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的社會心理

內戰(Civil War)是指一個國家中的兩個政治實體之間的戰爭,主要是互相爭奪國家的領導權;通常是由有組織的政府軍對付雜亂成軍的叛軍,往往有外國勢力干預。結果造成人民傷亡,並且消耗國家的資源。根據1949年日內瓦會議的會議紀錄,要符合內戰的定義要有下列四項條件:

一、反抗的組織必須佔有國家領土的一部分

二、反抗軍人的數目需要佔國家人口一定比例

三、反抗軍隊有屬於自己的作戰識別特徵

四、當時的合法政府倚賴國家正規軍來對付反抗者

歷史上最著名的內戰就是美國1861年至1865年的南北戰爭,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內戰仍然不斷發生,特別在非洲前殖民地國家(例如索馬里、烏干達、安哥拉等)。若以死傷人數超過1,000作標準,在1945年至2007年間,至少發生90場內戰(James Fearon,2007,Foreign Affairs)。

引起內戰的原因很多,基本上源於雙方的意識形態有分歧,包括宗教或政治思想、民族階級衝突、權力軍力控制、經濟利益差異各方面。當然,不同年代的內戰各有其特別的成因及發生過程。英國的David Keen教授分析非洲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在1991年3月由叛徒發起,導致半數人口遷移的內戰(2012,International Affairs)時指出,引發內戰的表面主因是鑽石。因為大部分戰爭場地都是在非法開採鑽石的地方,而販賣鑽石得來的金錢可以資助革命軍隊購買軍火。此外,當時開採鑽石的利潤大多落在海外公司而非當地人手中。因此,內戰帶來扭轉這不公平現象的希望。再者,當時政府內部貪污情況嚴重,導致政府鑽石出口稅收嚴重受損,不能造福人民。不過,Keen教授認為最根本的因素是人民心底對腐敗政府不滿,而不是不滿一般的貪婪;因為鑽石只能帶來短暫的安全感覺。塞拉利昂本身也有其他因素引發內戰,包括國會中酋長終身制、種族間的矛盾、軍隊中的派系鬥爭、不公平的法律制度、國家資源私有化等等;還有一種奇特的“Sobel”現象,就是政府軍隊與叛軍同流合污,甚至是軍隊有時也變成叛軍。

聖經記載自所羅門王死後,他的王國一分為二(以色列及猶大),並且各有首府。雖然雙方會合作對付共同敵人,但是很多時互相對抗。雙方最後一場戰爭發生在主前723年,當時猶大與亞述國聯盟對抗以色列及亞蘭人,結果以色列被亞述軍隊打敗而從歷史上消失了(列王記下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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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的心理武器

「冷戰」一般是指1940年至50年代美國及其盟友與蘇聯及其集團的外交關係。兩國表面上並沒有任何大型戰爭,但暗地裡美國希望藉著政治、經濟及心理打敗蘇聯共產主義。這時候出現了一組新名詞──「心理武器」(Psychological Weapons),包括「美國之音」用46種語言廣播到超過100多個國家,又有美國中情局向中國投下數以萬計氣球,內藏「反對共產主義」的單張。此外,杜魯門總統提出以金錢援助歐洲國家發展,保持自由,以之來抵禦共產主義的威脅。

自此之後,「冷戰」成為一個常用名詞,代表兩個國家(及其友邦)、機構、群體,甚至個人(例如兩夫婦)互相交惡的關係。雖然沒有展開正式的嚴重衝突,但是靜靜地進行各類制裁及對抗,包括製造緊張氣氛的心理威脅。因此,有些國家曾經招募心理學家研發有效的心理武器,包括如何影響公眾意見、設計感動的宣傳技巧、打擊對方士氣,甚至相關的「洗腦」(Brainwashing)方法。其實「洗腦」這名稱是由美國新聞記者Edward Hunter於1950年提出,其後被渲染起來。在戰爭時期,戰俘縱使獲得釋放,卻仍然選擇留下而不願回國。沒錯,有研究證明,在藥物、催眠、身體及情緒被剝奪的情況下,人的思維會被扭曲。

英國精神病專家William Sargant(1957)在其著作Battle for the Mind引用著名的條件反射實驗,解釋在極端緊張或興奮的情況下,大腦皮層會受到抑制,失去了一般正常的條件反射行為,因而影響了正常理性的思想。他又解釋,這種情況不單止出現在戰爭中的「洗腦」情況,也會出現在宗教復興活動、警察盤問過程中,甚至是流行音樂會中。不過到目前為止,仍未能確定這種「洗腦」方法有真正及長久的效用。即使有這樣的不肯定性,在傳媒誇張的報道下,仍然製造了不少恐慌情緒。

世界上,大小戰爭不斷出現。若沒有「激戰」,便會發生「冷戰」。聖經的名句「戰爭有時,和平有時」(傳道書第三章八節下),是很有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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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中的談判

敵對雙方為了結束未分勝負的戰爭,很多時會舉行「軍事談判」(war negotiation)去解決相關的問題。雙方通常依據自己的優勢爭取談判籌碼,有時候會容許第三方加入,作為是次談判的調解員,必要時也可能要求雙方尊重的權威組織(例如聯合國、國際法庭等)作合理的裁決。

可惜有些時候,某一方面(甚至雙方面)並沒有誠意會談,只是希望藉著談判來拖延時間,或者在假裝,好讓外界以為己方有意求和。此外,更有人藉著談判桌上的討論,去打探對方的弱點和死穴,以及其真正的戰鬥力量與戰爭策略,從而尋找應付對策。即使雙方都有誠意談判,參與談判的人必須有足夠權力及談判技巧;最好明白雙方的強弱及需要,需要時作出適當的讓步,方能完成任務。否則,會弄巧反拙,導致談判破裂或變成僵局;令戰爭持續,又或者轉趨嚴重。

中國歷史上,確實出現過一些談判高手(「說客」),憑著其個人才智和能言善辯的本領,不單使雙方停止戰爭,甚至化敵為友。最受人欣賞是「春秋時期」的「燭之武退奏師」的故事。當時,鄭國遭晉國攻打,秦國因與晉國結盟,也率兵協助。在危急期間,鄭國派遣「燭之武」游說秦王,解釋若秦國長途跋涉進攻鄭國實在勞民傷財;而晉國吞併了鄭國之後,便會強大到可以對付秦國。假若秦國能夠與鄭國結盟,鄭國反而可以助秦國牽制晉國,保持優勢。結果秦王退兵,鄭國得保。此外,戰國時期的說客蘇秦與張儀推出「合縱」與「連環」政策,也是非常著名的。

根據美國哈佛大學法律學院在有關衝突談判技巧課程的介紹中提及,若某方面過分強調自己的權力及權利,或者表達極度憤怒和受屈辱的感覺,往往會破壞調解的氣氛,負面地影響和談的結果。另一方面,若要增加談判成功的機會率,則要嘗試以對方的角度看事情、討論對方的觀感、找機會破解對方的誤解及給對方留有面子(Roger Fisher., William Ury., 1981, Geeting to Yes)。

聖經也有記載戰事談判,有成功,也有失敗例子。最成功可算是作和談員的亞比該(拿八的妻子)。當大衛打算攻佔拿八家及其園莊的時候,亞比該主動出來道歉,成功游說大衛收兵(撒母耳記上第二十五章)。至於失敗的談判例子,要算士師記第十二章記載的以色列人與亞捫人之戰。以色列的士師耶弗他派人去談判,企圖阻止敵方進攻;但是敵方並不理會,終於開戰。上主幫助以色列人,結果打敗了亞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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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方開戰之時

對政治家及軍事領袖來說,開戰的重點是勝利或失敗、得益或損失。但是對於一般平民,甚至參戰軍兵,戰爭只有損失──失去家園、工作、教育機會,以及朋友、家人和自己的生命。

在戰爭中的人,除了身體有機會受傷以外,心靈方面也會遭受重大的打擊,並且持續至戰爭停止以後。至於那些逃離家園,逃難到其他地方或國家的難民,同樣多方面面臨適應上的壓力,因而產生各類精神障礙。根據《刺針》期刊2022年5月份的社評指出,在2014年蘇聯攻佔烏克蘭克里米亞的時候,約有一百八十萬烏克蘭人遷離家園,當中(特別是非正規軍的民兵)約有三分一人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另外有22%人有憂鬱、18%人有焦慮病徵,還有身體各樣不適的軀體化精神問題。此外,因戰爭被囚的戰俘,更成為嚴重精神障礙的高危人士。至於自願參戰的民兵,雖然保護國家給自己一個生存的意義,但是由於缺乏訓練及戰事準備,一旦遇到廝殺場面往往應付不來,手足無措,出現恐慌情緒。最後,這類戰爭創傷在兒童及青少年心理上分外須要關注,將會持續出現負面影響,並且會產生各類精神後遺症。戰爭拖延越久,這些情況便會變得愈嚴重。

因此,撇開戰爭屬誰是誰非的問題,單單站在人道及愛好和平的宗教立場,對捲入戰爭的所有受創人士(特別非軍事人員),在救援人員的人身安全獲得保證的情況下,應該給予身心靈受傷害的災民合適的全人關懷服務。

雖然聖經確實記載了不少戰爭,歷史上基督教也捲入不少殘酷的戰事,但是基督教的精神是鼓勵和平,而耶穌更是「和平之君」(以賽亞書第九章6節)。耶穌對門徒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把自己的平安賜給你們;我給你們的,不像世界所給的。你們心裡不要惶恐不安,也不要膽怯。」(約翰福音第十四章2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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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開戰?

為何某個國家(或國家領袖)會決定出兵與別國開戰?不少專家或學者提出過各種原因。根據曾經冒險拜訪過引發戰爭的政治或毒梟幫派領袖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及經濟學家Chris Blattman教授(Chicago News Podcasts, Episode 93)指出,雙方開戰主要基於一種「討價還價範圍」(bargaining range)的考慮。雖然敵對雙方大多數明白戰爭只會帶來破壞,但是以下五項因素仍然會導致戰爭爆發:

一、不受控制的領袖(unchecked leaders):國家首長並不真正對人民負責任,因此戰爭未必為其帶來直接的個人損失。這種情況即使在最民主的國家也會出現(例如總統本身是富豪,不受戰爭帶來的經濟衰退直接或即時傷害),何況獨裁地方的領袖?更少受到國民不滿的影響。

二、無形的誘因(intangible incentives):有些時候,戰爭雖然會令到國家付出沉重的代價(人命傷亡),卻會帶給國家領袖非物質的好處,例如提高個人的政治地位及權力,特別是在本國權威受挑戰的時候。

三、錯誤的判斷(misperception):受到錯誤的資訊影響,或個人過分自信導致錯判環境(例如高估本身軍事力量),而決定開戰。

四、不肯定性(uncertainty):由於世界確實非常複雜,很多事情出乎意料。因此很難確定戰果,因而陷入危機時會孤注一擲。例如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鬥爭,就是受到太多內在及外在不確定的因素影響,尤其是不了解敵方的反抗能力,結果造成長期拖拉。這又有點像撲克牌博弈,大家互相猜測對方的實力,靠猜測結果出牌。

五、承擔責任問題(commitment problems):舉例說,A國已到達頂尖發展期,開始有衰弱跡象;B國則崛起,搶去了A國不少好處。由於B國不會守信用,承擔永不超越A國的承諾,因此A國要以行動去阻止情況惡化,唯有趁對方尚未有足夠能力,及早削弱她的力量。

當然還有其他各種原因引發戰爭,但是從上述分析可見,錯誤判斷形勢的代價的確引起不必要及不理性的戰事。若能針對上述相關的因素認真地思想計算,不少戰爭確實可以避免,又或者提早結束。

聖經也有提到要計數過兵力,才決定是否適宜開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31至32節說:「或者一個王去和別的王交戰,哪有不先坐下想想,能否用一萬兵去迎戰那領兩萬來攻打他的呢?如果不能,就該趁對方距離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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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投降的心理決定

對於一場戰爭,大部分人喜歡討論其發生原因,但是比較少人研究它將如何結束。要結束一場戰爭,通常不是雙方進行和談後協議,就是戰鬥到最後的勝敗之分了。戰敗的一方,有多方面的情況,主要是全軍覆沒,或者舉手投降。根據Holger Afflerbach及Hew Strachey(2012)在著作《戰爭如何完結:投降的歷史》中,描述棄械投降乃是減少戰爭暴力及死亡的最主要因素;並可能讓勝利者藉此顯示寬宏量度。因為在投降後,被囚禁在集中營(即使昔日的俘虜很多時成為奴隸)也算安全。若能服從的話,最少也能夠保存生命,甚至日後有機會獲得自由。可惜在歷史上,確有把投降的敵軍全部殺戮的事件,為了避免他們日後造反、暴露軍情,或者勝利一方要減少糧食消耗及其他不合理的原因(包括生物實驗及將領的變態心理)。這情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確實不幸地發生過。

另一方面,「軍事投降」(military surrender)是把自己控制或管理的土地、軍人、武器及其他防衛設施,在無條件(或某些條件)之下交出來,不再對抗。從認知角度看,「軍事投降」是一種決定,是在衡量過各方面的得失而作出的最佳選擇;即是投降比繼續戰鬥下去對自己一方有較大好處。通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保存自己及自己軍隊或居民的生命,並減少傷亡。不過有心理分析發現,假若士兵認為投降以後會得到仁道對待及短暫的囚禁,比單單保命更為重要。假如認為被俘虜之後,將會受虐待或長期監禁的話,則會傾向持續戰鬥,甚至誓死不降(Ryan Grauer,2012,Security Studies)。

至於投降的士兵,他們的心理大部分也不好過。當然投降時會有恐懼、焦慮,甚至有創傷感覺,但是也有人對自己國家有信心,而產生日後有機會獲救的希望。另外,有不少人因為自己未能為國家或公義堅持作戰到底及犧牲性命,特別對比起那些傷亡的同僚,會為自己貪生怕死而感到慚愧及內疚;其中有少部分人會出現自殺或與敵人同歸於盡的念頭。

聖經士師記第十六章21至30節講述以色列人的戰爭英雄參孫,他被非利士人俘後,慘遭虐待。參孫痛定思痛,在體力恢復後,找機會復仇,終於與敵人同歸於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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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疾病

勝利疾病(Victory disease)通常發生在軍事領袖身上,當他們嘗試過幾次勝利之後,便開始出現病徵;因而使軍隊變得脆弱,導致下一輪戰事容易失敗。

根據「維基心理學」(Psychology Wiki)所言,這種疾病的症狀如下:

一、傲慢:認為自己是不敗的軍旅。

二、自滿:非常滿意過往的成績,認為此等情況將會持續下去。

三、一成不變:認為自己的戰略已經足夠應付且有餘,無須變化。

四、標籤別人:認為敵人皆沒有反抗能力。

五、忽略相反情報:假若收到的訊息與自己的想法不同,便認為資料出錯。

由於出現此等心態,行軍時便不思進取,戰術依樣畫葫蘆,不會因時制宜。反過來,敵方卻因為曾經戰敗而反省改革,變得更加靈活,並懂得避重就輕,終會反敗為勝。

「勝利疾病」這名稱大致上源於日本字(JJ Stephan, 2002, Hawaii Under the Rising Sun)。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偷襲美國珍珠港成功後,便認為可以無懼世界。勝利的雄心導致日本過度擴張太平洋戰場,嚴重消耗資源及海軍力量,終於導致戰敗投降。

歷史上確實出現過不少軍政領袖自以為軍事策略了得,輕率地出兵或挑戰強國;因而拖累國民進入戰爭狀態,導致國力衰弱。比較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國的拿破崙。在1812年,他乘勝追擊俄羅斯軍隊。當他進攻莫斯科的時候,才發現自己一貫的戰略不適用於當地的冬天氣候,結果被打敗,傷亡慘重。

這種勝利心態也出現在其他機構的領袖身上,特別是具有競爭性的行業,例如手機、電動汽車等。中國名句「驕兵必敗」頗適合用來形容這種疾病。

聖經也記載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後,在與外族人戰爭的過程中,曾經出現勝利疾病。當他們輕易攻取迦南不少地方及耶利哥城的時候(約書亞記第六章),便以為自己是長勝將軍。故此,當攻打小小的艾城的時候,因過度輕視,沒有盡全力,結果慘敗而回。聖經解釋,是因為有人犯罪而拖累全軍(約書亞記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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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賣國賊的心理

為何一個人會「背叛」(betray)自己的家庭、朋友、工作機構,甚至自己的國家呢?是甚麼原因導致出現這種被人鄙視、唾罵及咒詛的「賣國賊」(traitors)?是金錢嗎?有研究指出,為金錢而「叛國」(treason)並不常見,反而因為某些心理因素更明顯。專家有以下見解:

精神病專家David Charney有分參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一份報告(報告編號000618 3135),是有關出賣組織(包括國家)的背叛者心理。在報告中他指出,這些人有某些特徵,包括破損了的依賴性、破碎的家庭、感覺失落、衝動性格、反社會行為及自戀心態。他曾經每週往監獄會見著名出賣國家機密給蘇聯的前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探員Robert Hanssen,了解他作「賣國賊」的心態;再加上個人相關的臨床經驗。他歸納出來的結論是「沒有一位『賣國賊』感到快樂,反而受著心理和情緒上的真實壓力」。

另外根據心理學的分析發現,叛國的人多數有以下兩類特別性格的其中一種:一、支配及操控性的人格;二、被動及倚賴性的人格。這兩種人格皆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非常自我中心;往往過分考慮自己的事,卻對別人的困難沒有感受。

當然,特殊環境也是一個引發人賣國的重要因素,例如債務纏身、個人或家人受到生命威脅、對自己組織或國家不滿或失望、在權力鬥爭下落敗的時候等等。出賣國家往往是一種補償或報復上述困難的一種方法,但多數有一種要證明自己十分重要的心理。一般人認為賣國賊一定是沒有良心、不道德的壞人,其實有部分人是有相當理想的意識形態,例如斯諾登(Edward Snowden)認為他服務的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活動及竊聽手法不道德,因而把工作上接觸到的機密文件資料向大眾媒體公開,令美國政府非常尷尬。

新約聖經中,耶穌的門徒猶大可算是最著名的背叛者。大部分人認為他主要是為了金錢(三十塊銀子)出賣耶穌(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15節)。但是有神學家認為,猶大是因為耶穌沒有打算推翻壓制猶太人的羅馬政府,希望藉著出賣耶穌而迫使他反抗起義。結果猶大失望而回,他把出賣耶穌的錢退回不遂,感到內疚而自殺(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1-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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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事新娘

「戰事新娘」(war brides)是指在戰亂期間結婚的新娘子,通常新郎是外籍人士,尤其是外國的軍事人員。在戰事結束後,新郎大多數被調回祖國;而新娘在短期內未必可以跟隨,導致雙方兩地分隔,如牛郎織女般等候相遇。可惜有些人永遠不能再相見,因為新郎須要再被調往其他戰場或與新娘失去聯絡;甚至已經戰死沙場。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新郎在家鄉本來已有妻子,甚至兒女,很難容納另一個女性。

The War Bride是2001年的電影,講述在1941年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拿大士兵Charlie被派駐英倫,在洒吧邂逅英國少女Lily,彼此相戀,然後結婚。當Charlie回國時,新婚太太剛好懷孕。其後依據「戰事新娘」重聚計劃,Lilly與好友Sophie (也下嫁了加拿大法國裔士兵)一起移居加拿大與丈夫團聚。可惜,當她來到Charlie鄉郊的農場時,卻不被他的母親及妹妹接受,並且出現了他的前度女友Peggy。劇情發展,Lilly與這些人的複雜相處關係,以及如何適應情緒低落而回國的丈夫。幸好大家堅持到底,排除萬難, 而以Lilly和Charlie 再次感受初戀時的激情作結。

可惜現實中大多數的「戰事新娘」並不如Lilly這麼剛強及幸福,反而經歷各種壓力後精神受損。除了丈夫可能離開以外,更有可能是一生留在家鄉獨自生活。由於已經正式結婚,在丈夫缺席之下而申請離婚及再婚並不容易。著名歌劇《蝴蝶夫人》正是講述一名美國軍官Pinkerton ,他在日本長崎娶了名為「蝴蝶」的少女藝妓,旋即回國。「蝴蝶」為丈夫不單改信基督教,更誕下兒子並守候丈夫歸來。可惜,Pinkerton已另娶妻子,無意返回日本。三年後,他與妻子重回日本接兒子回國。但是懦弱的他不敢面對「蝴蝶」,導致她非常絕望,在交托兒子之後,自殺身亡。

由此可見,「戰事新娘」確實會產生很多心理問題。此外,社會心理學有一特別名詞,稱為「戰事新娘動力」(war bride dynamic) 。新郎乃是侵略新娘國家的軍人,是女方的社會認為的公敵。男女雙方相遇初時,可能是互相敵對,甚至打得你死我活;但因各種原因及機遇而彼此逐漸了解、化敵為友,更擦出戀愛火花。但是這種新娘會面對更困難的壓力,不單來自親友,更會遭受社會標籤為「潛在反叛分子」。

聖經也有一件近似「戰事新娘」的事件,就是當以色列軍隊打算攻打耶利哥城之前,派出兩名探子進城。他們被追緝期間,得到一位妓女喇合出計保護,二人因而成功逃脫(約書亞記第二章)。當耶利哥城淪陷之後,喇合及其家人不單免受殺害,更有傳說她被其中一名探子娶為妻子。因為她的名字記載在耶穌歷代的家譜中(馬太福音第一章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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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中的逃兵

自古以來,在不少戰爭中,有些士兵受不住各種壓力,因而逃離戰場,成為「逃兵」(army deserters)。這情況與擅離職守(absent without leave)有些不同,雖然兩者都是在工作中失去聯絡,不見影蹤,但是逃兵有動機一去不回及放棄軍中職責。一般來說,軍隊對這類人非常緊張,一旦尋獲或捕捉,便會軍法處理,判處嚴刑,包括死刑。予以這般嚴厲的懲罰,原因是軍隊需要士兵絕對服從,以及避免他人仿效,影響軍心及戰爭結果。

為何這些士兵會逃離軍營或戰場呢?首先,大部分人並不是反對戰爭而作逃兵,否則他們(例如有些反戰的宗教信徒)也不會參軍,或會在訓練期間逃走。根據Tia Ghose在2014年6月11日在美國NBC新聞網頁的一篇報道指出,逃離崗位的美軍主要由於很複雜的個人原因,包括經濟危機、家庭糾紛、不適應軍隊生活。其實當中有相當多人出現了精神問題,只不過未被發覺而已。常見的精神問題,包括適應精神障礙、焦慮症、憂鬱症及創傷後壓力症,屬隨時可以治療及痊癒。可惜即使在軍事法庭,控辯雙方甚至法官也忽略了這方面的原因,甚少要求對逃兵作出強制性的精神醫學報告。因而作出嚴厲的裁決,對患病者更是雪上加霜,令精神疾病更嚴重。

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大部分英美逃兵都是在前線打仗的軍人,而且是參戰不久的新丁。他們大多因為受到炸彈轟炸的驚嚇、槍林彈雨下同伴傷亡、加上睡眠不足及缺水缺糧、救援人員和物資缺乏等,而導致精神崩潰,在驚恐之下逃跑(Charles Glass,2013,The Deserters:A Hidden History of WWII)。

聖經中也有描寫逃兵,但不屬於軍隊,而是屬於宗教隊伍;其中一位就是底馬,本是使徒保羅的佈道隊成員。提摩太後書第四章10節:「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離棄我去了帖撒羅尼迦」,因為這樣,保羅認為人手不足,要求他的徒弟提摩太盡早到他那裡。另一位在中途離開保羅的人便是約翰(又名「馬可」),他本是保羅及巴拿巴的助手。在使徒行傳第十三章13節:「保羅和同伴從帕弗開船,來到旁非利亞的別迦,約翰卻離開他們,回耶路撒冷去了。」因此,保羅日後不肯再帶他參與另一次宣教旅程。但是巴拿巴仍然接納他(徒十五37-39),而馬可終於為教會作了大事,包括撰寫了《馬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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