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與強迫症

精神障礙中的強迫症,其中的一項特徵就是過度緊張清潔,例如重複洗手及消毒物品。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間,清潔衛生卻是非常重要的預防措施,政府也鼓勵市民多洗手,消毒可能污染的物品,特別是貫通樓層的渠道。除了清潔方面,有強迫型性格或強迫症的人,也不斷尋找有關衛生健康防疫知識,而且對疫情的民生影響過分擔心,因而囤積各類應急物品,如過度收藏不會用或用不著、無價值的東西,也是強迫症的一種病徵;又不敢外出與人相遇,擔心被感染或感染他人,甚至認為快要死亡或世界末日!這是由於他們通常都高估疫情的危險性及染病機會,但卻低估自己適應的能力及自身的抵抗力。不過有這種心態的人確實比普通人受感染機會低一些,但可惜付出的代價確實太高。也有認為這種病的遺傳因素,可能是基於病者的祖先確實遭遇過大災難,靠著過分的小心而存活下來,但這理論目前相未曾有確定性證據。

因為這樣,本來是不正常的潔癖行為,在疫情期間可能被別人接納為正常小心謹慎的表現而已,故此,在這個時候斷定一個人有沒有強迫症並不容易。不過,若以病徵及功能一起來評估,或許會比較確定,因為精神障礙的一個條件,就是要明顯出現負面的日常社會功能性的影響,例如因不斷清潔及消毒家居用品,導致睡眠不足或影響家人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可能有些尚未發病的強迫症病人,就是因這疫情而變成病態性的強迫症了。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那些本已有相當強迫症狀的人,因這疫情變得更為嚴重及需要更進一步的治療。

有研究指出強迫症在疫情中的過分表現,其中一個重要認知原因就是未能有清楚肯定的有關消息。由於希望獲取最新最準確的資料,強迫症病人會不斷從各方渠道搜集有關(甚至未必有關)的消息,而由於負面的消息一般比正面消息更為吸引,故令人更焦慮。假若沒有肯定正確資訊,強迫症病人很容易作出最壞打算,小事化大,大事化成災難,結果作出最壊的準備。

假如要在疫情下預防強迫症的出現或發作,政府實在要提供最新及準確的疫症消息,且要有高的透明度,最好也有專家解釋實際情況。此外,也要教導市民不要隨便相信流言蜚語,對未肯定的新聞要事實檢查( fact check ),而且只要留意信譽良好的消息來源。對於強迫症患者,要指導他們不要過分(例如一日最多兩次)閱讀這類新聞,因為對他們來說,愈找尋資料會愈緊張,停不下來。最後,更要鼓勵他們如果日常生活受到明顯影響,要有勇氣外出尋求專業幫助。參考文章:Raz Shafran 等人(2020 七月)《刺針/精神科》

其實,聖經在舊約時期,早已對傳染病(當時出現的麻風病)患者已實施隔離、潔淨甚至消毒方法,且要讓祭司(當時的醫生)身體檢查,要等痊癒以後才能解禁〈利未記13章〉,故此,聽從指引而行,較自把自為過度緊張反應,更為有效。

麥基恩醫生

COVID-19與「腦霧」

「腦霧」(brain fog)並非一個醫學或科學的專有名詞,只不過是描繪一個人的思維,好像在雲霧中模糊不清。其實,我們每個人可能也曾經經歷過這種情況,特別是在患上感冒或其他身體毛病的時候,包括旅行時差睡眠不足的影響。有些專家甚至認為每個成年人(特別是年長者),每日在下午四時或半夜二時左右,思想是比較不太清醒的,中國人有時稱他為「飯氣攻心」現象。此外也有一些藥物導致這種情況,例如是敏感藥物或鎮靜劑。

至於新冠病毒肺炎的病情中,也開始發現有這種情況,稱為COVID-19腦霧。除了思想模糊以外,患者綜合症的病人也會感覺記憶差退、疲倦、身體疼痛、頭痛、失眠、沒氣力作運動等等病徵。這種情況不單在疫症間突然出現,而且在呼吸系統痊愈後仍然可以繼續數個星期甚至數個月。

至於這病情的成因尚未確定,有認為是病毒入侵神經系統,傷害腦細胞所致,但也有認為是身體免疫機能,因對抗病毒而產生細胞因子(cytokines),造成發炎而影響精神及認知功能。此外,也有認為其他相關因素,例如是肺炎缺乏氧氣、睡眠不足、營養不良、藥物副作用、孤單及焦慮等等,也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大腦活動。根據美國國立衛生研究所的分析,COVID-19病人中低於7.5至31%出現過這種病徵;而在嚴重患病者中,發病率達致七成。

至於治療方法,似乎並沒有甚麼特效藥物。基本上鼓勵病人吃得好、睡得好、經常作心肺運動,並避免煙酒等。當然若病徵持續不散,或更趨嚴重,則要作些深入的評估,包括身體及精神測試。有些時候,精神治療及心理輔導也有需要。

由此可見,身體與精神健康是息息相關的。聖經也很注重身心靈的全人健康,在新約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23節:「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完全成聖,又願你們整個人:靈、魂和身體都得蒙保守,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無可指摘。」

麥基恩醫生

揚威物理數學奧運 港生奪4金5銀1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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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隊由香港學生組成的代表隊,早前分別參加第51屆「國際物理奧林匹克」及第62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最終奪得4金5銀1銅。

「國際物理奧林匹克」共有來自76個國家或地區約370名學生參賽,結果香港3名學生奪得金牌及2名學生奪得銀牌;而「國際數學奧林匹克」亦有來自107個國家或地區約619位學生參加,結果香港學生奪得1金、3銀及1銅。

港隊學生在賽事表現卓越,除了在物理學和數學方面盡顯才華,還展示了在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方面的解難能力及非凡的創造力。

資料來源: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3015522/

**** 倪紹強博士回應 ***

香港學生在國際性的物理和數學比賽之中獲獎,成績驕人,實在可喜可賀。其實香港學生的整體成績頗為理想,不少學生在國際的比賽之中屢獲殊榮。較為人熟知的有「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lSA),香港學生在科學、數學和閱讀等等的領域,多年以來都排在眾多國家和地區之中的前列。根據不久之前的新聞報道,香港學生在國際文憑(lB課程)的成績也十分驕人,擁有極多的滿分尖子。所以我們真的不用低估香港教育的優勢。

物理和數學科可以說是理科的基礎學科,它們的重要性其實不用多說。凡是要進修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的各科學生,裝備著良好的物理和數學基礎知識,對日後的學習當然是無往而不利。而且,不同層次的比賽,當然都會對不同的學生產生鼓勵和挑戰的作用。當然,要涉及具有國際性質的比賽, 那就只有成績最前列的尖子可以染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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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全世界都飽受疫情大流行的氛圍之下,無論是地區層面的正規的課堂,以至國際性的比賽,大抵只可以透過和依賴用綫上的形式進行虛擬活動吧!這樣,可能意味著,像這樣的國際比賽,只有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以及資源最多的所謂名校學生優先參與。

當然我不是不鼓勵為地區之中最優秀的學生加以拔尖,而參加比賽並且得獎,實在是很好的學習機會。然而,疫情實在過得太久了,在這新常態之下,弱勢學生在資源匱乏和缺乏支援下,學習的進程實在進一步落後了。我祈求全能的上帝,讓疫情盡快退去,讓莘莘學子可以有更公平的平台,邁步學習!

倪紹強博士

青少年對COVID-19疫苗接種躊躇的社會心理

英國將安排16至17歲青少年接種輝瑞疫苗

英國將安排16至17歲青少年接種一劑輝瑞BioNTech新型肺炎疫苗,事前不需要取得家長批准。估計約140萬名青少年可以打針。負責評估的委員會預料數星期後落實安排,之後才會決定何時建議打第二針。當局上個月推遲為青少年打針的計劃,要調查打針後出現罕見心肌炎的情況。之後認為出現機率極低,通常僅年輕男士打完第二針後出現,決定繼續推進安排。當局強調,能有效避免出現重症或入院情況。

資料來源: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news/article/37/755882       

*** 麥基恩醫生回應 ***

全民群體免疫,相信是完結COVID-19爆發疫情最重要的措施。若要達到這個目標,除了高危群組以外,兒童及青少年也應該接受接種。雖然目前已經確認青少年接種疫苗相當安全,但這世代的青少年,似乎並不熱衷接種。

根據加拿大Manitoba大學T Afifi教授及其團隊最新的研究(見2021年6月11日《疫苗》第39期期刊),訪問了社區中664位16至21歲的年輕人,發現26.1%不確定會否接受疫苗,而有8.5%不會接受。這個比率並不低,男女比例也相若。其實「疫苗接種猶豫」(Vaccine hesitancy)是有不同程度的:從有些人只想押後接種,有些只接受某種疫苗,以至完全拒絕不接種。

 研究又發現,這些不大願意接受疫苗的青少年,通常是因為對COVID-19認識不足,或因擔心COVID-19影響經濟負擔,特別是那些居住在低收入或窮困家庭,又或其父母的教育程度偏低。若有童年不愉快的經歷,例如家庭有濫藥情況,曾經被嚴重體罰或被同輩欺凌,曾接觸保護兒童機構,或曾經居住在托管家庭的人,更容易拒絕。

 總括來說,不願接種的三大原因包括:(一)擔心疫苗安全性;(二)對疫苗的知識不足;(三)擔心疫苗的效用。研究也發現男女性別各有不同的看法:女孩子較男孩子多擔心安全性及效用;而男孩子少承認對疫苗的知識不足。

 因此,作者認為需要適當地與青少年溝通,特別是關於疫苗的安全性、效用性,以及保護自己和他人的重要性。此外,若要把這些信息傳達到青少年,必須透過社交媒體及學校,而與青少年接觸的前線組織也是很好的媒介。事實上,針對青少年作疫苗接種推廣有其重要性,因為他們的社交活動及對公共健康教育的不理會,往往就是傳播COVID-19的潛在危險群體!

 雖然這個研究是在加拿大進行,但對其他國家也富有參考的價值。當然一個群組會否積極參與疫苗接種,會受其他因素影響,特別是當地疫情爆發的嚴重性及死亡率。不可否認的是,年青人對年長及權威人士的意見傾向不容易接受。另外,接種疫苗的時間地點方便性及安全措施也很重要。可惜的是,坊間仍存在許多有關疫情及疫苗的假消息,甚至流行於青少年常瀏覽的社交媒體中,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若要矯正過來實在非常不容易。

   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棟樑,絕對正確。聖經記載不少偉人,他們在青少年期已經非常出眾,例如舊約中的約瑟(從以色列人身份至成為埃及首相)、大衛(打敗巨人歌利亞)、但以理(被俘虜到巴比倫受栽培,終於成為首相),以及以斯帖(拯救猶太人避開種族滅絕的波斯皇后)。新約裡保羅對年輕的提摩太也有以下的勉勵:「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和純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摩太前書四章12節〉

麥基恩醫生

佢係咪有精神病?

這個不容易處理的話題,最近在WhatsApp群組被朋友多次追問。去年農曆新年前後,香港市民開始關注新冠肺炎(COVID-19) 大爆發,因為十七年前沙士的慘痛經歷,一般人都急於看見特區政府對「大陸」完全封關,不讓新型冠狀病毒傳入香港,但眼見特區最高層遲遲未執行封關,許多人覺得費解之餘,便發出這個「佢係咪有精神病?」的問題。朋友亦希望我以精神科醫生的專業來解答一下。

比起身體的毛病,精神疾病顯得較抽象和難以理解:「任得你地D專家講曬啦!」(意即﹕「任由你們這班專家去說啦!」)身體的病痛往往可以根據化驗室取得的數據來決定,病人是否患上了某個疾病,但精神病卻少有如此斷症。所以,有一個半開玩笑的說法:做精神健康的醫生要更能夠忍受含糊的處境(the ability to tolerate ambiguity),但這不表示現代精神醫學「不科學」。在上世紀中有著名的國際學者 E Stengel 指出,不同地方對精神分裂症的診斷有很大差別,隨後的幾十年各地的專家便努力發展出一些國際公認的診斷精神病標準,例如 ICD-10 和 DSM5,它們都採用多原則(multiple clinical criteria),同時亦要排除其他近似症狀,務求使大家都達至相同一致的結論。當然,専家們互相同意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是「正確」,不過這又是另一層次的討論了。

在90年代初,我曾任職一所教學醫院,順理成章也要參與培訓醫科學生和監督他們的考試。當時正值波斯灣戰爭,在一次的考試中出現一條很特別的試題:「請討論薩達姆侯賽因到底是否患上何種精神病?」大部分的學生都被這條題目嚇倒,因為在課堂上從來都未有教過!於是大多數學生都不認為他被西方社會迫害,所以採取報復。「我覺得他可能是患了狂躁症,輕率不顧後果又過分自信地做了一些對自己國家極不利的行為。但他亦可以是有反社會人格異常的,所以持續有損人而未必利己的表現。不過,他也可以是正常無精神問題的,因為我們所有關於侯賽因的資料都單一來自西方傳媒,如果資料有偏差,我們就很容易得出錯誤診斷。」這個學生最後提出的可能性,讓教授給了他Distinction(優異)!

話說回來,後來我給朋友的回答是這樣的:「如果這個現象屬於道德範疇,我和一般人一樣,意見只是『吹水唔抺嘴』(意即﹕『隨意說說』),沒有特別的參考價值。如果這個是屬於精神醫學的事,抱歉因我未擁有全面和真確資料,所以未定作出穩妥的結論,而且只以個別事件中的單一個表徵作診斷也不合公認準則的要求。」「多言多語難免有過失;約束自己嘴唇的,是明慧人。」〈箴言10﹕19〉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COVID-19對前線醫護人員的心理影響

在疫情當中,前線醫護人員肩負起非常重要的「救急扶危」的責任,但也因此比其他人更有被感染的危險,特別是在新的或高度傳染的疾病情況下,包括新冠病毒肺炎。

在疫情的早期,在中國武漢地方,因COVID-19需要住院病人當中,有29%是醫護人員(見D Wang 等人2020《美國醫學學會雜誌》)。除此以外,加上隔離政策或保護設備緊張,給前線醫護人員帶來很大的心理壓力,不單影響了他們的一般生活,也影響在職業上的認知能力及臨床決定,因而間接影響病人的安危。

其實,在多年前的SARS及H1N1(感冒)及目前COVID-19疫情期間,已有研究發現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較其他職業為差,而護士(特別是女性)及醫療技術人員較醫生更甚;可能由於後者接觸病人的機會略少(見J H De Kock 等人2021年一月份《BMC公共健康》期刊)。此外,也有研究發現在SARS疫情之後,醫務人員出現精神障礙的比率仍然高企,特別是焦慮症、憂鬱症及創傷後壓力綜合症,超過10% (見S Chau等人2021年四月《BMC公共衛生》期刊)。此外,由於疫情需要及人手不足,不少醫護人員被逼要從其他醫療單位,例如骨科,婦產科等轉到疫症病房中工作。由於在新(陌生)的環境下照顧非自己專業的病人,又往往缺乏應付防疫的特別訓練,精神壓力特別嚴重(見A Khajuria等人,2021年三月份《BMC 健康服務研究》期刊)。

由於中國武漢是首個(2019年冬季)爆發COVID-19的城市,Z Zhu 等人在2020年2月上旬,在一間甲級綜合醫院,於醫護人員中作了一個網上精神健康的問卷調查。在收回的5062份回答中(反應率77.1%),有29.8%、13.5%及24.1%出現壓力、憂鬱及焦慮病徵。此外女性,工作經驗超過10年的人會更覺壓力,多是因為有家庭及兒女的負擔。假若有其他慢性疾病或精神障礙記錄,會更易出現上述病徵。當然,有家人或親屬患上或懷疑患上COVID-19,壓力感受更大。但另一方面,醫院及行政部門的關懷,包括合理的輪班制度,網上輔導小組及鬆弛運動訓練,以及有足夠的保護物資,乃是正面保障精神健康因素(文章見 medRxivoreprint 2020.02.20) 。

由此可見,在疫情期間,醫護人員的精神健康不容忽視。若能及早預防及診斷,並加以合宜的支援、輔導和治療,對控制疫情及保障社會健康,非常需要。

在精神健康方面,其實靈性關懷對醫護人員也有其重要性。聖經也有些章節可以給醫護人員一些鼓勵:「我靠著那加給我能力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書四章13節〉「你們也不要忘記行善和捐輸,這樣的祭是 神所喜悅的。」〈希伯來書13章16節〉

麥基恩醫生

COVID-19對公共精神健康的挑戰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出現及其防疫措施,對已經患了精神疾病或高危人士產生不良影響。在疫情之前,大概20%全球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是由精神疾病引起,而且負擔牽涉衛生、教育、職業、社交、法律問題。由於疫情影響上述多方面的因素,導致很多人精神疾病發病或復發,特別受到影響的是醫務人員及醫療照顧者、長者及在護理院中的人、囚犯和難民。

根據Jonathan Campion等人(《刺針、精神科》醫學雜誌2020年6月9日)所描述,COVID-19疫症帶給社會公共精神衛生服務三大挑戰:

(一) 如何預防精神疾病發病率增加。

(二) 如何保護精神病人受疫情打擊帶來的不良後果。

(三) 如何提供合宜的公共精神健康干預支援。

因此,他們針對個人、社區以及整個社會中,特別是高危人士,提出一連串改善建議:

(一)預防精神疾病:

(1) 原發性預防:評估因疫情而出現的高危因素,包括社會經濟不均、貧窮及欠債、失業及食物不足、父母有精神問題、兒童在不良環境中、工作壓力、身體健康及活動限制、社交隔離等。

(2) 繼發性預防:當發病時及早治療,並處理那些特別與疫情有關影響。

(3) 三發性預防:對於患病的人所帶來的殘疾後果加以處理,包括與疫情有關的身體健康、社會經濟甚至是被歧視標籤等問題。

(二) 提升精神健康﹕

(1) 好的開始:注意嬰孩健康生長,及為父母而設的身心健康培養。

(2) 好的成長:在各級學校中提供精神及身體健康培訓課程。

(3) 好的生活:鼓勵身體運動及社交活動,盡量接觸綠色空間、藝術文化、創作及靜觀活動。

(4) 好的工作:鼓勵健康工作環境,包括彈性工作時間、工作培訓及網上心理支援。

(5) 好的晚年:提供健康社會心理服務,特別針對退化的感官、聽覺及視覺。

為了達到上述目標,需要培訓對衞生及疫情認識的工作人員,並且提升大眾對心理健康及疫症的認識。在疫情期間,科技可以大大協助推行這方面的工作,減少人際間的身體接觸,但要注意避免過度面對螢幕時間。除個人關心以外,也鼓勵群組參與(包括在學校及工作場所內)。若整個社會能夠積極配合,疫情對精神健康的不良影響應該會大大減少!

聖經也提到有關疫症的問題,通常與其他天災人禍一起討論。雖然疫症可能是天災而起,但往往也因人為錯誤行徑導致擴散。故此上主一方面教導他的子民要祈求上主保守(見列王記上八章37-40節),另一方面也提醒他們要審查自己的罪而悔改(見耶利米書25章四節及29章11節)。

麥基恩醫生

COVID-19隔離政策對心理的影響

疫情中的隔離措施,其實是有兩種方式:

(一) 隔離(Guarantine ):就是將懷疑或確實已經感染的人,限制他們的活動及不容許與其他人有所接觸,去觀察他們病情需否進一步的入院醫治。

(二) 分隔(Isolation ):就是將未曾感染疫情的人與可能或已感染到疫症的人分開;簡單地說就是把無病的與有病的隔開。

不過,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間,由於有無症狀(未發病)或初步感染者(帶菌者)的存在,對他們實施隔離也是有需要的,故此上述兩個情況及名稱很多時都混合使用。

根據歷史記載,隔離這個觀念早於1127年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已經被使用了,當時是用來應對麻風病的傳播。300年後,隔離政策更因黑死病而在歐洲擴大執行。這些情況日後在不少的瘟疫(例如伊波拉病毒)及流感爆發時也實施過。近世紀最嚴謹的就是2019年,當新冠病毒肺炎在中國城市出現的時候,政府當局實施封城政策,市民被迫留在家中直至安全為止。而離開中國回到外地的外籍人士,他們的國家也要求他們在家中或指定地方自我隔離。

對於要接受隔離的人士來說,並不是一種愉快的經歷。他們通常要與其他親人分開,只能有限度的自由,長時間困在家中甚至困在房間四面牆之下,又擔心會否感染及病倒。假若沒有足夠防護設施或疫情資訊,更會不斷擔心。雖然大多可以利用電子通訊與家人接觸,並了解社會世界大事,甚至可以網上工作及上課,但這種孤獨的生活,比起面對面自由交談的正常人生,確實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隔離期間,個人事業被逼停頓,收入因而減少,或有失業危機。間中也會出現一些被他人標籤的情況,在隔離後也避免與自己接觸。由於這樣,有些人因而出現了各類的心理壓力,生理不適,例如失眠、心跳、頭暈、無胃口、腸胃不適等,以及情緒病徵,例如恐懼、焦慮、憤怒、煩躁、憂愁等,甚至引發行為問題,甚至精神疾病!假若有親友患上疫症或不幸死亡,心情會更為惡劣。根據不少研究,因COVID-19而的精神疾病,最常見的為焦慮症、憂鬱症及創傷後壓力綜合症。

如要預防及減低因隔離而帶來的心理及精神問題,Brooks 等人(見《刺針醫學期刊》2020年3月14日)有以下建議:

(一) 為受隔離的人士提供支援,特別是那些本身已有精神疾病記錄的人。此外有一些高危人士,例如前線醫療人員及老弱人士的照顧者,也需要給予額外支持。

(二) 盡量把隔離時間縮短,因為時間越長情緒反應越大;縱然公共安全及減少群體檢疫絕對重要,但隔離方式也應該因疫情需要而有所調整。

(三) 提供足夠的疫症知識,抵消虛假消息,並提供健康的教育,減少不現實的擔憂或恐慌。

(四) 保證有足夠物質支援,包括日常生活所需及防疫設備。因隔離而導致嚴重經濟損失,應該設立合理的機制給予補償。

(五) 在隔離期間,保持與隔離者聯絡,關心他們身心健康;並鼓勵與其他親友透過社交媒體(當然要有適切的資訊設備提供)互相接觸關心。若能締造一個自助及互助的情況,更為理想。

在耶穌的年代,患上麻風病(非今天的麻風病),因有傳染危險,被社會要求隔離,獨自或與同病相憐的人住在城外地方。在路加福音17章11-19節記載,耶穌有一次走進一個村莊,有十個麻風病人迎面而來,因當時社會要求「遠遠的站著」,大聲要求耶穌可憐他們。結果耶穌醫好了他們,更叫他們去給祭司檢查證明痊癒。可惜當中只有一個人回來歸榮耀與上主!

麥基恩醫生

新冠病毒損害腦部和精神健康!

早前上網看世界新聞,幾則頭條都是和新冠肺炎有關,其中印度不幸在24小時內已有4000人死於新冠肺炎!另一方面,有大型研究報告指出,新冠病毒對腦部的損害可能甚至多於肺部,這報告的標題使人不安:A third of Covid-19 survivors suffer brain disease.(三份一曾患新冠肺炎的人有腦部受損。)

根據CNN的報導,在美國數十萬曾患新冠肺炎的人之中,有三份之一在得病之後的6個月內,出現了和腦神經受損及精神健康有關的病症。研究人員發現中風和認知障礙症(腦退化)的發病率上升了,而曾入院或需要深切治療的病人,比例更特別高。另外,患上抑鬱症和焦慮症的也明顯多了。固然,受感染丶被隔離和一連串的治療經歷所導致的心理壓力和創傷可能是致病因素,但也很大機會因為新冠病毒是會損害腦神經,有專家甚至形容腦部受破壞可能比肺部更多。所以,在疫情過後,許多人仍會面對長期的困難、社會的沉重負擔。

香港至今有逾一萬人曾染病,其中200多人不幸病逝,死亡率接近百份之二,而死亡個案大多發生在年長和有長期重病的人。這些數字比許多國家都輕微,一方面是因為香港人曾經沙士一役,加強了防疫意識,亦因為我們的醫療系統至今仍能支撐下去。不過,抗疫超過一年,一般人都不免放鬆了警惕,不自覺地低估了這個感染的危險性。CNN的報導提醒我們,除了有百份之二的死亡風險,還存在許多嚴重的後遺症。在我們平衡打疫苗和染病的風險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曾聽說在某些國家,例如日本和菲律賓,因為多年前曾發生其他疫苗事故,故接種率就比較低。但在全世界,直至2021年4月初,已有超過六億人接種了新冠疫苗,以色列這個常處於高危狀況的國家,因為國民的危機感,全國近1000萬人口,已經全民完成第一次接種疫苗,據報當地的入院和重病人數因此快速下滑,這些都是有力的數據,證明疫苗是有效和安全的。

在香港,自2月底開始接種疫苗,在近50萬打了針的市民中,不幸有10多宗死亡事故,雖然專家們認為和疫苗沒有直接關係,但許多人都嚇怕了,以至接種進展慢了下來,以目前的速度,香港要花上兩年才可以達成全民打疫苗的目標。其實,死亡風險可以較客觀分析一下:根據資料,在2019年的同一時期,即2月26日至4月4日,在55歲或以上的人口當中,有438人,即每10萬人有17.2宗死於缺血性心臟病; 另外有716人, 即每10萬人有28.1宗死於心臟病。

既不低估新冠病毒的殺傷力,亦不高估疫苗的風險,我們才可以作出明智的決定。「我兒,要謹守大智慧和明辨的態度,不可讓它們離開你的眼目。」〈箴言3﹕21〉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小心因新冠肺炎帶來的併發症

早前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CNN上讀到一篇報道,覺得值得和大家分享。這報道指出,由2020頭至2020年11月,日本共有2,087人死於新冠肺炎,但同期日本人每月的自殺死亡率卻升至2,153人!換句話說,每月因自殺而死的日本人遠比大半年來死於新冠肺炎的還要多!

日本是全球自殺率最高地方之一, 2016年的數字是每年每十萬人口便有18.5人自殺身亡,比全球的平均率10.6高出許多。而香港近年是在12左右。日本人也較多發生協同自殺(suicide pact) ,即多人約同一起自殺。我想起電影中描述的武士「切腹自殺」的畫面,這是勇氣的表現,要寧願死也不要羞恥,不知這也會否在某程度上反映日本人對自殺的一些態度。其實,在2019之前的十年,日本的自殺率是在慢慢下降中,可惜新冠肺炎的大爆發又迅速把數字推高。

在大部分的地方,男性的自殺率(是completed suicide,不是 attempted suicide 企圖自殺) 比女性高出二至四倍。這個可能和男士們傾向不甘示弱亦不願意求助,也會用上較致命的自殺方法有關。今次日本自殺率回升的另一個使人關注的地方,就是女性看來比男性更受影響,因為女性在十月的自殺率升高了八成,而同期男性只增加了兩成,這個現象也和一些跨國性的研究結果吻合。一個名為 Care International 的組織在九月曾發表報告,指出女性因為這次全球疫情大爆發而產生的精神健康問題比男性多兩至三倍,因為較多女性從事酒店丶服務和零售行業,所以她們因為疫情而失去工作或收入減少亦比男士們多。

想深一層,那些在家中「無償工作」的主婦們的壓力也非常大,因為許多時孩子們要留家上課,照顧他們和督導他們學習的責任和時間也大增,往常家中長者可以代勞的事情,例如買餸,也因為老人染病後風險太大,也得讓他們留在家,所以大大小小的重擔就都落在一眾「家庭煮婦」身上。而那些「雙職主婦」更是百上加斤,壓得透不過氣來!記者曾做了一些訪問,發現許多受困擾的日本女性都會羞於向別人表白自己:「向別人說自己有困難是一件羞恥的事,所以要掩飾,不能外露。」亦有受訪者表示,要改變整個社會的文化,才能讓更多人願意去求助。

十七年前香港的「非典肺炎」SARS,我們仍記憶猶新。2003年香港的自殺率急升至15.26,而老人自殺率更是37.5,所以我們都要提高警覺,互相守望,留意身邊的人,勇於求助亦肯樂人。政府在重建經濟之餘,亦得投放資源,應對這些因新冠肺炎帶來的併發症。「我是光,我到世上來,叫所有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裡。」〈約翰福音12﹕46〉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