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月6日被定為「世界戰爭孤兒記念日」(Day of World Orphans)。戰爭孤兒是指那些兒童在戰爭期間喪失了父母，而喪失原因是父母死亡或失蹤，又可以是兒童被人擄走或被販賣。一般來說，沒有雙親才是孤兒，但是也有人把失去父親或母親的兒童歸納在這類別之中；更有人把戰爭中失去父母的青成年人當成孤兒。據估計，目前生活在戰爭衝突地區的兒童，全球大約有四億多人，而當中的孤兒超過一億四千萬，大部分人的年齡超過五歲。

除了失去父母的保護及照顧外，戰爭孤兒往往要面對重大的環境轉變，甚至親眼目擊戰爭造成的破壞與殺戮，包括親友傷亡；部分人本身更可能經歷過傷害及侵犯。因此，對他們的心理造成很大壓力及創傷，故此在成長階段中出現不少精神病徵。

Melvudin Hasanovic等人(2006,Croatian Medical Journal)分析了經歷過1992-95年南斯拉夫內戰的136名戰爭孤兒(男女各半)，平均年齡為12.7歲。當中有86人住在孤兒院或兒童村內，另有50人與生存的父或母居住。與50名和父或母相處的同齡兒童比較，研究員發現86名孤兒最常出現創傷後壓力症(PTSD)及憂鬱症病徵。此外，驚恐及焦慮也經常出現，尤其是對與戰爭有關的事物，特別是戰爭消息、死傷圖片，甚至救護車警笛聲、飛機聲響等。若不及早發現這等情況，並加以醫治，將會影響他們的學業及社交生活。

不過，也有部分戰爭孤兒成功抵禦各種壓力而健康成長。Chandigarh Fernando及Michel Ferrari(2011, Journal of Spirituality in Mental Health)對62名斯里蘭卡戰爭中的兒童（包括孤兒與非孤兒）的研究發現，缺乏親生父母確是一個特別負面的因素，但是大部分孤兒經歷戰爭後，仍然表現出內在平安與毅力，主要是因為宗教（佛教或基督教），且有實踐於生活上（特別是珍惜、關懷、和平），提升了他們的信心、良好個人感覺及歸屬感。

聖經相當強調對孤兒（及寡婦）的照顧，當然也包括「戰爭孤兒」了。例如舊約申命記第十章18節說：「他為孤兒寡婦主持公道，又愛護寄居者，賜他衣食。」及第十四章29節：「這樣，利未人——他沒有跟你一起分得產業，以及在你城裡的寄居者和孤兒寡婦，都可以來吃得飽飽」。新約雅各書第一章27節也說：「在父神看來，純潔無玷污的虔誠，就是照顧患難當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被世俗污染。」

麥基恩醫生

自從俄烏戰爭爆發以來，雙方軍人傷亡人數與日俱增。在戰情激烈下，不少烏克蘭平民為了捍衛國家、保護家園，拿起兵器加入戰場，成為志願參戰的民兵。此外，也有一些外籍人士自動從祖國飛抵烏克蘭，加入戰爭行列。因此，這個特別的「雜牌軍」群組的精神健康及其在戰爭中發揮的功效，便值得特別關注。

根據Richard Bryant等人在2022年3月出版的《刺針》期刊(精神科)指出，這些民兵為了保護自己國家的使命，會感覺自豪及有人生目標，對精神健康有一些保護作用。但是由於他們並不熟習戰爭環境，又沒有受過特別的搏鬥或其他軍事訓練，在戰場上相當吃虧。他們不自覺把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中，增加了創傷機會。另外，有些人不是主動加入民兵行列，對於拿槍殺人感覺矛盾，以致感到不安，更有部分人在精神層面上實在不適合參軍。因此，在戰爭期間出現各類情緒及精神問題，甚至影響到軍中其他隊員，實在有可能演變成整個部隊的負累。

正如很多有關戰爭與精神健康的研究發現，參戰時很容易出現創傷後壓力症(PTSD)。此外，也有研究顯示，非正規部隊（不限於軍人）在危險期間，出現創傷後壓力症(PTSD)比正規隊伍高危很多(YJ Guo et al,2004,《Psychiatry Research》)。假若戰爭拖延一段長時間，出現各類精神障礙的情況及嚴重性會不斷增加。還有一點，就是民兵的團結力量及朋輩支持網絡，比正規軍隊弱很多，而這也是影響應付壓力及預防精神問題的重要因素。萬一因戰爭而令身體受傷，甚至被迫投降成為俘虜，更容易出現精神崩潰。

聖經沒有提及民兵這類人士，但是上主似乎也贊成保衛家園：「我必在我的家四圍安營，不容敵軍出入往來；欺壓人的不能再侵犯我的子民，因我現在親眼看顧他們。」（撒迦利亞書第九章8節）另一方面，聖經似乎有指出，有效的軍隊是一種專業：「當兵的人沒有一個讓日常生活的事務纏身，是為了討招兵的人喜歡。」（提摩太後書第二章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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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是20世紀著名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大師「弗蘭克」(Viktor Frankl)所提倡的心理治療分析。他是生於奧地利的猶太人，也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據他自己所說，他的理論早在世界大戰前已經有草稿，只是在集中營那三年的經歷中更深切體會「意義療法」的重要性。這是透過幫助精神病患者從目前的處境中，體會自己生命的意義，從而改變人生觀，以致積極面對現實而生存下去。在他1972年的著名作品《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弗蘭克」舉了一些例子來解釋：

一、在被迫修補鐵路的時候，有一位俘虜突然提起他們的妻子，不知道她們現況如何。這使他想起自己的新婚妻子，然後體會到雖然見不到她，她卻存在自己心中，故此他要生存下去。

二、在集中營的時候，他發現當一位營友願意以分配而來的麵包換取一支香煙的時候，就表示該營友很快會死亡。因為他已經沒有生存意義和意志，只尋求短暫的享受算了。

在某方面來說，「意義療法」是一種生命哲學。依據「弗蘭克」的理論，有三個基本信念：

一、意志的自由(The freedom of will)：人可以超越生理及社會的限制，進入精神層面上的自由。

二、尋找意義的意志(The will to meaning)：若能如此，即使在屢遭失敗後，仍然可以堅持生存下去，而且生活得更加充實。

三、生命的意義(The meaning of life)：這雖然會因人及因時間不同而有分別，但是最重要是明白那時刻的人生的具體意義。

確實是這樣，「意義療法」對在天災人禍經歷創傷的人十分有幫助，包括患上複雜的「創傷後壓力症」的病患者。

聖經對人生的意義有很深入的剖析，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22至31節有很好的提示：「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也不要為身體憂慮穿甚麼。因為生命比食物更重要，身體也比衣服更重要。』（22至23節）、「你們中間誰能用憂慮使自己的壽命延長一刻呢？」（25節）、「你們不要追求吃甚麼，喝甚麼，也不要憂慮，因為這一切都是世上外族人熱切追求的。你們的父本來就知道你們需要這些東西。你們卻要尋求他的王國，這些東西就都會加給你們。」（29至3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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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爭期間逃亡的人抵達收容國時，通常被安排入住「難民營」。假若有人在原居地逃走失敗而被捉拿，大多數會被放進「拘留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的「大屠殺」(holocaust)事件中，這些營地更是臭名遠播的「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s)。因為營中設有毒氣室，內裡進行人體實驗及系統化的種族滅絕行動。

無論是「難民營」或「集中營」，在裡面居住的人很多時經歷不少創傷。他們有些人在逃亡前已經遭受戰爭帶來的傷痛，親眼目睹或經歷過生死存亡的一剎那。他們在逃亡時通常並不十分順利，歷盡艱辛及飢寒交迫才抵達安全地區，而且很多時與至親的家人失散或訣別。

不過也有不少人在這些營地生活時，才出現精神病徵。即使在設施較為齊備的難民營，因為沒有安全的住所或能夠養生的工作，又要適應新的文化及語言，出現相當大的精神壓力。事實上，有些難民營真是不安全，出現黨派之爭及恃強凌弱的暴力事件。例如逃難到香港的越南難民，在營中也出現過小規模「南北戰爭」，發生導致死亡的事件。

至於在「拘留營」生活的人，情況會更惡劣，會被人視為囚犯般看待。除了膳食差劣之外，勞改被強迫做苦工，更是不在話下；而侮辱及虐待的情況也不斷發生；女性及老弱傷殘人士更是苦不堪言。

很多研究指出，被困居住在這些營裡的人，有不少人患上各種精神障礙。Fazel 等人綜合了20個調查，發現在6,700多位成年難民中，有9%的人被診斷患上「創傷後壓力症」(PTSD)、5%的人患上憂鬱症，其發病率比收容地的居民高出十倍（見2005年《刺針》期刊）。除了成年人出現這些精神障礙，營中一起生活的兒童也有很高的發病率。據一份逃亡到德國難民營的敘利亞兒童分析顯示，約有三至四份一人出現PTSD（見Soykoek等人,2017年《刺針》期刊）。

聖經中有一個人經歷了很多次長期囚禁，他就是保羅（見使徒行傳）。根據Reggie Kidd博士的教導，保羅體驗了三個重要的意義：

一、苦難的存在：保羅早知道會被囚禁，甚至會被處死（第二十章22至25節、第二十一章13節），但是為了宣教，他甘願面對。

二、苦難的意義：保羅明白上主的計劃，是要藉著他的艱辛經歷去成就傳揚福音的目標；甚至使他可以向猶太的統治者（第二十三章1至10節）及在外邦法庭（第二十四章14至26節）作見證。

三、苦難的祝福：保羅宣教的苦難旅程導致福音傳遍地中海一帶（第十九至第二十八章），而且他在被監禁期間，寫了最少四卷書信，教導當代教會，更流傳至今，影響深遠。

因為有這些生命的意義，保羅曾經有機會安全逃離監獄，但是他卻沒有這樣做；結果感動了獄卒及其家人信主（第十六章26至3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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