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這篇趣談的時候，全球確診新冠肺炎的人迫近一億，死亡人數超越200萬，不少國家每天新確診數目仍是數以萬計！我們都期望疫苗是有效和安全的。但在疫苗的選擇上就很不容易了，除了對生產地方是否信任，還得考量它們防疫的能力，加上不時聽到個別疫苗可能引起的嚴重併發症以至死亡例子，平民大眾真是不知如何作選擇。其實在這一刻，我的醫生朋友們在這個事情上仍是眾說紛紜，引用的「證據」也很不一樣。

大家也許曾聽過「抉擇恐懼」（Decidophobia) 這個名詞，據說是由一位哲學家Walter Kauffmann 於1973年出版的Without Guilt and Justice: From Decidophobia to Autonomy中提出，指人對抉擇產生了恐懼，被猶豫不決和後悔製造的困局拖著，停滯不前。雖然「抉擇恐懼」未被主流的精神醫學斷症系統(ICD-10, DSM-5) 列入為正式的精神病症，但「抉擇困難」卻是不同的精神疾病的病徵之一，如焦慮的人「甚麼都擔心」而做不了決定，抑鬱的人缺乏自信和思想組織能力作選擇，而有強迫症的人因為未能有百份百的肯定也不敢作結論和抉擇。

然而，一般人的選擇困難都沒有這般嚴重。雖然某些人害怕要承擔作決定的後果，但許多日常生活上的選擇並沒有絕對的對錯，我們只需要按能夠掌握的資料來作合理的推斷和選擇便可以了。有時我們是因為有太多的選擇所以感到迷惘，在這情況下可寫下所有的選擇，然後按可行能、重要性、機會率等因素排列，只需在「排頭位」的幾個可能情況中作取捨。亦有人認為凡事要擁有絕對的肯定，才可有「完美的決定」，不幸世事並不完美，也不是跟絕對的規律發展，無休止的拖延作決定可能要面對更多的變數。又或許有一些決定可能牽涉他人，為免使某人不快，所以難作決定，雖然我們不應自私自利，但始終要知道我們不能取悅所有身邊的人。最後，有時我們想得太多，反而把問題複雜化、把焦點放錯了，所以要自我提醒，有時簡單些卻能更清楚的掌握自己的需要。

年青時曾在外科部門短暫工作。有一天，主治醫生替一名七十歲的男士做胃鏡檢查，意外地發現他有一個很小很早期的胃癌腫瘤，若能短時間內切除，存活機會很高。我負責向病人解釋這個「不幸中的大幸」，但老人家不想馬上決定，我唯有聯絡他的兒子，家人明白後成功說服病人簽紙做手術，雖然手術順利，但病人卻因未能預計的併發症離世。這事當時對我的衝擊很大，多日反覆思考自己的決定和對病人的建議，最後我終於想通了：「如果這病人是我爸爸，基於當時有的資料，我也一樣會建議爸爸做這個手術！」結果不是人能完全掌控的，人只能在此時此刻作「最佳的決定」。「人心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定。」〈箴言19﹕21〉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https://tdww.org.hk/2021/03/16/精神健康趣談-之-由疫苗想到「抉擇困難」/

1918至1919年美國的流行感冒大爆發，當地自殺率有明顯增加。在2003年期間，香港爆發SARS，老人自殺率也有增加，故此，不少專家擔心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傳染得這麼快這麼廣，會否自殺率也會大幅增加？

因疫情導致自殺思想及行為的因素有很多，特別是恐懼感染及其後遺症、自我隔離、社交距離等，導致不少人產生壓力、焦慮、憂鬱等心理病徵。若因疫情失去工作或有嚴重經濟損失，情況會更嚴重。對於某些類別的人，例如是長者、長期病患者、本身已是精神障礙病人，及在高危環境下工作的醫務人員，上述的困擾更為嚴重，可以增加自殺的風險。假若當地的精神健康服務不足，又或因隔離措施導致延遲發覺及治療，更會容易發生自殺死亡情況。

不過，在疫情爆發嚴重的英國，尚未有發覺自殺死亡增加的證據，如Appleby 等人2021年4月在《刺針、區域健康-歐洲》。有專家提出，要有良好的準備及措施，去減低可能發生的自殺行為。根據英國COVID-19自殺預防研究合作群組的建議（見David Gunnell 等人2020年6月在《刺針醫學雜誌、精神科》），應該有下列一些措施：

(一) 要建立一個遙控評估及照顧的途徑，包括求助熱線，並訓練醫務人員這種新式醫療運作。

(二) 政府需要提供經濟安全網給有需要的人士，不單是針對目前，更要考慮未來需要，增加在培訓及勞工市場項目。

(三) 留心在疫情中容易出現的家庭暴力及酗酒問題。對於鰥寡人士及長者更要提供社區照顧。

(四) 要留意環境中危險物品，特別是容易致命的藥物及消毒物品。在有槍支買的地方，應暫時禁止交易。

(五) 由於傳媒的影響力會影響接收者的精神狀態，特別是有關疫症的故事，故對於不負責任的傳媒報道，應有合適的管制及懲處。

(六) 關於疫情對精神健康及自殺行為之高危因素資料，應有全面性的收集及分析系統，以致方便作及時的反應。

(七) 對於防疫資源不足的地方，需要更嚴厲的預防措施，包括禁止宗教聚會、喪禮及其他社交活動、對外地勞工及那些從高危地區返回的人士作較長時間隔離等等。

他們的結論是目前是特殊且史無前例的危機時間，需要有充足的準備，高度的警覺性及國際間的合作。

傳統上，基督教認為自殺屬犯罪的行為，甚至歸入殺人的罪，但對於為信仰而甘願送死的人則稱讚為殉道者。不過，由於精神醫學的發展，這種觀念已經改變了。在上世紀90年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正式同意天主教會《教理》中提出：「在嚴重心理混亂、憤怒、對苦難極度害怕、受痛苦或虐待等情況下，應減低自殺者的本身責任。」

麥基恩醫生

在新冠病毒爆發期間，很多地方都需要封城（類似戒嚴），民眾不能外出（晚上或是整天），強制留在家中或在其他庇護地方。就算可以外出，也只能在家中附近一個區域，也只可以在限定時間內，作一些基本購物或求醫的認真需要。嚴重起來，社會中除了緊急及必須服務以外，各行各業都會縮減工作或營業時間，甚至完全停頓下來。

這種情況，對於有些年紀七八十歲以上的人，感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情況有點相似，特別是受敵人飛機轟炸的時候。根據Edgar Jones在《刺針、精神科》的文章（見於2000年8月27日），若以COVID-19與二戰時英國的城鎮（統稱為Blitz）當年情況，有下列有趣的異同：

(一) 封城是政府要保護市民生命的一種重要措施。

(二) 疫症的第一波及第二波，與二戰當年的V1及V2（德國發射的飛彈稱號）襲擊浪潮相似。

(三) 在每次浪潮之後，平安生存下來的人民以為危機已過，預防的心態開始鬆懈。

(四) 政府認為人民有一種自我保護心態，故可以在危機爆發前夕，迅速接受禁閉（在家或在防空洞）的措施，但事實並非如此，因人而異。二戰當年已有英國駐上海的空軍參贊Claude Pelly表示，西方人與東方人對這方面的心態有明顯分別，前者覺後者比較困難。這甘願接受留守在安全地區的分歧，在目前COVID-19疫情中同樣出現。

(五) 在1939年9月宣戰初期，平民蜂擁到店舖搶購食物及其他防護設施的反應，與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搶購廁紙及其他消毒物品非常相若。但當空襲並沒有即時來到的時候，英國人民立刻鬆懈起來，因而當十二月真正空襲時候，少於一半家庭有充足準備，包括熄滅所有燈光。這種鬆懈心態，有點相似中國早期在武漢爆發疫情（尚未遍及及其他國家）的時候，全世界的人真的有點不在乎情況。在2020年3月，英國的普查發現只有24%成人會懼怕感染這病毒，故各項大型活動繼續吸引無數人參加，但三星期後便需要正式封城了！

(六) 在戰爭早期，英國市民大多不願意離開家園，到防空襲的避難所留宿，因而死亡率相當高，但原因不是直接被炸死，而是因所住的房屋倒塌或火災死亡。短時間內，民眾便接受隔離的好處，終於集體躲進地底下的（例如倫敦的地鐵站內）避難地方，以致政府要在擠迫的地鐵站內加設床鋪，提供食物和水。這也與某些國家及城市，在COVID-19初期及嚴重期市民不同反應有些雷同。

(七) 當年由於不斷的空襲警報，有時雖然是虛報，但城市中的作業（特別是製造業）便自動停頓下來。英國邱吉爾首相因而委派一些專人在屋頂守望，且可以有權下令工廠在警報下繼續工作，或命工人在警報停止後迅速回到工作崗位。由此可見戰爭空襲可以嚴重影響社會經濟，但重要的工業及服務必須保持。這與疫情令社會經濟受挫，但仍然要保持製造防禦病毒的工業及社會服務的情況，十分相似。

(八) 由於戰爭中城市火警是市民死亡最主要原因，當年英國政府要求非戰鬥人員要登記作防火服務，每月最多48小時，希望及時預防微小火種的出現。這也與疫情期間，衛生部門要求檢查社區中的早期發病（甚至無症狀帶菌者）措施類似。最有趣的是空襲時市民被呼籲要戴上防毒面具（gas masks），而在疫情間政府也要求市民戴上防疫口罩（face masks）！

(九) 在二戰期間，市民不斷需要準確的知識，否則會懷疑政府有些事情隱瞞他們。雖然政府設立特別資訊部門，但作用往往受到其他宣傳訊息抵消。例如當英軍在新加坡失守的時候被其他媒體報道出來，市民對政府更加失去信任。在COVID-19疫情期間，資訊確實混亂，導致不少市民不信任疫苗注射的呼籲。

從上述分析可見，在天災或人禍期間，市民個別及集體的思維和心理反應其實相當重要，直接及間接影響了社會安全及政治經濟穩定，故此政府不能忽視民眾心理！可惜很多時政治領袖總是不能謙卑下來，吸取歷史教訓，以致重蹈覆轍，塗炭生靈。

聖經中也有提到不少戰爭與瘟疫，有時指出是上主的懲罰〈舊約利未記26章25節〉，但有時也是自然地出現的〈列王記下17章13節〉。其實上主提醒祂的子民，要有心理準備這等危機的發生，但要有勇氣面對，而且更要關注個人及整個人類的得救〈馬太福音24章6-14節〉。

麥基恩醫生

註釋：Blitz是指在1940-41年間被德國轟炸的英國城市統稱，先由倫敦開始，然後延伸至其他大小城市。當年最受影響的就是倫敦、利物浦及伯明翰。據說伯明翰（Birmingham）及附近的考文垂（Coventry），曾經有超過400噸高度爆炸力的炸彈丟下，而格拉斯哥（Glasgow）及鄰近地區，更超過800噸，其嚴峻程度可想而知。

2020年初，當新冠肺炎疫苗出現的時候，有些國家認為不適合精神病患者接種。其後當地的相關醫療組織列出注射疫苗的人之健康資格，部份仍然認為精神障礙，與其他腦科疾病（例如癲癇症、腦炎等）皆不宜接種。

這種籠統的把精神障礙歸類為不合宜，引起不少關注精神病患者的專業人士及組織不滿。例如在中東聯合酋長國，衛生部門因醫學學院的反建議，終於取消這種精神病排除豬舍標準的決定（Emmanuel Stip 等人於2021《刺針精神科醫學雜誌》）。這很有助於減少對精神疾病的標籤效應。

其實真的沒有甚麼強烈理由反對精神病患者接受疫苗，除非當時的精神狀況非常惡劣，不能合理地明白有關的好處與危險，而合法使用權利去同意或不同意（包括要求）注射。

沒錯，某些精神病患者（特別是有焦慮症或非常留意身體不適的人），會在注射疫苗時會有緊張甚至恐慌現象，導致頭暈、心悸、驚恐及休克情況，但他們通常都會很快復原，無需留院觀察。有些精神科醫生建議他們先服一些鎮靜劑，才往注射地點。當然若他們因精神疾病或所用的藥物，導致身體出現糖尿、新陳代謝綜合症等問題，則需要控制得好方適宜注射。

有研究指出，精神病患者假若染上這個疫症，死亡率比其他沒有精神病的染疫者為高（8.5%對4.7%）；故此研究者認為精神障礙病人反而應該是優先注重群組 (Wang 等人2021年《World Psychiatry》) 。

聖經不贊成歧視行為，而耶穌更與邊緣人士（例如被猶太人排斥的收稅官及妓女）來往，也醫治各類疾病的人，包括被標籤為不潔（例如麻風病）的人。

麥基恩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