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營的精神創傷

在戰爭期間逃亡的人抵達收容國時,通常被安排入住「難民營」。假若有人在原居地逃走失敗而被捉拿,大多數會被放進「拘留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的「大屠殺」(holocaust)事件中,這些營地更是臭名遠播的「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s)。因為營中設有毒氣室,內裡進行人體實驗及系統化的種族滅絕行動。

無論是「難民營」或「集中營」,在裡面居住的人很多時經歷不少創傷。他們有些人在逃亡前已經遭受戰爭帶來的傷痛,親眼目睹或經歷過生死存亡的一剎那。他們在逃亡時通常並不十分順利,歷盡艱辛及飢寒交迫才抵達安全地區,而且很多時與至親的家人失散或訣別。

不過也有不少人在這些營地生活時,才出現精神病徵。即使在設施較為齊備的難民營,因為沒有安全的住所或能夠養生的工作,又要適應新的文化及語言,出現相當大的精神壓力。事實上,有些難民營真是不安全,出現黨派之爭及恃強凌弱的暴力事件。例如逃難到香港的越南難民,在營中也出現過小規模「南北戰爭」,發生導致死亡的事件。

至於在「拘留營」生活的人,情況會更惡劣,會被人視為囚犯般看待。除了膳食差劣之外,勞改被強迫做苦工,更是不在話下;而侮辱及虐待的情況也不斷發生;女性及老弱傷殘人士更是苦不堪言。

很多研究指出,被困居住在這些營裡的人,有不少人患上各種精神障礙。Fazel 等人綜合了20個調查,發現在6,700多位成年難民中,有9%的人被診斷患上「創傷後壓力症」(PTSD)、5%的人患上憂鬱症,其發病率比收容地的居民高出十倍(見2005年《刺針》期刊)。除了成年人出現這些精神障礙,營中一起生活的兒童也有很高的發病率。據一份逃亡到德國難民營的敘利亞兒童分析顯示,約有三至四份一人出現PTSD(見Soykoek等人,2017年《刺針》期刊)。

聖經中有一個人經歷了很多次長期囚禁,他就是保羅(見使徒行傳)。根據Reggie Kidd博士的教導,保羅體驗了三個重要的意義:

一、苦難的存在:保羅早知道會被囚禁,甚至會被處死(第二十章22至25節、第二十一章13節),但是為了宣教,他甘願面對。

二、苦難的意義:保羅明白上主的計劃,是要藉著他的艱辛經歷去成就傳揚福音的目標;甚至使他可以向猶太的統治者(第二十三章1至10節)及在外邦法庭(第二十四章14至26節)作見證。

三、苦難的祝福:保羅宣教的苦難旅程導致福音傳遍地中海一帶(第十九至第二十八章),而且他在被監禁期間,寫了最少四卷書信,教導當代教會,更流傳至今,影響深遠。

因為有這些生命的意義,保羅曾經有機會安全逃離監獄,但是他卻沒有這樣做;結果感動了獄卒及其家人信主(第十六章26至33節)。

麥基恩醫生

COVID-19與創傷後遺症

在經歷過生命威脅、嚴重受傷、性暴力及其他人生巨變之後,心理創傷是很容易發生。其中部分特別脆弱的人士,更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綜合症」(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這是一種相當嚴重的精神障礙,若不適當及時處理,病情會持續下去並影響生活及社會功能。其主要病徵包括以下:

(一)侵入性(停不了)的創傷回憶,及與事件有關的惡夢。

(二)積極逃避對於與創傷事件有關的事物,例如不敢出現在事發現場或附近地區。

(三)過度警覺性,導致睡眠不安及生活緊張。

(四)負面情緒,包括內疚、羞愧及憤怒等,並失去了自己喜歡的活動興趣。

在COVID-19疫情之中,不少人的心理受到各種因素而感覺受創,特別是不幸患上了疫症的病人及其親屬,面對死亡的威脅,感受的壓力特別嚴重。根據意大利2020年4月的一個研究,381名曾出現在急症室的COVID-19染病者,在其康復後的健康檢查中,發現有30.2%康復中的病人出現PTSD,比美國911恐怖襲擊後的20%更多。在這研究中,女性病人、患精神病史、發病時出現譫妄或激動病徵的人,乃高危人士。此外,這批PTSD病人,很多時都感覺康復後有持續的健康問題。詳情可見Delfina Janiri 等人(2021年2月18日)《美國醫學學會期刊-精神科》。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前線醫護人員十分容易出現PTSD症狀。根據Y X Wang 等人2020年二月至三月間,向中國湖北省(包括武漢市)對接觸過COVID-19的211名願意接受訪問的護士的一個調查(見2020年6月26日《Medicine (Baltimore)》期刊),發現有16.83%出現有關PTSD症狀,特別是逃避的病徵。此外,女性及在工作不得滿足乃明顯有關因素。至於在兒童及青少年方面的研究實在不多。根據「沙地阿拉伯」的一個研究(Mohamed Sayed 等人2021年8月4日《PLOS ONE》期刊),在隔離政策開始兩個月後的橫切面網上透過社交媒體的普查,在537名青少年當中(男女各半),出現輕微或潛在PTSD症狀的人達到40.4%(27.4及13.0% )。

由此可見,在COVID-19爆發後,不少人出現了各類型的精神障礙,包括較嚴重的PTSD。若不及時處理(包括預防及治療),日後將帶來精神醫療服務的嚴重負擔,影響了個人、家庭甚至整個社會的功能。

聖經提及一個經歷重大創傷的人,就是「大衞王」。他年輕時曾經被當時的「掃羅王」所追殺,作王之後又因兒子「押沙龍」叛亂要逃亡。在他寫的詩篇中,顯露出了驚慌、害怕及無助感覺:「我因悲歎而疲憊,我夜夜流淚,把床漂起,把床榻浸透。我因愁煩眼目昏花,因眾多的仇敵視力衰退。」〈詩篇6﹕6-7〉他甚至埋怨上主不理會他﹕「我的 神!我的 神!你為甚麼離棄我?為甚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呻吟的話呢?我的 神啊!我日間呼求,你不應允;在晚上我還是不停止。」〈詩篇22﹕1-2〉幸而他對上主非常有信心〈詩篇13、30、63、71、121篇),藉著祂得到安慰及勇氣,終於化險為夷,成就國家大事。

麥基恩醫生

COVID-19與「失落的一代」?

由於新冠病毒爆發,對整個社會產生短期及長期的不良結果,西方媒體以「失落的一代」去描寫疫情導致青少年失去了成長發展的機會。因這題目,挪威的Hafstad 及Augusti (2021年7月1日《指針:精神科》期刊)討論了一個心理健康問題,就是目前在COVID-19疫情下的青少年人,是否有更多精神障礙?

他們引述一個在「冰島」(有相當健全的國民醫療數據)六萬名青年人(13至18歲)之精神健康數據(冰島有非常清楚的全民醫療數據)分析,發現在疫情發生後,憂鬱病徵增加了及心理健康變差了(Thorisdottir 等人2021)。雖然有研究憂鬱病徵愈來愈常見(Robinson 等人2021),但在疫情下的增加速度,冰島這研究數據,證實超越過去十年的趨勢。

事實上,青少年是一個脆弱的發展時期,因為大多數的精神障礙都是這段時間起病的,而有些特別群體更容易出現問題。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報告(2020年九28日), 即使在疫情前,每7位10-19歲青少年中,便有一位患有精神障礙。他們一般是在14歲左右起病,但可惜往往被忽視了,導致延遲診斷及治療。常見的包括憂鬱、焦慮及行為問題,而自殺更是青少年死亡的第四個主要成因。至於高危的社會心理因素包括:生活在破碎家庭、學業不佳、經歷家暴、性傾向及身份問題、濫用酒精及藥物記錄、家人有自殺記錄等。當然,青少年也有一些自我保護因素,包括健康的應付壓力方法、樂觀的認知想法、適當的自信心、良好家庭關係及社交連(包括學校、教會或朋輩支援)。

由此可見,大眾傳媒所說的「失落的一代」,似乎在COVID-19中真的出現了!故此,每當在危機爆發的時候,必須特別要留意青少年中的高危一族,加以適時的幫助去抵禦壓力,盡量去減低產生精神障礙的機會。

青年人在逆境之時,心靈的慰藉是相當重要的。聖經有一非常安慰的金句:「你們所受的試探,無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實的,他必不容許你們受試探過於你們抵受得住的,而且在受試探的時候,必定給你們開一條出路,使你們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書10﹕13〉試探可指各種的壓力,而一條出路應該包括自己積極解決問題、尋找別人幫助、接受輔導或藥物治療。

麥基恩醫生

COVID-19對全球健康及功能的影響

自從新冠病毒疫症爆發以來,各地的報導都指出,疫情及其防疫措施,對當地人民的精神健康帶來不少負面的影響。世界著名精神醫學教授Christoph Correll 及其他專家,發起的一個國際性的大型(COH-FIT)研究,記錄了全球六大洲155個國家,超過15萬人的有關資料,並於「世界生物精神醫學會聯盟」的2021年網絡會議上,發表了初步的分析結果。

根據這些資料分析,在全球參與這次研究的人當中,大約有12%曾經歷隔離措施,24.3%曾被診斷患上各類精神障礙。若以區域來分別,亞洲的百分比為最低,有5%曾隔離及6.4%被診斷有病;而歐洲的數字為15%及15.3%。反觀北美及中美地區,雖然只有2%參與者曾被隔離,卻有25.6%的人被診斷患有精神障礙。另一個發現指,自從疫情爆發以來,因擔心感染及其危險性而前往接受醫藥治療的人減少了24%,但感覺無助的人卻在這期間內增加了15%。這狀況很值得憂慮,因為無助感覺,與憂鬱症及自殺行為有直接的關連,假若未能及時或短時間內加以治療,日後可能導致自殺率增加。

不過,根據以色列的Zalsman教授的研究,在2020年的首數個月內,以色列國的人民聯絡「國民危機求助熱線」的人,比較2019年增加了48%。這在統計學上有非常顯著的分別,特別是當以色列全國封城的時段,即是2020年3-4月期間,與自殺有關的熱線求助數字急劇上升。

雖然這些是初步的分析,但這研究已發現COVID-19對人民的生活及健康有嚴重及突發性的改變。根據Correll教授所言,目前情況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精神健康問題的浪潮可能正在醞釀爆發之中。

由此可見,疫情蔓延普及全世界,沒有一個地區能夠獨善其身,所以必須盡快把這COVID-19病毒控制甚至消除,方能解決疫情帶給人類身心靈的困擾。可惜,目前不少國家各自為政,甚至利己損人,以致變種病毒不斷出現,不單把老弱傷殘的人士推至死亡邊緣,而年青力壯的人也受到社會心理上的創傷。非洲津巴布韋大學的Philemon Chamburuka 及Ishanesu Gusha (2020)發表了一篇文章,藉著聖經路加福音10章25-35節「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提出面對COVID-19的應有態度。首先,這㝢言鼓勵我們不要歧視他人,因為昔日猶太人鄙視撒瑪利亞人,甚至是他們為敵人。此外,這故事強調我們需要有「慈心」(compassion),即是富足的人(及國家)要幫助缺乏的人(及國家)。還有,這疫情指示我們這世界不應有國界之分,就算是敵人也是自己的鄰居,耶穌「誰是我的鄰舍?」的教導,在今天(特別是疫情下)仍然可以應用!

麥基恩醫生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與精神障礙

雖然新冠病毒肺炎病毒主要影響呼吸系統,但研究顯示它對其他器官組織(包括大腦)也有一定的傷害。若神經系統受到損害,會出現不同類別的精神疾病。此外,由於疾病及社會的防疫措施,嚴重影響市民日常工作與收入,社交與活動,帶來各樣社會心理壓力,使人容易出現精神問題,影響個人及家庭的正常運作。不少研究指出,肺炎病患者及其家屬,較容易患上焦慮、憂鬱及創傷後遺症。另外,醫務人員也容易出現身心耗竭综合症(burn-out syndrome BOS),特別是在疫症早期及大爆發曾經出現。不過,以上的研究發現大多是在小規模、短時間或指定群組的研究所得出來的數字。

其實,對於整個社會(或國家),實際上有多少人患上精神疾病,則需要大型的調查或綜合研究報道。根據最新的一份大型「追索性群組研究」(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紀錄了八千萬人(主要是美國人)的電子健康網絡數據分析,得出以下結果:在236,379證實患上新冠病毒病人中,有33.62%在患病後六個月內出現神經或精神疾病,當中12.84%是首次發病。在比較嚴重需要深切治療病人中,這比率更是46.42%,而首次發病則佔25.79%。這些比率,都遠遠超過沒有患病的人,也比只患上感冒或其他呼吸道感染的病人為高(見W.Taquet 等人於2021 五月《刺針、精神科醫學期刊》)。

由此可見,這肺炎確實很影響病患者的精神狀態,在這群新冠病毒病患者中,輕性精神病(以焦慮症為主)佔17.39%,重性精神病(例如思覺失調症)則佔1.40%。故此,衞生部門要有遠見,要留意COVID-19患者的精神健康,在可能情況下作出及時的預防、治療及康復醫療服務。

由於發病人數增加,加上明顯的社會經濟困難等因素,自然令人擔心自殺率也會飆升,特別是在疫情嚴峻的國家當中。曾經有英國社交媒體估計在「封城」(lockdown)期間,自殺人數有200%增加,幸而後來這報道被BBC確認是假消息!著名精神醫學教授Louis Appleby在英國醫學雜誌網址指出,其實,疫情環境對自殺有危險但也有保護作用,很難一概而論;而到目前為止尚未有自殺死亡數字增加的證據(見《刺針、精神科醫學期刊》2021年4月22之評論)。

由此可見,人生好像大海中的小船,隨時遇到好像新冠病毒的風浪,生命及心理受到很大的衝擊;這正好像在聖經「平靜風浪」的故事,教導信徒要有信心不要害怕。當時耶穌與門徒在一隻船上,海上突然風浪大作,門徒驚慌不已,甚至感覺「我們沒命了。」耶穌起來平靜了風浪,然後對門徒說:「為甚麼這樣膽怯呢?你們怎麼沒有信心呢?」〈馬可福音4章35至41節〉

麥基恩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