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戰爭」(Biochemical warfare)實際上是動用兩類危險武器生物（細菌病毒等生物、有毒的化學物品），以之攻擊對方的人民、畜牧及農作物；故此又稱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已使用了細菌武器，又在波蘭小鎮使用含有「溴代二甲苯」的炮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軍隊在中國湖南空投鼠疫跳虱，導致七千多名民眾染病身亡；而日軍731部隊更在長春地方多次以中國人作致命的細菌實驗。此外，意大利軍隊入侵埃塞俄比亞的時候，也使用芥子毒氣，導致十五萬埃塞俄比亞軍人死亡。

早於1928年，已經有國際禁止使用化學武器(以細菌)作戰的條約；但有些國家（包括美國和俄羅斯）即使承諾燒毁有關物品，同時卻秘密地繼續研製及儲存這等生化武器。

由於這等生化武器會傷害人體健康，那些受到傷害仍倖存的人，往往出現中長期身體及精神問題。例如在1980至1988年的伊拉克與伊朗的戰爭中，伊拉克軍隊使用芥子毒氣，導致超過十萬伊朗軍人受到嚴重傷害，當中四萬五千人有長久後遺症。由於芥子毒氣可以經由皮膚吸收進入體內，因而傷害到很多器官，特別是皮膚、眼睛、腸胃、肺部、內分泌及血液系統；而呼吸問題乃造成長遠傷殘的主因。由於這等身體創傷，傷患者的焦慮、憂鬱及創傷後壓力症發病率顯著增加，而且比其他戰爭創傷引起的精神障礙更為嚴重（F Hashemian 等人,2006,《美國醫學會期刊》）。其他出現的問題，包括長期情緒不穩定、性功能失調及濫用藥物等等，甚至二十年後仍然持續出現軀體化、憤恨、憂鬱、強迫及焦慮等症狀（R Roshan et al,2013,Health &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

其實生化武器對於社會大眾，即使沒有令身體受傷，也可以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特別是恐懼、精神混亂及生活上的不確定性。由於這種恐懼，即使是單單有生化武器襲擊的可能性，已經造成社會不安；再加上傳媒的報道或預警，很容易出現「群體社會性疾病」(Mass sociogenic illness)，那是一種近乎「歇斯底里」(Hysteria)的反應。例如在2001年10月，菲律賓馬尼拉市謠傳有生化恐怖襲擊，有一千多名學生出現咳嗽、低燒及感冒症狀，要到診所求醫。1991年的海灣戰爭，雖然在伊拉克完全沒有找到沙林毒氣或其他生化武器，仍然有不少士兵感覺中毒受傷，出現了各類身體不適及精神病徵，而且持續很多年未能痊癒。

有人認為聖經記載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過程中，上主用來對付埃及人的方法，頗為類似生物武器，例如青蛙、蒼蠅、蝗蟲等動物，又導致埃及人皮膚生病及長子死亡（出埃及記第七章14節至第十二章36節）。

麥基恩醫生

雖然戰爭中士兵的精神狀況相當重要，但是決定參戰與否的國家元首或政治領袖的心理健康可能更要緊。歷史上，羅馬帝國的君主「尼祿王」(Emperor Nero)下令把首都羅馬一下子燒毀，有人認為，這是由於他精神錯亂所致。另一方面，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患上了燥鬱症，卻英勇地帶領英國軍民抵擋了德國的侵略。

根據臨床經驗指出，精神障礙會影響一個人的思維及行為，可以出現緊張及恐懼情緒，拿不出主意及做不到決定。故此，不能履行政治領袖的職務。南韓前總統盧武鉉，據稱患上了憂鬱症而不能承受壓力，在任期內跳崖自殺死亡。不過，除了擔心國家領導人因為精神不健全而導致失職之外，更令人憂慮一點就是他們無故挑起戰爭；尤其是超級大國的總統擁有發動核子戰爭的權力。若然精神狀態不佳，衝動地按下啟動核子武器的樞紐，更會觸發世界大戰。

另一方面，戰爭本身也帶給國家及軍事領袖巨大壓力，除了要做出複雜及重要的軍事部署及決定之外，很多未知因素及難以預計的後果往往會令人煩惱。若果睡眠不足、缺乏鬆弛時間、飲食不定時或受過量煙酒影響，很容易令這些領導人精神透支、情緒波動，甚至短暫失常。假若他們有精神障礙病歷或家族史，更會成為高危一族，隨時病發。

在2006年，Jonathan Davidson等人審視了1776至1974年美國三十七位前總統的傳記，再把相關資料給獨立精神科專家評估。結論：有十八位（49%）符合某些精神障礙，主要是憂鬱症、焦慮症、燥鬱症及濫用藥物或倚賴；當中有十位在任職總統時發病，影響了工作表現（見Journal of Nervous & Mental Disorders）。根據芬蘭精神醫學教授Matti Isohanni在2019年發表的論文（見Psychiatria Fennica），他分析了很多芬蘭政府及軍事領袖之精神健康文獻，包括他們在戰爭時的表現，結論是有部分人確實曾經出現過精神病徵，甚至因此不能勝任職務而離職。雖然如此，他卻未發現他們有真正符合診斷標準的嚴重精神障礙。但是他反而證明到部分領袖因為身體健康問題、濫用藥物，或因年老退化，影響了正確執行職務。

目前很多國家（包括美國）有嚴謹機制評估士兵（特別是參軍時）的身體及精神健康，卻似乎沒有任何制度（如專家小組）有權力審視國家及軍事領袖在任職前後的精神健康。幸而大部分能夠登上國家領導位置的人，特別是軍事強國領袖，都具有健康的體魄及性格，有堅強抵受壓力的韌力，而且克服過各層次的考驗後，才當選擔任這等重要的職務。

聖經有記載患有嚴重精神障礙的國家領袖，他就是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王。但以理書第四章33節說：「這話立刻就應驗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他被趕逐，離開人群，像牛一樣吃草，身體被天露滴濕，直到他的頭髮長得像鷹毛，指甲像鳥爪。」他七年之後痊癒，重掌王權。

麥基恩醫生

在戰爭期間逃亡的人抵達收容國時，通常被安排入住「難民營」。假若有人在原居地逃走失敗而被捉拿，大多數會被放進「拘留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的「大屠殺」(holocaust)事件中，這些營地更是臭名遠播的「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s)。因為營中設有毒氣室，內裡進行人體實驗及系統化的種族滅絕行動。

無論是「難民營」或「集中營」，在裡面居住的人很多時經歷不少創傷。他們有些人在逃亡前已經遭受戰爭帶來的傷痛，親眼目睹或經歷過生死存亡的一剎那。他們在逃亡時通常並不十分順利，歷盡艱辛及飢寒交迫才抵達安全地區，而且很多時與至親的家人失散或訣別。

不過也有不少人在這些營地生活時，才出現精神病徵。即使在設施較為齊備的難民營，因為沒有安全的住所或能夠養生的工作，又要適應新的文化及語言，出現相當大的精神壓力。事實上，有些難民營真是不安全，出現黨派之爭及恃強凌弱的暴力事件。例如逃難到香港的越南難民，在營中也出現過小規模「南北戰爭」，發生導致死亡的事件。

至於在「拘留營」生活的人，情況會更惡劣，會被人視為囚犯般看待。除了膳食差劣之外，勞改被強迫做苦工，更是不在話下；而侮辱及虐待的情況也不斷發生；女性及老弱傷殘人士更是苦不堪言。

很多研究指出，被困居住在這些營裡的人，有不少人患上各種精神障礙。Fazel 等人綜合了20個調查，發現在6,700多位成年難民中，有9%的人被診斷患上「創傷後壓力症」(PTSD)、5%的人患上憂鬱症，其發病率比收容地的居民高出十倍（見2005年《刺針》期刊）。除了成年人出現這些精神障礙，營中一起生活的兒童也有很高的發病率。據一份逃亡到德國難民營的敘利亞兒童分析顯示，約有三至四份一人出現PTSD（見Soykoek等人,2017年《刺針》期刊）。

聖經中有一個人經歷了很多次長期囚禁，他就是保羅（見使徒行傳）。根據Reggie Kidd博士的教導，保羅體驗了三個重要的意義：

一、苦難的存在：保羅早知道會被囚禁，甚至會被處死（第二十章22至25節、第二十一章13節），但是為了宣教，他甘願面對。

二、苦難的意義：保羅明白上主的計劃，是要藉著他的艱辛經歷去成就傳揚福音的目標；甚至使他可以向猶太的統治者（第二十三章1至10節）及在外邦法庭（第二十四章14至26節）作見證。

三、苦難的祝福：保羅宣教的苦難旅程導致福音傳遍地中海一帶（第十九至第二十八章），而且他在被監禁期間，寫了最少四卷書信，教導當代教會，更流傳至今，影響深遠。

因為有這些生命的意義，保羅曾經有機會安全逃離監獄，但是他卻沒有這樣做；結果感動了獄卒及其家人信主（第十六章26至3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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