時曾做過一些「不正當」的職業(我相信她曾是性工作者),工作完結後她都要仔細徹底地清潔自己的身體,久而久之,她的清潔程序(compulsive cleaning ritual) 每次要用上近六小時!我好奇地請她說明怎可能洗澡六小時?她委屈地解釋:「每次入洗手間都覺得地方很污糟,所以用兩小時仔細清潔地方,才開始洗澡,不過洗完澡的地方便有水漬和新污跡,所以又要花近兩小時完全清洗整個洗手間。」一般香港人的家居只得一個洗手間,她的行為明顯會為家人帶來不便。更不幸的是,當年家人以為她是「著了魔」,曾於某次她在洗澡期間,把一串燃焼中的炮竹投入洗手間,希望可以「嚇走啲污糟野」。這個行動帶來了反效果,病人的不安全感更強,而強迫行為也變得更極端!

也有一位因為戶外工作而曬得黑實又有線條的男士,他的問題是極度害怕被污染(被整污糟,fear of contamination),尤其是塵土飛揚的情況,他非理性的想法是怕有些白色的灰塵(其實對他來說是「骨灰、死人野。」)會附在身上。因此,他已不能繼續本來的工作,而每次覆診時他都會把雙手放在胸前,減少接觸任何在診症室內的物品,亦要仔細「目測」椅子是否一塵不染才會坐下來。有好幾次因為時間緊迫,整個覆診過程他都只是站著和我交談。

另外,常見的強迫症表徴是重複又重複的檢查(compulsive checking),例如往返多次確定門窗是否關好,一般人出門時檢查多一次便會完全放心,但患者會檢查許多次仍未能絕對的肯定,遲遲未能出門,時間大失預算。有一個病人是在銀行做前缐工作,經常要數㸃客戶的提款是否正確。數兩次甚至三次仍算是合理和謹慎的,但數上超過十次便會遭所有客人投訴了。

強迫症不是最普遍的焦慮症,但若不幸患上了,便會引起很多對自己和他人的困擾,需要及早面對和尋求專業協助。「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自己的平安賜給你們;我給你們的,不像世界所給的。你們心裡不要難過,也不要恐懼。」〈約翰福音14﹕27〉

鄺保強醫生

全球精神健康科技研究與COVID-19

2020年5月13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發表政策簡介,認為疫情危機已經嚴重影響了很多社會的心理健康及福利,故要成為優先緊急的應對政策。他建議三樣迫切行動:(一)提升、保護及照顧整個社會的心理健康;(二)確保對緊急心理健康及社會心理問題有廣泛的支援;(三)協助精神健康服務從COVID-19中恢復過來。

但對於長期缺乏資源又被政客忽視的精神健康服務,對於中等及低收入國家來說,上述說得堂皇的聲明似乎毫不實際。為此,美國國立精神健康研究所,成立了一個科研樞紐(Hubs),鼓勵各類專才利用創意及科技,為這些中低收入國家的精神健康服務提供支援。根據Atif Rahman 等人的報告(見《刺針、精神科》2020年10月),目前已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一) 創意方面

(1) 在巴基斯坦,培訓過的教師,利用一個特別設計(chatbox),在網上與學生聊天,去發現及處理中小學生的情緒及行為問題。

(2) 在烏干達,家長與社區衛生員一起受訓,使家庭能提供一個安全溝通的機會,去幫助(干預)製造麻煩行為的兒童。

(3) 在塞拉利昂,為那些因內戰受影響的青年人,心理服務人員藉認知、行為及人際關係的治療方法,去協助他們在當地創業。

(4) 在印度,透過受訓的社區健康工作人員,在學生及農夫等高危群體中,找出有自殺危險的人,並及時轉介治療。

(5) 在泰國,以社區為本的管理人員,受訓後去幫助因退化症而產生的心理及行為問題之年長人士。

(二) 科技方面

(1) 在印度,利用數字技術,培訓社區衛生人員,為一個缺乏資源的地區之憂鬱人士,提供六至八節的簡單實證心理治療。

(2) 在哥倫比亞,利用電腦程式,為憂鬱及酗酒的人,作出臨床評估及治療指引,並透過數字科技提升他們身體及行為改變。

(3) 在莫桑比克,利用一個簡單電子心理健康設施,協助社區衛生人員、基礎治療提供者,及精神健康專家去準確診斷精神病患;並透過連繫電子醫療記錄,提供標準實證的治療方法。

在COVID-19期間,這科研樞紐更特別發展一些有關程序,例如:(1)在巴基斯坦,發展了老師培訓的課程,去協助那些因疫情而出現焦慮的學童。(2)在哥倫比亞,科技使有需要的精神病人,能夠方便及迅速得到服務。(3)莫桑比克衛生局藉著科技,使整個精神健康服務治療標準提升了。(4)在印度,對COVID-19產生的自殺及精神問題完成專業指引。(5)在馬拉維,社區診所因為疫情不能面對面治療病人,故運用一個簡短電話程序,去方便評估病人自殺危險。

科技確實能夠使人類有更好的健康及福利,不單對中低收入的國家,甚至發達的地方也有好處,例如在發達的國家,對因各樣原因抵步的難民或新移民,可以及早了解他們的精神健康及心理需要,從而提供合宜的服務及支援。

其實,這種服侍別人的工作,對自己也有益處,對精神疾病的了解及研究也提供了很好的資料。聖經新約使徒行傳20章35節,保羅對以弗所的長老說:「我凡事以身作則,你們必須照樣辛勞,扶助軟弱的人,並且紀念主耶穌的話:『施比受更為有福。』」

麥基恩醫生

COVID-19與預防精神疾病

2020年1月世界衞生組織正式宣佈新冠病毒肺炎大爆發,將會影響全球人口。由於這世紀疫症令各地人民感受不同程度的壓力,因此世衞更出了一個特別指引,針對某些類別人士。現簡介如下:

(一) 一般市民

(1) 不要把COVID-19歸咎於任何國家或民族,並要對當地病患者有同情心,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做錯地方。不要給他們加上侮辱的名稱。

(2) 不要收看會令你焦慮或感受壓力的有關疫情新聞,但卻要留意有助你保護自己及家人的知識(但要來源可靠),且要定時更新。

(3) 保護自己及互相支持,助人者自助也。有機會介紹多些有關疫症康復者的正面形象及故事。

(二) 醫護人員

(1) 疫情中感受壓力是正常的,但應會隨時間消失。歷經壓力非等同不能勝任工作,但同時間要保持身體及精神健康。

(2) 在工作及休息期間,要保重身體及留意飲食休息,並要與家人朋友保持接觸,或可透過社交媒體而不需要面對面;避免煙酒及其他藥物,因長遠會影響健康;個人以往應付壓力的方法應該仍然有效。

(3) 對於殘疾人士,要用他們明白的方式(不限於文字)分享有關訊息。

(三) 對於醫療隊領袖

(1) 保護你的同僚避免長時間壓力,讓他們輪流作高壓及低壓的工作,讓新人與有經驗的一起。注意外展時不要單獨工作。保持良好及準確消息傳遞。

(2) 讓下屬明白有需要時可以尋求精神及心理支援,自己可給其他同事一個抵消壓力的模範。

(3) 團隊裡的各種工作人員,例如護士、救護車司機、志願工作人員等,認識心理急救知識,以致能給予需要人士基本緊急救助。

(四) 獨居人士

(1) 保持社區網絡,若不能外出也要經其他社交媒體去聯絡其他人;盡量保持個人每天習慣了的活動。

(2) 留意自己的需要及感受,參與自己享受及輕鬆的活動,經常做運動,保持睡眠及飲食良好習慣,但在有需要時要接受專家幫助。

(3) 小心防避有關使人焦慮的疫情流言,但卻要從可靠來源得到最新消息及實用資料。

世衞還有一些給予照顧兒童或長者的人之指引,但不在此敘述。結論是,在疫情中實在需要所有人,各自在不同崗位積極參與及配合,盡自己的任務,正如聖經教導信徒在教會中互相配搭。在新約以弗所書4章26節:「全身靠著他,藉著每一個關節的支持,照著每部分的功用,配合聯繫起來,使身體漸漸長大,在愛中建立自己。」

麥基恩醫生

COVID-19與道德創傷

道德創傷(moral injury)是指一個人,因為遇到一些特別情況,產生情緒不安,特別是感覺憤怒、被出賣,及道德(或良知)上迷失了方向。這觀念最早出現在哲學家Henry Jameson 1984年的一本書,描寫護士在工作中,明知應該作甚麼正確的事,但鑒於醫療設備限制而無能為力,因而出現了一種道德壓力(moral distress)。其後精神科醫生Jonathan Shay等人發現很多傷兵病人,因上司的錯誤領導,以致出現不公平後果而感覺受挫,於是用了「道德創傷」這個名詞,並羅列了三個成份:

(一) 是道德上被出賣了;

(二) 是合法的權威所導致的;

(三) 是在一種高風險情況下發生。

其後,有很多戰爭歸來的士兵,也發生類似的情況。他們主要是心存憤恨、羞恥及內疚,但沒有經歷創傷後壓力症的生命威脅或恐懼感覺。其主要原因是人類本身並沒有互相殺害的傾向,但在戰爭期間他們遇到不少殘酷的情景,包括要殺害或虐待敵人,以致良知受到衝擊。

除了軍隊以外,其他專業團隊(特別是服務救援人士 )也有類似的道德創傷。因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發,醫護人員出現這種心態也明顯増加,特別是疫情早期防備不足,自我防護物品,例如保護衣、口罩缺乏時候,以致在救急扶危時候,自己也有被感染的危險。此外因人手不足而所運用的救治方式,跟課本所要求或自己的期望有很大的差距,於是產生認知的矛盾,例如:在資源缺乏下,先保護自己還是病人?我是否一個好醫護人員?我應否抗拒上級的要求作次等的服務?我可否作逃兵,迫使管理層作出改變?

由於上述的道德困擾(受傷),不少醫護人員出現抗疫疲勞現象,工作效率下降,情緒容易波動,影響家庭及人際關係,甚至出現身體及精神病徵。有研究指出,這種職業上的道德創傷,日後與憂鬱、創傷後壓力綜合症、自殺有明顯關連(見Williamson 等人2018年《英國精神醫學期刊》212 期)。治療這種心靈創傷並不容易,而且有些傳統的心理治療方法並不合適,例如「暴露治療」(exposure therapy)可能更加深內疚與羞愧的感覺,尤其是當確實做了一些「刻意」(而非無意)的錯誤行動,故此治療應該集中在自我寬恕、接納及關懷,並在可能情況下作一些補救;心靈方面的照顧也有其重要性,但最好撇除任何對錯的審判。

新約聖經記載一個故事,在約翰福音8章3-11節,一個婦人在行淫時被捉到,她被帶到耶穌面前。依據摩西法律應該用石頭打死她,但耶穌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問大家﹕「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頭打她。」結果聽的人一個一個離開,剩下耶穌和這婦人。最後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麥基恩醫生

疫苗猶豫

早在今年一月,世衛已經留意到在不同國家可能出現「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意思是指雖然有效的新冠肺炎疫苗已經面世,但因為種種原因,很多人遲遲不去接種,使到疫情在世界各地仍然延續下去。世衛亦製作了一條短片,提醒醫護人員應以平和及開放的態度和病人和大眾溝通,找出對疫苗猶豫的主因,這個原因可以是很獨特和個人的,然後解開這些誤解,又要把科學數據,變為一般人可以消化的解釋。溝通往往不只一次的,希望大眾能終於明白和接受疫苗。

在香港,超過十個人在接受苗疫苗不久後死亡,雖然佔五十萬接種疫苗者的極少數,也和疫苗也未必有關係,但已使不少人對打疫苗卻步。在英國,有報告指接受牛律疫苗(阿斯利康)後,在一些較年輕的人出現「血管栓塞」,不幸亦有引致死亡的病例,一些國家甚至宣佈暫時停止為年輕人(五十歲以下)注射這疫苗。但同時亦有許多國家繼續接種牛津疫苗,甚至為疫苗供應不足而出現政治張力。其實,英國至今已有二千多萬人打了牛律疫苗,出現血管栓塞的比率是一百萬份之四。如果我們冷靜些看這個數字,便可推算到約有80人出現這個情況,但如果這二千多萬人沒有打針,結果在未來一年在沒有保護的情況下染病,將會有四十萬人死亡(以死亡率為百份之二計算),這不是危言聳聽,因為英國在去年年尾每天的新染病數目為五萬人,而印度最近在一天內便因新冠肺炎死了四千人!

大家都聽到不同的疫苗有不一樣的「防止感染」效率,加上不同的疫苗亦聽到有不同的反作用和危險性,所以很難作決定。這些混亂的信息,很大程度是因不同的疫苗在疫情不同階段、不同國家、在不同人接種上收集數據,得出的「防感染率」或有出入,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如果完成全兩次的接種,雖然個別人士仍可能染病,但得重病和死亡的情況就絕無僅有。最後這一點是考慮是否接種的重要參考資料。

幾年前,我剛從醫管局退休,在開始私人執業之前,有幾個月的空間,我和太太決定把握機會,到非洲肯尼亞觀看動物大遷徙和到南美秘魯的馬丘比丘的天空之城,但先決條件是要接受「黃熱病」(Yellow Fever) 疫苗,而以我當時的年紀,有較嚴重副作用的機會較高,達十萬份一,但由於我是極之希望能在這兩處旅行,便決定打針了。是否打疫苗,除了風險還得看「需要和責任」。和許多香港人一樣,過去一年多,我除了擔心受感染,更害怕自己在不知情下傳染給接觸過的老人家和長期病患者,他們因這病毒而死亡的機率遠高過百份之二。盼望大家都加上「社會責任」的因素來面對疫苗猶豫。「所以,你們行事為人要謹慎,不要像愚昧人,卻要像聰明人。」〈以弗所書5﹕15〉

鄺保強醫生

香港長期貧富懸殊

計除稅福利轉移後數值 羅致光:港堅尼系數升12位

香港長期貧富懸殊,社會關注顯示收入不均的堅尼系數,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在網誌表示,應採用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數值,是較為公平方式計算。學者認為這類技術性問題由學者討論尚有意思,但一般人無興趣了解箇中分別,指疫下市民生活更難,促推更多實質措施援助基層。

資料來源: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3027254/

*** 周永新教授回應 ***

對於貧富懸殊差距情況,大約10年前界定了貧窮線後,主要有兩個指標來量度,第一,根據市民收入由最低排列至最高,以數學方式來計算,數值由0至1,弧度愈接近1,代表收入分布最不平均,愈接近0就較為平均及理想。香港近10年來的堅尼系數大約是0.5並有向上升趨勢,雖然上升數值不算大,但一般而言,0.4為堅尼系數的警戒線,如超過則反映貧富差距出現問題。

除了這個計算方法,還有另一方法稱為「二次分配」。一般市民除個人收入外,還享有社會福利及社會服務,包括教育、醫療、房屋、津助等等,若經過「二次分配」來計算堅尼系數,所得的數值便會顯示收入分布較為平均。其實現時香港政府用於社會福利及服務的款項約佔整體支出70%,局長認為用「二次分配」方法計算是較為公平。

關心貧窮情況的人士一般都會參考以上兩種計算方法,最主要看趨勢有否上升,而現時第一次分配是0.537, 趨勢是慢慢上升,即香港人收入分布愈來愈不平均。若使用「二次分配」量度,數值則相對減少,即表示政府用在社會福利的款項,能夠實際幫助中下階層人士,尤其近期的長者生活津貼,可實質幫助到70萬的長者;而在教育方面亦由九年免費教育增加至十二年。

從政府的角度看,當然會著重第二個量度方法,但香港的實際情況確實仍是收入差距嚴重,例如一般大學生起薪點二十年來沒有增加,50%在職人士的收入中位數仍然是萬五至萬八,二十年來沒多大變化,超過50%的在職人士收入不到二萬,這些情況在疫情期間更趨嚴重,市民明顯感到收入減少,甚至被迫停工沒有收入。政府應多了解及體諒市民的實際需要,特別在職低收入人士/家庭及兒童貧窮的需要,現時每四個兒童有一個是生活在貧窮線下,政府應針對性地推出更多適時措施,以解燃眉之急。

網上新聞圖片

COVID-19與強迫症

精神障礙中的強迫症,其中的一項特徵就是過度緊張清潔,例如重複洗手及消毒物品。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間,清潔衛生卻是非常重要的預防措施,政府也鼓勵市民多洗手,消毒可能污染的物品,特別是貫通樓層的渠道。除了清潔方面,有強迫型性格或強迫症的人,也不斷尋找有關衛生健康防疫知識,而且對疫情的民生影響過分擔心,因而囤積各類應急物品,如過度收藏不會用或用不著、無價值的東西,也是強迫症的一種病徵;又不敢外出與人相遇,擔心被感染或感染他人,甚至認為快要死亡或世界末日!這是由於他們通常都高估疫情的危險性及染病機會,但卻低估自己適應的能力及自身的抵抗力。不過有這種心態的人確實比普通人受感染機會低一些,但可惜付出的代價確實太高。也有認為這種病的遺傳因素,可能是基於病者的祖先確實遭遇過大災難,靠著過分的小心而存活下來,但這理論目前相未曾有確定性證據。

因為這樣,本來是不正常的潔癖行為,在疫情期間可能被別人接納為正常小心謹慎的表現而已,故此,在這個時候斷定一個人有沒有強迫症並不容易。不過,若以病徵及功能一起來評估,或許會比較確定,因為精神障礙的一個條件,就是要明顯出現負面的日常社會功能性的影響,例如因不斷清潔及消毒家居用品,導致睡眠不足或影響家人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可能有些尚未發病的強迫症病人,就是因這疫情而變成病態性的強迫症了。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那些本已有相當強迫症狀的人,因這疫情變得更為嚴重及需要更進一步的治療。

有研究指出強迫症在疫情中的過分表現,其中一個重要認知原因就是未能有清楚肯定的有關消息。由於希望獲取最新最準確的資料,強迫症病人會不斷從各方渠道搜集有關(甚至未必有關)的消息,而由於負面的消息一般比正面消息更為吸引,故令人更焦慮。假若沒有肯定正確資訊,強迫症病人很容易作出最壞打算,小事化大,大事化成災難,結果作出最壊的準備。

假如要在疫情下預防強迫症的出現或發作,政府實在要提供最新及準確的疫症消息,且要有高的透明度,最好也有專家解釋實際情況。此外,也要教導市民不要隨便相信流言蜚語,對未肯定的新聞要事實檢查( fact check ),而且只要留意信譽良好的消息來源。對於強迫症患者,要指導他們不要過分(例如一日最多兩次)閱讀這類新聞,因為對他們來說,愈找尋資料會愈緊張,停不下來。最後,更要鼓勵他們如果日常生活受到明顯影響,要有勇氣外出尋求專業幫助。參考文章:Raz Shafran 等人(2020 七月)《刺針/精神科》

其實,聖經在舊約時期,早已對傳染病(當時出現的麻風病)患者已實施隔離、潔淨甚至消毒方法,且要讓祭司(當時的醫生)身體檢查,要等痊癒以後才能解禁〈利未記13章〉,故此,聽從指引而行,較自把自為過度緊張反應,更為有效。

麥基恩醫生

COVID-19與「腦霧」

「腦霧」(brain fog)並非一個醫學或科學的專有名詞,只不過是描繪一個人的思維,好像在雲霧中模糊不清。其實,我們每個人可能也曾經經歷過這種情況,特別是在患上感冒或其他身體毛病的時候,包括旅行時差睡眠不足的影響。有些專家甚至認為每個成年人(特別是年長者),每日在下午四時或半夜二時左右,思想是比較不太清醒的,中國人有時稱他為「飯氣攻心」現象。此外也有一些藥物導致這種情況,例如是敏感藥物或鎮靜劑。

至於新冠病毒肺炎的病情中,也開始發現有這種情況,稱為COVID-19腦霧。除了思想模糊以外,患者綜合症的病人也會感覺記憶差退、疲倦、身體疼痛、頭痛、失眠、沒氣力作運動等等病徵。這種情況不單在疫症間突然出現,而且在呼吸系統痊愈後仍然可以繼續數個星期甚至數個月。

至於這病情的成因尚未確定,有認為是病毒入侵神經系統,傷害腦細胞所致,但也有認為是身體免疫機能,因對抗病毒而產生細胞因子(cytokines),造成發炎而影響精神及認知功能。此外,也有認為其他相關因素,例如是肺炎缺乏氧氣、睡眠不足、營養不良、藥物副作用、孤單及焦慮等等,也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大腦活動。根據美國國立衛生研究所的分析,COVID-19病人中低於7.5至31%出現過這種病徵;而在嚴重患病者中,發病率達致七成。

至於治療方法,似乎並沒有甚麼特效藥物。基本上鼓勵病人吃得好、睡得好、經常作心肺運動,並避免煙酒等。當然若病徵持續不散,或更趨嚴重,則要作些深入的評估,包括身體及精神測試。有些時候,精神治療及心理輔導也有需要。

由此可見,身體與精神健康是息息相關的。聖經也很注重身心靈的全人健康,在新約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23節:「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完全成聖,又願你們整個人:靈、魂和身體都得蒙保守,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無可指摘。」

麥基恩醫生

揚威物理數學奧運 港生奪4金5銀1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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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隊由香港學生組成的代表隊,早前分別參加第51屆「國際物理奧林匹克」及第62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最終奪得4金5銀1銅。

「國際物理奧林匹克」共有來自76個國家或地區約370名學生參賽,結果香港3名學生奪得金牌及2名學生奪得銀牌;而「國際數學奧林匹克」亦有來自107個國家或地區約619位學生參加,結果香港學生奪得1金、3銀及1銅。

港隊學生在賽事表現卓越,除了在物理學和數學方面盡顯才華,還展示了在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方面的解難能力及非凡的創造力。

資料來源: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3015522/

**** 倪紹強博士回應 ***

香港學生在國際性的物理和數學比賽之中獲獎,成績驕人,實在可喜可賀。其實香港學生的整體成績頗為理想,不少學生在國際的比賽之中屢獲殊榮。較為人熟知的有「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lSA),香港學生在科學、數學和閱讀等等的領域,多年以來都排在眾多國家和地區之中的前列。根據不久之前的新聞報道,香港學生在國際文憑(lB課程)的成績也十分驕人,擁有極多的滿分尖子。所以我們真的不用低估香港教育的優勢。

物理和數學科可以說是理科的基礎學科,它們的重要性其實不用多說。凡是要進修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的各科學生,裝備著良好的物理和數學基礎知識,對日後的學習當然是無往而不利。而且,不同層次的比賽,當然都會對不同的學生產生鼓勵和挑戰的作用。當然,要涉及具有國際性質的比賽, 那就只有成績最前列的尖子可以染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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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全世界都飽受疫情大流行的氛圍之下,無論是地區層面的正規的課堂,以至國際性的比賽,大抵只可以透過和依賴用綫上的形式進行虛擬活動吧!這樣,可能意味著,像這樣的國際比賽,只有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以及資源最多的所謂名校學生優先參與。

當然我不是不鼓勵為地區之中最優秀的學生加以拔尖,而參加比賽並且得獎,實在是很好的學習機會。然而,疫情實在過得太久了,在這新常態之下,弱勢學生在資源匱乏和缺乏支援下,學習的進程實在進一步落後了。我祈求全能的上帝,讓疫情盡快退去,讓莘莘學子可以有更公平的平台,邁步學習!

倪紹強博士

青少年對COVID-19疫苗接種躊躇的社會心理

英國將安排16至17歲青少年接種輝瑞疫苗

英國將安排16至17歲青少年接種一劑輝瑞BioNTech新型肺炎疫苗,事前不需要取得家長批准。估計約140萬名青少年可以打針。負責評估的委員會預料數星期後落實安排,之後才會決定何時建議打第二針。當局上個月推遲為青少年打針的計劃,要調查打針後出現罕見心肌炎的情況。之後認為出現機率極低,通常僅年輕男士打完第二針後出現,決定繼續推進安排。當局強調,能有效避免出現重症或入院情況。

資料來源: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news/article/37/755882       

*** 麥基恩醫生回應 ***

全民群體免疫,相信是完結COVID-19爆發疫情最重要的措施。若要達到這個目標,除了高危群組以外,兒童及青少年也應該接受接種。雖然目前已經確認青少年接種疫苗相當安全,但這世代的青少年,似乎並不熱衷接種。

根據加拿大Manitoba大學T Afifi教授及其團隊最新的研究(見2021年6月11日《疫苗》第39期期刊),訪問了社區中664位16至21歲的年輕人,發現26.1%不確定會否接受疫苗,而有8.5%不會接受。這個比率並不低,男女比例也相若。其實「疫苗接種猶豫」(Vaccine hesitancy)是有不同程度的:從有些人只想押後接種,有些只接受某種疫苗,以至完全拒絕不接種。

 研究又發現,這些不大願意接受疫苗的青少年,通常是因為對COVID-19認識不足,或因擔心COVID-19影響經濟負擔,特別是那些居住在低收入或窮困家庭,又或其父母的教育程度偏低。若有童年不愉快的經歷,例如家庭有濫藥情況,曾經被嚴重體罰或被同輩欺凌,曾接觸保護兒童機構,或曾經居住在托管家庭的人,更容易拒絕。

 總括來說,不願接種的三大原因包括:(一)擔心疫苗安全性;(二)對疫苗的知識不足;(三)擔心疫苗的效用。研究也發現男女性別各有不同的看法:女孩子較男孩子多擔心安全性及效用;而男孩子少承認對疫苗的知識不足。

 因此,作者認為需要適當地與青少年溝通,特別是關於疫苗的安全性、效用性,以及保護自己和他人的重要性。此外,若要把這些信息傳達到青少年,必須透過社交媒體及學校,而與青少年接觸的前線組織也是很好的媒介。事實上,針對青少年作疫苗接種推廣有其重要性,因為他們的社交活動及對公共健康教育的不理會,往往就是傳播COVID-19的潛在危險群體!

 雖然這個研究是在加拿大進行,但對其他國家也富有參考的價值。當然一個群組會否積極參與疫苗接種,會受其他因素影響,特別是當地疫情爆發的嚴重性及死亡率。不可否認的是,年青人對年長及權威人士的意見傾向不容易接受。另外,接種疫苗的時間地點方便性及安全措施也很重要。可惜的是,坊間仍存在許多有關疫情及疫苗的假消息,甚至流行於青少年常瀏覽的社交媒體中,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若要矯正過來實在非常不容易。

   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棟樑,絕對正確。聖經記載不少偉人,他們在青少年期已經非常出眾,例如舊約中的約瑟(從以色列人身份至成為埃及首相)、大衛(打敗巨人歌利亞)、但以理(被俘虜到巴比倫受栽培,終於成為首相),以及以斯帖(拯救猶太人避開種族滅絕的波斯皇后)。新約裡保羅對年輕的提摩太也有以下的勉勵:「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和純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摩太前書四章12節〉

麥基恩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