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是20世紀著名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大師「弗蘭克」(Viktor Frankl)所提倡的心理治療分析。他是生於奧地利的猶太人，也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據他自己所說，他的理論早在世界大戰前已經有草稿，只是在集中營那三年的經歷中更深切體會「意義療法」的重要性。這是透過幫助精神病患者從目前的處境中，體會自己生命的意義，從而改變人生觀，以致積極面對現實而生存下去。在他1972年的著名作品《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弗蘭克」舉了一些例子來解釋：

一、在被迫修補鐵路的時候，有一位俘虜突然提起他們的妻子，不知道她們現況如何。這使他想起自己的新婚妻子，然後體會到雖然見不到她，她卻存在自己心中，故此他要生存下去。

二、在集中營的時候，他發現當一位營友願意以分配而來的麵包換取一支香煙的時候，就表示該營友很快會死亡。因為他已經沒有生存意義和意志，只尋求短暫的享受算了。

在某方面來說，「意義療法」是一種生命哲學。依據「弗蘭克」的理論，有三個基本信念：

一、意志的自由(The freedom of will)：人可以超越生理及社會的限制，進入精神層面上的自由。

二、尋找意義的意志(The will to meaning)：若能如此，即使在屢遭失敗後，仍然可以堅持生存下去，而且生活得更加充實。

三、生命的意義(The meaning of life)：這雖然會因人及因時間不同而有分別，但是最重要是明白那時刻的人生的具體意義。

確實是這樣，「意義療法」對在天災人禍經歷創傷的人十分有幫助，包括患上複雜的「創傷後壓力症」的病患者。

聖經對人生的意義有很深入的剖析，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22至31節有很好的提示：「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也不要為身體憂慮穿甚麼。因為生命比食物更重要，身體也比衣服更重要。』（22至23節）、「你們中間誰能用憂慮使自己的壽命延長一刻呢？」（25節）、「你們不要追求吃甚麼，喝甚麼，也不要憂慮，因為這一切都是世上外族人熱切追求的。你們的父本來就知道你們需要這些東西。你們卻要尋求他的王國，這些東西就都會加給你們。」（29至3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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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爭期間逃亡的人抵達收容國時，通常被安排入住「難民營」。假若有人在原居地逃走失敗而被捉拿，大多數會被放進「拘留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的「大屠殺」(holocaust)事件中，這些營地更是臭名遠播的「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s)。因為營中設有毒氣室，內裡進行人體實驗及系統化的種族滅絕行動。

無論是「難民營」或「集中營」，在裡面居住的人很多時經歷不少創傷。他們有些人在逃亡前已經遭受戰爭帶來的傷痛，親眼目睹或經歷過生死存亡的一剎那。他們在逃亡時通常並不十分順利，歷盡艱辛及飢寒交迫才抵達安全地區，而且很多時與至親的家人失散或訣別。

不過也有不少人在這些營地生活時，才出現精神病徵。即使在設施較為齊備的難民營，因為沒有安全的住所或能夠養生的工作，又要適應新的文化及語言，出現相當大的精神壓力。事實上，有些難民營真是不安全，出現黨派之爭及恃強凌弱的暴力事件。例如逃難到香港的越南難民，在營中也出現過小規模「南北戰爭」，發生導致死亡的事件。

至於在「拘留營」生活的人，情況會更惡劣，會被人視為囚犯般看待。除了膳食差劣之外，勞改被強迫做苦工，更是不在話下；而侮辱及虐待的情況也不斷發生；女性及老弱傷殘人士更是苦不堪言。

很多研究指出，被困居住在這些營裡的人，有不少人患上各種精神障礙。Fazel 等人綜合了20個調查，發現在6,700多位成年難民中，有9%的人被診斷患上「創傷後壓力症」(PTSD)、5%的人患上憂鬱症，其發病率比收容地的居民高出十倍（見2005年《刺針》期刊）。除了成年人出現這些精神障礙，營中一起生活的兒童也有很高的發病率。據一份逃亡到德國難民營的敘利亞兒童分析顯示，約有三至四份一人出現PTSD（見Soykoek等人,2017年《刺針》期刊）。

聖經中有一個人經歷了很多次長期囚禁，他就是保羅（見使徒行傳）。根據Reggie Kidd博士的教導，保羅體驗了三個重要的意義：

一、苦難的存在：保羅早知道會被囚禁，甚至會被處死（第二十章22至25節、第二十一章13節），但是為了宣教，他甘願面對。

二、苦難的意義：保羅明白上主的計劃，是要藉著他的艱辛經歷去成就傳揚福音的目標；甚至使他可以向猶太的統治者（第二十三章1至10節）及在外邦法庭（第二十四章14至26節）作見證。

三、苦難的祝福：保羅宣教的苦難旅程導致福音傳遍地中海一帶（第十九至第二十八章），而且他在被監禁期間，寫了最少四卷書信，教導當代教會，更流傳至今，影響深遠。

因為有這些生命的意義，保羅曾經有機會安全逃離監獄，但是他卻沒有這樣做；結果感動了獄卒及其家人信主（第十六章26至3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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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後期，瑞典發現在逃離蘇聯及南斯拉夫戰禍的難民之中，有些兒童及青少年出現了極度退縮及冷漠的精神狀況。他們會捲曲身體在房中或床上動也不動，又完全不說話，甚至不會張開眼睛，好像要與世隔絕。他們看來相當失落憂鬱，又不願意進食，需要父母或他人餵食（甚至需用胃管）。這種情況在2003至2005年間出現更頻繁，有超過400宗個案。他們的家庭大多正在申請難民身份，而部分人卻有機會被遣返原居地。由於身體檢查沒有發現任何嚴重毛病，故此有人認為這些兒童是假裝有病，或是因家長們刻意下毒所致，以博取優先居留處理。事實上，當他們成功申請居留後，這種萎縮狀態會自動痊癒。

但是由於這些患者情況可以持續很長時間，甚至發生在已抵達瑞典多年的兒童身上，故此一般認為這是一種精神障礙，稱為「放棄生存綜合症」(Resignation syndrome)。至於成因則歸咎於他們年紀這麼小，卻要經歷逃難時的創傷（例如遭受虐待、與家人分離等），加上在陌生國家經歷冗長的申請移民程序，以及需要適應異地文化生活，因而心理受到傷害。故此又稱為「創傷性被遺棄綜合症」(Traumatic Abandonment syndrome)。當申請移民成功，家庭出現希望的時候，這綜合症便會不藥而癒了。

此外，這情況也發生在其他難民兒童的身上，特別是在2018年期間，那些從南太平洋島國「瑙魯」經水路非法潛入「澳洲」的群體中。其實這種情況也會見於一些孤兒身上，特別是他們剛被領養，從孤兒院群體生活中，獨自進到新家庭居住的時候。

聖經相當重視兒童，福音書記載了一件事：當門徒責備一批人把孩童帶到耶穌面前的時候，耶穌看見了就生氣，他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神的王國正屬於這樣的人。」（馬可福音第十章13至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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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戰爭主要是以男性為主，很少有女性參軍。自男女平等運動後，女性參軍也越來越多了。現代戰爭除了需求力氣以外，更加需要其他技術人員協助，故此無分性別。當戰爭中受傷或被俘虜的時候，女性軍人遭受的待遇與男性也有分別，特別是性虐待之可能，以致女性戰俘的心理、情緒反應也比較嚴重。

此外，由於出現廣泛殺傷力的武器，在戰爭中平民傷亡的機會大大地增加。在這情況下，婦女很多時除了本身家庭及工作的責任之外，更要擔當照顧受傷者的角色。假若丈夫在戰場或戰爭襲擊中意外死亡，年輕守寡的女性會遇到更大的壓力，特別是在重男輕女的民族中，例如在阿富汗，女性十分不容易獲得適當的醫療服務。此外，婦女若要逃亡、離鄉別井或生活在資源貧乏地區，出賣肉體賺錢可能成為唯一的出路（Arcel 及Kastrup,2004,Nordic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這樣的情況可見於2004年發生在蘇丹西部的「達爾富爾」（Darfur)戰爭中，性暴力及強姦行為被視為戰爭的一種武器。

正如一般精神醫學臨床體驗上，戰禍中的病人主要的不適及情緒表達會因性別有所不同，例如女性的「經前綜合症」會被忽視了；加上文化及宗教背景的差異，診斷及治療女性的精神狀況也有特別的難處。例如回教婦女比較困難與男性醫護人員表達自己的感受，更遑論接受身體檢查？即使她們身體因被虐待而受傷。

由此可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戰爭直接或間接的傷害，這就是為什麼不十戈研究發現女性有更多心理困擾及精神障礙。

舊約聖經記載了一段有關戰爭與婦女被欺壓的故事。在士師記第二十及第二十一章講述「便雅憫」支派與其他以色列人爭戰，結果兵敗，死了很多人。為了使「便雅憫」族不致絕後，以色列人便找個藉口去擊殺「基列雅比」所有男丁及已出嫁的女子，卻把400個處女帶到「便雅憫」人那裡給他們為妻。由於人數仍然不夠，於是便吩咐「便雅憫」人往「示羅」地的葡萄園中埋伏，然後強搶當地出來跳舞的女子為妻。作者解釋，這種任意妄為的行動，是由於當時沒有王管理他們。

麥基恩醫生

根據RS Murthy及R Lakshminarayana在「世界精神醫學會」(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期刊《世界精神醫學》(2006年2月)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所述，他們確定了戰爭（無論是對內或對外）會嚴重影響當地人民之精神健康。作者綜合了在各地大小戰爭與精神障礙的研究，繼而列出一些高危因素，包括：

一、女性：雖然成年男性在戰爭中傷亡比較多，但生存下來的女性及兒童容易在戰爭環境下出現精神壓力；其中原因是他們容易受到暴力傷害。此外，在戰爭期間，缺乏社交上的支持，這樣對母親的心理尤其不利。

二、兒童：有研究指出：母親若然在懷孕前後有憂鬱情緒，其產下的嬰兒日後的成長會有負面影響；而青少年若經歷過戰爭創傷，患精神障礙的機會明顯增加，這種情況可以在「巴勒斯坦」的難民中看見。

三、創傷的嚴重性：很明顯，創傷越多，身心靈的困擾越嚴重，而精神障礙事件肯定因此而增加。

四、戰爭帶來人生經歷：假若要面對戰禍的各種艱難（例如：親人喪生、失業失學、貧窮與飢餓等），精神問題更容易出現，程度更嚴重。相反，若能經歷美好事件，例如能夠保持安居樂業，得到經濟支援等，則會減少心理後遺症。

五、社會心理支持：不少研究確定缺乏人際關係及社交上的支持，或者沒有宗教及文化上正向態度，便容易受到戰爭創傷的負面影響。

由此可見，若能針對上述高危因素而給予適當的教育、預防、輔導及康復補助，可以大大減少因為戰禍而來的精神障礙。

聖經雖然記載了大小不同的戰爭，但是耶穌教導信徒不要驚慌：「你們會聽見有戰爭和戰爭的風聲；你們要小心，切勿驚慌，因為這些事必須發生，不過結局還沒有到。」（太二十四6，《環球聖經譯本》）。此外，耶穌更要求他們善待敵人：「倒不如這樣：『你的仇敵如果餓了，就給他吃；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不要被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十二20-21，《環球聖經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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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似乎沒有大型的戰爭，但是不斷出現國與國的衝突（例如伊拉克與科威特戰爭）及民族間的內戰（例如斯里蘭卡「泰米爾」族與「僧伽羅」族的矛盾）。2022年的俄烏戰事會否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仍是未知之數！

戰爭不論大小，對於參戰國的社會及其人民之健康確實有災難式的影響。除了身體上的疾病及傷亡以外，精神及心理上的創傷也相當嚴重。因為戰爭破壞了社會及經濟結構，帶來各方面的社會心理困難，包括貧窮、營養不良、物資缺乏等等，導致社區、家庭及個人經歴相當大的適應壓力。這種心理障礙不單在戰爭時發生，更會在戰爭後出現，而且會延續相當長的時間，對醫療服務帶來沉重的負擔。有些特別脆弱的群組，尤其是兒童及青少年，戰爭創傷後遺症往往會影響他們的成長，甚至整個人生。2005年5月「世界衞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發表聲明，要求會員國加強保護在軍事衝突中的兒童。同年，「世界衞生組織」(WHO)執行委員會也要求所有國家實施及修補因戰爭、衝突及天然災害帶來的心理創傷之各項計劃。「世界衞生組織」在2001年《世界健康報告》指出：在世界有軍事衝突的地區，經歷創傷的人口中有十分一出現嚴重精神健康問題，而另外十分一會有行為上的困難，影響社會功能。最常見的病徵，包括憂鬱、焦慮、失眠及軀體化問題（例如：背痛、胃痛）等。

自古以來，民族間為了自身利益，發動戰爭很難避免。聖經舊約記載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進入迦南地，為了生存及宗教的理由，與當地阻擋他們的民族爭戰，其中有亞瑪力人（出十七16）和米甸人（民三十一2）。但是在後來的日子，他們卻渴望和平：「他們會把刀劍打成犁頭，矛槍打成鐮刀；這國不向那國揮刀，也不再學習戰事。」（賽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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