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罪行

雖然歷史上有很多戰爭都出現令人髮指的兇殘行為,但是真正針對「戰爭罪行」(War crimes)的國際法例,直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才正式出現。1899年及1907年的《海牙公約》(the Hague Conventions)主要針對戰爭中不能使用的戰鬥方法,而1864年及1949年的《日內瓦公約》(the Geneva Conventions)則著重於保護非戰鬥人員。這些公約皆指出,違反規定會構成戰爭罪行。

簡單來說,戰爭罪行即是違反戰爭法的戰鬥規則及程序規範。根據聯合國關於戰爭罪的詳細定義列出的15項戰爭中違法的行為,包括了故意謀殺無辜者、酷刑或不人道待遇、故意造成巨大的痛苦、強迫戰俘或其他人在敵對勢力中服役、要求16歲以下兒童參與戰鬥、刻意攻擊平民、非法及肆意大規模破壞和侵佔財產、使用毒藥或有毒武器、攻擊或轟炸未設防且非軍事基礎設施的城鎮村莊、挾持人質、非法驅逐、移動及拘禁、蓄意攻擊(能導致平民傷亡)或過度破壞等。

要阻止上述的戰爭罪行發生並不容易!為了戰勝敵人,不少指揮戰爭的領導人對於這些罪行明知故犯,甚至縱容下屬做出種種暴行。不過,即使有清楚明確的法律定義,要證實某個人刻意干犯這些罪行,往往缺乏證據;而且必須經過相當複雜的審查過程,並要由特別的戰爭法庭審訊,往往受限於簽署公約的國家中執行。

以今日的道德準則來看,舊約聖經中的戰爭也有很多事件屬於戰爭罪行。例如創世記第三十四章記載,雅各的兒子們因為妹妹底拿被污辱而復仇,誘騙迦南地的示劍及其族人進行「割禮」(割包皮);趁著他們手術後身體疼痛不適而出其不意屠殺所有男丁,並擄掠他們的婦孺及財物。不過,這類屠殺行為是當時各民族對待戰敗的人的一般做法。因為他們不懂得如何人道對待戰俘,而且對遊牧民族來說,戰俘是非常昂貴的負擔。況且,這次乘人之危的勝利並不是上主的意思,因而引起雅各擔憂。

根據Scot McKnight在《今日基督教》(2020年3月30日)的網站指出,昔日以色列人的戰爭行為比周遭其他近東民族的歷史記錄的戰爭暴行相對溫和,甚至輕微。以宗教文物遺跡比較,以色列人信奉的神比起當代其他宗教的神祉,以色列的神沒有要歌頌在這類戰爭中的不人道表現。

麥基恩博士

停火、停戰與休戰

在戰爭期間,敵對軍隊很多時會停止互相攻擊的行為,稱為「停火」(ceasefires)。這情況並不等同戰事結束,但可以是「和談」的開始。其實「停火」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但很多時卻被混合通用。

一、「停戰」(armistice):是交戰各方暫時停止爭戰,等待雙方談判能否達成和平,在此期間各方仍繼續敵對及保持戰爭狀態;例如1953年「韓戰休戰協議」雖然簽署了,「南、北韓」雙方仍然互相敵對及保持戒備。通常「停戰」是帶有正式的法律責任,而是全方位被執行,並且會維持一段時間,好讓參戰國能夠談判,看看能否達到「和平協議」(peace treaty)。每年的11月11日被稱為「世界休戰日」,就是紀念1918年當日上午十一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帝國與盟國簽署休戰協議。

二、「休戰」(truce):這是臨時雙方前線指揮官作出的停止互相攻擊的決定。通常這是非正式地執行,而且較為短暫,甚至有指定時間(例如新年期間)或有限度的指定地方(例如救援或醫療設施地區),雙方武裝人員稍為休息,好讓某些工作可以進行,包括人道援助、交換戰俘、清理戰區死傷等,事後雙方還會繼續開戰。最為人引述的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的聖誕前夕,英法聯軍與德軍非正式的停火,而且互相唱詩及問候,甚至交換禮物;不過雙方停火只維持了數天便繼續開戰了。

教會歷史上曾經出現「上帝的和平與休戰」(Peace and Truce of God),是公元後十至十三世紀天主教會推行的一項運動,主張以「靈性約束」(spiritual sanction),來阻止法國各諸侯(騎士)的互相鬥爭,保護教會物業不被破壞、非武裝的神職人員的安全,及農民的財產。經歷了一個世紀的運動,中世紀的西歐恢復了社會秩序,締造了經濟復興有利條件。此外天主教的地位及權威也被提升在王國之上,並把騎士變成信仰的捍衛者;可惜卻造成日後「十字軍東征」的殘酷戰爭!

麥基恩博士

停火

「停火」(Ceasefire)一般是指戰爭中敵對雙方同意一起作出短暫停止暴力的軍事行為,作為日後更進一步的「停戰」,並藉這段時間用以救援傷亡軍員及受影響的災民提供人道援助。此外,「停火」那製造了一個冷靜期作為「停戰」及「和談」準備(參Shane Smith 2003年十月份《Beyond Intractability》網頁)。

社會心理學認為由於戰爭步行會製造焦慮、恐懼及仇恨心態,令談判開始並不容易。此外,有時候敵對雙方也會假借「停火」而進行一些作戰部署,一旦談判出現困難便反撲或大舉進攻對方。這其實不單有違「停火」原意,但卻會爭取更多政治利益及談判籌碼。故此要成功地「停火」,確實需要敵對雙方建立到一個最低限度的「互信」(mutual trust)。根據Shane Smith的見解,這種信任包括心理上認知到以下各點:暴力的自我傷害性、個人在製造衝突上的責任、應要對敵人產生同理心。這其實需要一種心態上的「更新」(transformation)。不過,他認為最大的阻隔乃是得不到全體參與人士認同,而有時候一少攝持份者的過度不良或惡劣反應,會令整個「停火」會議失效。

不過,「停火」會議一旦成功開始,確實有一種正面推動進展的效應。大眾渴望的和平會漸漸滲透入會議當中,令雙方破壞「停火」協議的政治代價不斷增加。此外「停火」也會把本身倡戰的政治團體之共識,轉移到倡議和諧的新架構。加上第三者(國際組織或國家)之介入,會有壓力給敵對雙方去保持接觸及討價還價。最後,若有和平部隊出現在「緩衝區」,雙方更有誘因討論「停戰」的議題!最後,加入的第三者或許有自己的隱藏議程,不過愈多各類代表的介入,通常會令雙方「停火」成功的機會愈發增加。

由此可見,「停火」一旦成功開始,若能夠在國際的眼光注視下,即使是短暫也應該會有下續。若能有很多的中立的第三者參與,「停戰」的機會便會增加,和平之路也可出現!

舊約聖經也有一段記載類似「停火」的協議,昔日稱為一種「罵戰」,事件記載在《撒母耳記上》十七章。當時「非利士」人的軍隊帶着巨人「歌利亞」挑戰「掃羅王」及其「以色列」軍,但提出的條件卻是對方派出一人單獨與「哥利亞」戰鬥,若能殺了他,「非利士」就歸降作奴僕。但若是敗戰,「以色列」人則要作奴僕。這些條款看似公平,但實質上並不對等,故此「掃羅王」及「以色列」眾人「就都驚惶,非常害怕」。幸而「大衛」年少不畏虎,依靠上主挑戰「歌利亞」,藉着慣用的機弦甩出石子,擊殺了他;並且乘勝追擊,打勝了仗!

麥基恩博士

曠日持久難民綜合症

難民因為各種原因而必須置身在原籍國領域之外,不願或不能返回原籍國或受該國保護。近年引發難民潮的主要元兇是連綿不絕的戰爭(兩國開戰或本國內戰)。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報告指出,全世界目前須要關懷的難民超過一億人,分布在各大洲。一般來說,接收難民的國家會安排難民居住在本國的難民營及其他集中收留的地方;然後根據其個人或家庭的特殊狀況,再分配到國內其他地方或家庭。經過一段時間,待其祖國的環境改善後,他們便可以返回家鄉。可惜有不少難民已停留在異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不能回鄉,又未能入籍接收地。因此,他們的基本經濟、社會及心理需要長期得不到滿足,因而產生社會心理上各種問題,稱為「曠日持久難民綜合症」(Protracted Refugee Syndrome)。

聯合國難民署執行委員會的報告顯示,此等長期難民似乎生活在一個靜止的狀態當中,耗費了生命。雖然他們接收到援助,但是不能享受當地社會各種公民權利。他們沒有收入及資產,沒有權力或發聲權利,並且容易受到不利事件打擊。假若他們的祖國政治紛爭沒完沒了,他們便會滯留外國並延長倚賴外間援助時間,甚至浪費接待國及其他捐贈者的資源。因此,他們在精神及心理上很容易出現困難,甚至產生精神障礙。由於資源有限,贊助隨時間減少,難民情況不單不能解決,而且越來越差,產生很多管理上的問題。曾經在難民營中出現幫派之爭及暴力傷人事件。除此之外,長期照顧難民直接或間接帶給接收國家相當沉重的社會及經濟負擔,引起當地民眾出現「反難民」運動,甚至迫使其政府遣返難民,或將部分難民轉移到其他更貧困的殖民地或國家居住。

聖經中的以色列人也是曾經寄居在埃及的經濟難民。因此,摩西帶領他們出埃及後,教導他們:「不可壓迫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知道寄居者的心情。」(出埃及記第二十三章9節)「如果有外人在你們的地方,與你們一起寄居,你們不可欺負他。與你們一起寄居的外人,要看他像你們中間的本地人一樣;你要愛他好像愛自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曾作過寄居的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未記第十九章33至34節)

麥基恩醫生

冷戰的心理武器

「冷戰」一般是指1940年至50年代美國及其盟友與蘇聯及其集團的外交關係。兩國表面上並沒有任何大型戰爭,但暗地裡美國希望藉著政治、經濟及心理打敗蘇聯共產主義。這時候出現了一組新名詞──「心理武器」(Psychological Weapons),包括「美國之音」用46種語言廣播到超過100多個國家,又有美國中情局向中國投下數以萬計氣球,內藏「反對共產主義」的單張。此外,杜魯門總統提出以金錢援助歐洲國家發展,保持自由,以之來抵禦共產主義的威脅。

自此之後,「冷戰」成為一個常用名詞,代表兩個國家(及其友邦)、機構、群體,甚至個人(例如兩夫婦)互相交惡的關係。雖然沒有展開正式的嚴重衝突,但是靜靜地進行各類制裁及對抗,包括製造緊張氣氛的心理威脅。因此,有些國家曾經招募心理學家研發有效的心理武器,包括如何影響公眾意見、設計感動的宣傳技巧、打擊對方士氣,甚至相關的「洗腦」(Brainwashing)方法。其實「洗腦」這名稱是由美國新聞記者Edward Hunter於1950年提出,其後被渲染起來。在戰爭時期,戰俘縱使獲得釋放,卻仍然選擇留下而不願回國。沒錯,有研究證明,在藥物、催眠、身體及情緒被剝奪的情況下,人的思維會被扭曲。

英國精神病專家William Sargant(1957)在其著作Battle for the Mind引用著名的條件反射實驗,解釋在極端緊張或興奮的情況下,大腦皮層會受到抑制,失去了一般正常的條件反射行為,因而影響了正常理性的思想。他又解釋,這種情況不單止出現在戰爭中的「洗腦」情況,也會出現在宗教復興活動、警察盤問過程中,甚至是流行音樂會中。不過到目前為止,仍未能確定這種「洗腦」方法有真正及長久的效用。即使有這樣的不肯定性,在傳媒誇張的報道下,仍然製造了不少恐慌情緒。

世界上,大小戰爭不斷出現。若沒有「激戰」,便會發生「冷戰」。聖經的名句「戰爭有時,和平有時」(傳道書第三章八節下),是很有智慧的。

麥基恩醫生

烏克蘭民兵的精神健康

自從俄烏戰爭爆發以來,雙方軍人傷亡人數與日俱增。在戰情激烈下,不少烏克蘭平民為了捍衛國家、保護家園,拿起兵器加入戰場,成為志願參戰的民兵。此外,也有一些外籍人士自動從祖國飛抵烏克蘭,加入戰爭行列。因此,這個特別的「雜牌軍」群組的精神健康及其在戰爭中發揮的功效,便值得特別關注。

根據Richard Bryant等人在2022年3月出版的《刺針》期刊(精神科)指出,這些民兵為了保護自己國家的使命,會感覺自豪及有人生目標,對精神健康有一些保護作用。但是由於他們並不熟習戰爭環境,又沒有受過特別的搏鬥或其他軍事訓練,在戰場上相當吃虧。他們不自覺把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中,增加了創傷機會。另外,有些人不是主動加入民兵行列,對於拿槍殺人感覺矛盾,以致感到不安,更有部分人在精神層面上實在不適合參軍。因此,在戰爭期間出現各類情緒及精神問題,甚至影響到軍中其他隊員,實在有可能演變成整個部隊的負累。

正如很多有關戰爭與精神健康的研究發現,參戰時很容易出現創傷後壓力症(PTSD)。此外,也有研究顯示,非正規部隊(不限於軍人)在危險期間,出現創傷後壓力症(PTSD)比正規隊伍高危很多(YJ Guo et al,2004,《Psychiatry Research》)。假若戰爭拖延一段長時間,出現各類精神障礙的情況及嚴重性會不斷增加。還有一點,就是民兵的團結力量及朋輩支持網絡,比正規軍隊弱很多,而這也是影響應付壓力及預防精神問題的重要因素。萬一因戰爭而令身體受傷,甚至被迫投降成為俘虜,更容易出現精神崩潰。

聖經沒有提及民兵這類人士,但是上主似乎也贊成保衛家園:「我必在我的家四圍安營,不容敵軍出入往來;欺壓人的不能再侵犯我的子民,因我現在親眼看顧他們。」(撒迦利亞書第九章8節)另一方面,聖經似乎有指出,有效的軍隊是一種專業:「當兵的人沒有一個讓日常生活的事務纏身,是為了討招兵的人喜歡。」(提摩太後書第二章4節)

麥基恩醫生

戰爭中PTSD高危士兵

戰爭帶給人類極大的震盪,無論是軍隊或平民,患上精神障礙的機會大增。由於士兵擁有殺傷力(甚至毁滅性)武器,假若在戰鬥中出現精神問題,便會造成災難性後果。因此,很多軍隊高層會留意參戰人員的精神狀況,要及早診斷出高危士兵,並將他(她)們調離戰區,給予合時的醫治。可惜談何容易!要在早期把發病者找出來實在相當困難,而且不同的精神障礙有不同的早期病徵。有人建議,應先界定會引發疾病的高危因素,然後對比士兵的特徵,找出誰是高危一族,加以特別的照顧。

Xie Chen等人(2015)在PLoS One期刊發表了一份報告,統合分析32篇論文,統計出現創傷後壓力症(PTSD)的高危因素,包括以下幾點:

一、未經歷戰爭創傷的因素:女性、少數民族、低學歷、非長官軍階、曾經歷創傷或有心理問題、屬於陸軍部隊或戰鬥特種部隊、長時期職務調派及多次調派。

二、經歷戰爭創傷的因素:長時間作戰、需要發射武器、見證他人受傷或死亡、嚴重受傷、與調配有關的壓力。

三、經歷戰爭創傷後的因素:缺乏支援。

有人分析出高危因素也可以分為靜態與動態兩方面。前者通常是不可逆轉,例如性別、過往經歷、病歷、學歷等;而後者(動態因素),例如心理狀況、目前職位、人際關係等,可以因應時間或培訓而有所改變。故此,一般評估個人的重要性或危險性,包括士兵能否復職,通常以後者作為主要參考。

這種尋找高危因素的方法在預防疾病、意外、經濟危機等,有相當重大的意義。在倫理道德方面,聖經也有提醒信徒小心提防犯罪,例如在新約以弗所書第五章18節說:「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蕩亂性,而要被聖靈充滿」;另外,也有提醒信徒不要因某些軟弱的因素而害怕,應該在其他方面發揮自己:「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而要在言語、行為、愛、信心、純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摩太前書第四章12節)

麥基恩醫生

放棄求生綜合症

1990年後期,瑞典發現在逃離蘇聯及南斯拉夫戰禍的難民之中,有些兒童及青少年出現了極度退縮及冷漠的精神狀況。他們會捲曲身體在房中或床上動也不動,又完全不說話,甚至不會張開眼睛,好像要與世隔絕。他們看來相當失落憂鬱,又不願意進食,需要父母或他人餵食(甚至需用胃管)。這種情況在2003至2005年間出現更頻繁,有超過400宗個案。他們的家庭大多正在申請難民身份,而部分人卻有機會被遣返原居地。由於身體檢查沒有發現任何嚴重毛病,故此有人認為這些兒童是假裝有病,或是因家長們刻意下毒所致,以博取優先居留處理。事實上,當他們成功申請居留後,這種萎縮狀態會自動痊癒。

但是由於這些患者情況可以持續很長時間,甚至發生在已抵達瑞典多年的兒童身上,故此一般認為這是一種精神障礙,稱為「放棄生存綜合症」(Resignation syndrome)。至於成因則歸咎於他們年紀這麼小,卻要經歷逃難時的創傷(例如遭受虐待、與家人分離等),加上在陌生國家經歷冗長的申請移民程序,以及需要適應異地文化生活,因而心理受到傷害。故此又稱為「創傷性被遺棄綜合症」(Traumatic Abandonment syndrome)。當申請移民成功,家庭出現希望的時候,這綜合症便會不藥而癒了。

此外,這情況也發生在其他難民兒童的身上,特別是在2018年期間,那些從南太平洋島國「瑙魯」經水路非法潛入「澳洲」的群體中。其實這種情況也會見於一些孤兒身上,特別是他們剛被領養,從孤兒院群體生活中,獨自進到新家庭居住的時候。

聖經相當重視兒童,福音書記載了一件事:當門徒責備一批人把孩童帶到耶穌面前的時候,耶穌看見了就生氣,他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神的王國正屬於這樣的人。」(馬可福音第十章13至14節)

麥基恩醫生

戰爭中精神健康的性別差異

昔日的戰爭主要是以男性為主,很少有女性參軍。自男女平等運動後,女性參軍也越來越多了。現代戰爭除了需求力氣以外,更加需要其他技術人員協助,故此無分性別。當戰爭中受傷或被俘虜的時候,女性軍人遭受的待遇與男性也有分別,特別是性虐待之可能,以致女性戰俘的心理、情緒反應也比較嚴重。

此外,由於出現廣泛殺傷力的武器,在戰爭中平民傷亡的機會大大地增加。在這情況下,婦女很多時除了本身家庭及工作的責任之外,更要擔當照顧受傷者的角色。假若丈夫在戰場或戰爭襲擊中意外死亡,年輕守寡的女性會遇到更大的壓力,特別是在重男輕女的民族中,例如在阿富汗,女性十分不容易獲得適當的醫療服務。此外,婦女若要逃亡、離鄉別井或生活在資源貧乏地區,出賣肉體賺錢可能成為唯一的出路(Arcel 及Kastrup,2004,Nordic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這樣的情況可見於2004年發生在蘇丹西部的「達爾富爾」(Darfur)戰爭中,性暴力及強姦行為被視為戰爭的一種武器。

正如一般精神醫學臨床體驗上,戰禍中的病人主要的不適及情緒表達會因性別有所不同,例如女性的「經前綜合症」會被忽視了;加上文化及宗教背景的差異,診斷及治療女性的精神狀況也有特別的難處。例如回教婦女比較困難與男性醫護人員表達自己的感受,更遑論接受身體檢查?即使她們身體因被虐待而受傷。

由此可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戰爭直接或間接的傷害,這就是為什麼不十戈研究發現女性有更多心理困擾及精神障礙。

舊約聖經記載了一段有關戰爭與婦女被欺壓的故事。在士師記第二十及第二十一章講述「便雅憫」支派與其他以色列人爭戰,結果兵敗,死了很多人。為了使「便雅憫」族不致絕後,以色列人便找個藉口去擊殺「基列雅比」所有男丁及已出嫁的女子,卻把400個處女帶到「便雅憫」人那裡給他們為妻。由於人數仍然不夠,於是便吩咐「便雅憫」人往「示羅」地的葡萄園中埋伏,然後強搶當地出來跳舞的女子為妻。作者解釋,這種任意妄為的行動,是由於當時沒有王管理他們。

麥基恩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