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不容易處理的話題，最近在WhatsApp群組被朋友多次追問。去年農曆新年前後，香港市民開始關注新冠肺炎（COVID-19) 大爆發，因為十七年前沙士的慘痛經歷，一般人都急於看見特區政府對「大陸」完全封關，不讓新型冠狀病毒傳入香港，但眼見特區最高層遲遲未執行封關，許多人覺得費解之餘，便發出這個「佢係咪有精神病？」的問題。朋友亦希望我以精神科醫生的專業來解答一下。

比起身體的毛病，精神疾病顯得較抽象和難以理解：「任得你地D專家講曬啦！」(意即﹕「任由你們這班專家去說啦！」)身體的病痛往往可以根據化驗室取得的數據來決定，病人是否患上了某個疾病，但精神病卻少有如此斷症。所以，有一個半開玩笑的說法：做精神健康的醫生要更能夠忍受含糊的處境（the ability to tolerate ambiguity)，但這不表示現代精神醫學「不科學」。在上世紀中有著名的國際學者 E Stengel 指出，不同地方對精神分裂症的診斷有很大差別，隨後的幾十年各地的專家便努力發展出一些國際公認的診斷精神病標準，例如 ICD-10 和 DSM5，它們都採用多原則(multiple clinical criteria)，同時亦要排除其他近似症狀，務求使大家都達至相同一致的結論。當然，専家們互相同意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是「正確」，不過這又是另一層次的討論了。

在90年代初，我曾任職一所教學醫院，順理成章也要參與培訓醫科學生和監督他們的考試。當時正值波斯灣戰爭，在一次的考試中出現一條很特別的試題：「請討論薩達姆侯賽因到底是否患上何種精神病？」大部分的學生都被這條題目嚇倒，因為在課堂上從來都未有教過！於是大多數學生都不認為他被西方社會迫害，所以採取報復。「我覺得他可能是患了狂躁症，輕率不顧後果又過分自信地做了一些對自己國家極不利的行為。但他亦可以是有反社會人格異常的，所以持續有損人而未必利己的表現。不過，他也可以是正常無精神問題的，因為我們所有關於侯賽因的資料都單一來自西方傳媒，如果資料有偏差，我們就很容易得出錯誤診斷。」這個學生最後提出的可能性，讓教授給了他Distinction(優異)！

話說回來，後來我給朋友的回答是這樣的：「如果這個現象屬於道德範疇，我和一般人一樣，意見只是『吹水唔抺嘴』(意即﹕『隨意說說』)，沒有特別的參考價值。如果這個是屬於精神醫學的事，抱歉因我未擁有全面和真確資料，所以未定作出穩妥的結論，而且只以個別事件中的單一個表徵作診斷也不合公認準則的要求。」「多言多語難免有過失；約束自己嘴唇的，是明慧人。」〈箴言10﹕19〉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出現及其防疫措施，對已經患了精神疾病或高危人士產生不良影響。在疫情之前，大概20%全球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是由精神疾病引起，而且負擔牽涉衛生、教育、職業、社交、法律問題。由於疫情影響上述多方面的因素，導致很多人精神疾病發病或復發，特別受到影響的是醫務人員及醫療照顧者、長者及在護理院中的人、囚犯和難民。

根據Jonathan Campion等人（《刺針、精神科》醫學雜誌2020年6月9日）所描述，COVID-19疫症帶給社會公共精神衛生服務三大挑戰：

(一) 如何預防精神疾病發病率增加。

(二) 如何保護精神病人受疫情打擊帶來的不良後果。

(三) 如何提供合宜的公共精神健康干預支援。

因此，他們針對個人、社區以及整個社會中，特別是高危人士，提出一連串改善建議：

(一)預防精神疾病：

(1) 原發性預防：評估因疫情而出現的高危因素，包括社會經濟不均、貧窮及欠債、失業及食物不足、父母有精神問題、兒童在不良環境中、工作壓力、身體健康及活動限制、社交隔離等。

(2) 繼發性預防：當發病時及早治療，並處理那些特別與疫情有關影響。

(3) 三發性預防：對於患病的人所帶來的殘疾後果加以處理，包括與疫情有關的身體健康、社會經濟甚至是被歧視標籤等問題。

(二) 提升精神健康﹕

(1) 好的開始：注意嬰孩健康生長，及為父母而設的身心健康培養。

(2) 好的成長：在各級學校中提供精神及身體健康培訓課程。

(3) 好的生活：鼓勵身體運動及社交活動，盡量接觸綠色空間、藝術文化、創作及靜觀活動。

(4) 好的工作：鼓勵健康工作環境，包括彈性工作時間、工作培訓及網上心理支援。

(5) 好的晚年：提供健康社會心理服務，特別針對退化的感官、聽覺及視覺。

為了達到上述目標，需要培訓對衞生及疫情認識的工作人員，並且提升大眾對心理健康及疫症的認識。在疫情期間，科技可以大大協助推行這方面的工作，減少人際間的身體接觸，但要注意避免過度面對螢幕時間。除個人關心以外，也鼓勵群組參與（包括在學校及工作場所內）。若整個社會能夠積極配合，疫情對精神健康的不良影響應該會大大減少！

聖經也提到有關疫症的問題，通常與其他天災人禍一起討論。雖然疫症可能是天災而起，但往往也因人為錯誤行徑導致擴散。故此上主一方面教導他的子民要祈求上主保守（見列王記上八章37-40節），另一方面也提醒他們要審查自己的罪而悔改（見耶利米書25章四節及29章11節）。

麥基恩醫生

疫情中的隔離措施，其實是有兩種方式：

(一) 隔離（Guarantine ）：就是將懷疑或確實已經感染的人，限制他們的活動及不容許與其他人有所接觸，去觀察他們病情需否進一步的入院醫治。

(二) 分隔（Isolation ）：就是將未曾感染疫情的人與可能或已感染到疫症的人分開；簡單地說就是把無病的與有病的隔開。

不過，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間，由於有無症狀（未發病）或初步感染者（帶菌者）的存在，對他們實施隔離也是有需要的，故此上述兩個情況及名稱很多時都混合使用。

根據歷史記載，隔離這個觀念早於1127年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已經被使用了，當時是用來應對麻風病的傳播。300年後，隔離政策更因黑死病而在歐洲擴大執行。這些情況日後在不少的瘟疫（例如伊波拉病毒）及流感爆發時也實施過。近世紀最嚴謹的就是2019年，當新冠病毒肺炎在中國城市出現的時候，政府當局實施封城政策，市民被迫留在家中直至安全為止。而離開中國回到外地的外籍人士，他們的國家也要求他們在家中或指定地方自我隔離。

對於要接受隔離的人士來說，並不是一種愉快的經歷。他們通常要與其他親人分開，只能有限度的自由，長時間困在家中甚至困在房間四面牆之下，又擔心會否感染及病倒。假若沒有足夠防護設施或疫情資訊，更會不斷擔心。雖然大多可以利用電子通訊與家人接觸，並了解社會世界大事，甚至可以網上工作及上課，但這種孤獨的生活，比起面對面自由交談的正常人生，確實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隔離期間，個人事業被逼停頓，收入因而減少，或有失業危機。間中也會出現一些被他人標籤的情況，在隔離後也避免與自己接觸。由於這樣，有些人因而出現了各類的心理壓力，生理不適，例如失眠、心跳、頭暈、無胃口、腸胃不適等，以及情緒病徵，例如恐懼、焦慮、憤怒、煩躁、憂愁等，甚至引發行為問題，甚至精神疾病！假若有親友患上疫症或不幸死亡，心情會更為惡劣。根據不少研究，因COVID-19而的精神疾病，最常見的為焦慮症、憂鬱症及創傷後壓力綜合症。

如要預防及減低因隔離而帶來的心理及精神問題，Brooks 等人（見《刺針醫學期刊》2020年3月14日）有以下建議：

(一) 為受隔離的人士提供支援，特別是那些本身已有精神疾病記錄的人。此外有一些高危人士，例如前線醫療人員及老弱人士的照顧者，也需要給予額外支持。

(二) 盡量把隔離時間縮短，因為時間越長情緒反應越大；縱然公共安全及減少群體檢疫絕對重要，但隔離方式也應該因疫情需要而有所調整。

(三) 提供足夠的疫症知識，抵消虛假消息，並提供健康的教育，減少不現實的擔憂或恐慌。

(四) 保證有足夠物質支援，包括日常生活所需及防疫設備。因隔離而導致嚴重經濟損失，應該設立合理的機制給予補償。

(五) 在隔離期間，保持與隔離者聯絡，關心他們身心健康；並鼓勵與其他親友透過社交媒體（當然要有適切的資訊設備提供）互相接觸關心。若能締造一個自助及互助的情況，更為理想。

在耶穌的年代，患上麻風病（非今天的麻風病），因有傳染危險，被社會要求隔離，獨自或與同病相憐的人住在城外地方。在路加福音17章11-19節記載，耶穌有一次走進一個村莊，有十個麻風病人迎面而來，因當時社會要求「遠遠的站著」，大聲要求耶穌可憐他們。結果耶穌醫好了他們，更叫他們去給祭司檢查證明痊癒。可惜當中只有一個人回來歸榮耀與上主！

麥基恩醫生

早前上網看世界新聞，幾則頭條都是和新冠肺炎有關，其中印度不幸在24小時內已有4000人死於新冠肺炎！另一方面，有大型研究報告指出，新冠病毒對腦部的損害可能甚至多於肺部，這報告的標題使人不安：A third of Covid-19 survivors suffer brain disease.(三份一曾患新冠肺炎的人有腦部受損。)

根據CNN的報導，在美國數十萬曾患新冠肺炎的人之中，有三份之一在得病之後的6個月內，出現了和腦神經受損及精神健康有關的病症。研究人員發現中風和認知障礙症（腦退化）的發病率上升了，而曾入院或需要深切治療的病人，比例更特別高。另外，患上抑鬱症和焦慮症的也明顯多了。固然，受感染丶被隔離和一連串的治療經歷所導致的心理壓力和創傷可能是致病因素，但也很大機會因為新冠病毒是會損害腦神經，有專家甚至形容腦部受破壞可能比肺部更多。所以，在疫情過後，許多人仍會面對長期的困難、社會的沉重負擔。

香港至今有逾一萬人曾染病，其中200多人不幸病逝，死亡率接近百份之二，而死亡個案大多發生在年長和有長期重病的人。這些數字比許多國家都輕微，一方面是因為香港人曾經沙士一役，加強了防疫意識，亦因為我們的醫療系統至今仍能支撐下去。不過，抗疫超過一年，一般人都不免放鬆了警惕，不自覺地低估了這個感染的危險性。CNN的報導提醒我們，除了有百份之二的死亡風險，還存在許多嚴重的後遺症。在我們平衡打疫苗和染病的風險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曾聽說在某些國家，例如日本和菲律賓，因為多年前曾發生其他疫苗事故，故接種率就比較低。但在全世界，直至2021年4月初，已有超過六億人接種了新冠疫苗，以色列這個常處於高危狀況的國家，因為國民的危機感，全國近1000萬人口，已經全民完成第一次接種疫苗，據報當地的入院和重病人數因此快速下滑，這些都是有力的數據，證明疫苗是有效和安全的。

在香港，自2月底開始接種疫苗，在近50萬打了針的市民中，不幸有10多宗死亡事故，雖然專家們認為和疫苗沒有直接關係，但許多人都嚇怕了，以至接種進展慢了下來，以目前的速度，香港要花上兩年才可以達成全民打疫苗的目標。其實，死亡風險可以較客觀分析一下：根據資料，在2019年的同一時期，即2月26日至4月4日，在55歲或以上的人口當中，有438人，即每10萬人有17.2宗死於缺血性心臟病； 另外有716人， 即每10萬人有28.1宗死於心臟病。

既不低估新冠病毒的殺傷力，亦不高估疫苗的風險，我們才可以作出明智的決定。「我兒，要謹守大智慧和明辨的態度，不可讓它們離開你的眼目。」〈箴言3﹕21〉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早前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CNN上讀到一篇報道，覺得值得和大家分享。這報道指出，由2020頭至2020年11月，日本共有2,087人死於新冠肺炎，但同期日本人每月的自殺死亡率卻升至2,153人！換句話說，每月因自殺而死的日本人遠比大半年來死於新冠肺炎的還要多！

日本是全球自殺率最高地方之一， 2016年的數字是每年每十萬人口便有18.5人自殺身亡，比全球的平均率10.6高出許多。而香港近年是在12左右。日本人也較多發生協同自殺(suicide pact) ，即多人約同一起自殺。我想起電影中描述的武士「切腹自殺」的畫面，這是勇氣的表現，要寧願死也不要羞恥，不知這也會否在某程度上反映日本人對自殺的一些態度。其實，在2019之前的十年，日本的自殺率是在慢慢下降中，可惜新冠肺炎的大爆發又迅速把數字推高。

在大部分的地方，男性的自殺率（是completed suicide，不是 attempted suicide 企圖自殺) 比女性高出二至四倍。這個可能和男士們傾向不甘示弱亦不願意求助，也會用上較致命的自殺方法有關。今次日本自殺率回升的另一個使人關注的地方，就是女性看來比男性更受影響，因為女性在十月的自殺率升高了八成，而同期男性只增加了兩成，這個現象也和一些跨國性的研究結果吻合。一個名為 Care International 的組織在九月曾發表報告，指出女性因為這次全球疫情大爆發而產生的精神健康問題比男性多兩至三倍，因為較多女性從事酒店丶服務和零售行業，所以她們因為疫情而失去工作或收入減少亦比男士們多。

想深一層，那些在家中「無償工作」的主婦們的壓力也非常大，因為許多時孩子們要留家上課，照顧他們和督導他們學習的責任和時間也大增，往常家中長者可以代勞的事情，例如買餸，也因為老人染病後風險太大，也得讓他們留在家，所以大大小小的重擔就都落在一眾「家庭煮婦」身上。而那些「雙職主婦」更是百上加斤，壓得透不過氣來！記者曾做了一些訪問，發現許多受困擾的日本女性都會羞於向別人表白自己：「向別人說自己有困難是一件羞恥的事，所以要掩飾，不能外露。」亦有受訪者表示，要改變整個社會的文化，才能讓更多人願意去求助。

十七年前香港的「非典肺炎」SARS，我們仍記憶猶新。2003年香港的自殺率急升至15.26，而老人自殺率更是37.5，所以我們都要提高警覺，互相守望，留意身邊的人，勇於求助亦肯樂人。政府在重建經濟之餘，亦得投放資源，應對這些因新冠肺炎帶來的併發症。「我是光，我到世上來，叫所有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裡。」〈約翰福音12﹕46〉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撰寫這篇趣談的時候，全球確診新冠肺炎的人迫近一億，死亡人數超越200萬，不少國家每天新確診數目仍是數以萬計！我們都期望疫苗是有效和安全的。但在疫苗的選擇上就很不容易了，除了對生產地方是否信任，還得考量它們防疫的能力，加上不時聽到個別疫苗可能引起的嚴重併發症以至死亡例子，平民大眾真是不知如何作選擇。其實在這一刻，我的醫生朋友們在這個事情上仍是眾說紛紜，引用的「證據」也很不一樣。

大家也許曾聽過「抉擇恐懼」（Decidophobia) 這個名詞，據說是由一位哲學家Walter Kauffmann 於1973年出版的Without Guilt and Justice: From Decidophobia to Autonomy中提出，指人對抉擇產生了恐懼，被猶豫不決和後悔製造的困局拖著，停滯不前。雖然「抉擇恐懼」未被主流的精神醫學斷症系統(ICD-10, DSM-5) 列入為正式的精神病症，但「抉擇困難」卻是不同的精神疾病的病徵之一，如焦慮的人「甚麼都擔心」而做不了決定，抑鬱的人缺乏自信和思想組織能力作選擇，而有強迫症的人因為未能有百份百的肯定也不敢作結論和抉擇。

然而，一般人的選擇困難都沒有這般嚴重。雖然某些人害怕要承擔作決定的後果，但許多日常生活上的選擇並沒有絕對的對錯，我們只需要按能夠掌握的資料來作合理的推斷和選擇便可以了。有時我們是因為有太多的選擇所以感到迷惘，在這情況下可寫下所有的選擇，然後按可行能、重要性、機會率等因素排列，只需在「排頭位」的幾個可能情況中作取捨。亦有人認為凡事要擁有絕對的肯定，才可有「完美的決定」，不幸世事並不完美，也不是跟絕對的規律發展，無休止的拖延作決定可能要面對更多的變數。又或許有一些決定可能牽涉他人，為免使某人不快，所以難作決定，雖然我們不應自私自利，但始終要知道我們不能取悅所有身邊的人。最後，有時我們想得太多，反而把問題複雜化、把焦點放錯了，所以要自我提醒，有時簡單些卻能更清楚的掌握自己的需要。

年青時曾在外科部門短暫工作。有一天，主治醫生替一名七十歲的男士做胃鏡檢查，意外地發現他有一個很小很早期的胃癌腫瘤，若能短時間內切除，存活機會很高。我負責向病人解釋這個「不幸中的大幸」，但老人家不想馬上決定，我唯有聯絡他的兒子，家人明白後成功說服病人簽紙做手術，雖然手術順利，但病人卻因未能預計的併發症離世。這事當時對我的衝擊很大，多日反覆思考自己的決定和對病人的建議，最後我終於想通了：「如果這病人是我爸爸，基於當時有的資料，我也一樣會建議爸爸做這個手術！」結果不是人能完全掌控的，人只能在此時此刻作「最佳的決定」。「人心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定。」〈箴言19﹕21〉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https://tdww.org.hk/2021/03/16/精神健康趣談-之-由疫苗想到「抉擇困難」/

1918至1919年美國的流行感冒大爆發，當地自殺率有明顯增加。在2003年期間，香港爆發SARS，老人自殺率也有增加，故此，不少專家擔心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傳染得這麼快這麼廣，會否自殺率也會大幅增加？

因疫情導致自殺思想及行為的因素有很多，特別是恐懼感染及其後遺症、自我隔離、社交距離等，導致不少人產生壓力、焦慮、憂鬱等心理病徵。若因疫情失去工作或有嚴重經濟損失，情況會更嚴重。對於某些類別的人，例如是長者、長期病患者、本身已是精神障礙病人，及在高危環境下工作的醫務人員，上述的困擾更為嚴重，可以增加自殺的風險。假若當地的精神健康服務不足，又或因隔離措施導致延遲發覺及治療，更會容易發生自殺死亡情況。

不過，在疫情爆發嚴重的英國，尚未有發覺自殺死亡增加的證據，如Appleby 等人2021年4月在《刺針、區域健康-歐洲》。有專家提出，要有良好的準備及措施，去減低可能發生的自殺行為。根據英國COVID-19自殺預防研究合作群組的建議（見David Gunnell 等人2020年6月在《刺針醫學雜誌、精神科》），應該有下列一些措施：

(一) 要建立一個遙控評估及照顧的途徑，包括求助熱線，並訓練醫務人員這種新式醫療運作。

(二) 政府需要提供經濟安全網給有需要的人士，不單是針對目前，更要考慮未來需要，增加在培訓及勞工市場項目。

(三) 留心在疫情中容易出現的家庭暴力及酗酒問題。對於鰥寡人士及長者更要提供社區照顧。

(四) 要留意環境中危險物品，特別是容易致命的藥物及消毒物品。在有槍支買的地方，應暫時禁止交易。

(五) 由於傳媒的影響力會影響接收者的精神狀態，特別是有關疫症的故事，故對於不負責任的傳媒報道，應有合適的管制及懲處。

(六) 關於疫情對精神健康及自殺行為之高危因素資料，應有全面性的收集及分析系統，以致方便作及時的反應。

(七) 對於防疫資源不足的地方，需要更嚴厲的預防措施，包括禁止宗教聚會、喪禮及其他社交活動、對外地勞工及那些從高危地區返回的人士作較長時間隔離等等。

他們的結論是目前是特殊且史無前例的危機時間，需要有充足的準備，高度的警覺性及國際間的合作。

傳統上，基督教認為自殺屬犯罪的行為，甚至歸入殺人的罪，但對於為信仰而甘願送死的人則稱讚為殉道者。不過，由於精神醫學的發展，這種觀念已經改變了。在上世紀90年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正式同意天主教會《教理》中提出：「在嚴重心理混亂、憤怒、對苦難極度害怕、受痛苦或虐待等情況下，應減低自殺者的本身責任。」

麥基恩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