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戰爭」(Biochemical warfare)實際上是動用兩類危險武器生物（細菌病毒等生物、有毒的化學物品），以之攻擊對方的人民、畜牧及農作物；故此又稱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已使用了細菌武器，又在波蘭小鎮使用含有「溴代二甲苯」的炮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軍隊在中國湖南空投鼠疫跳虱，導致七千多名民眾染病身亡；而日軍731部隊更在長春地方多次以中國人作致命的細菌實驗。此外，意大利軍隊入侵埃塞俄比亞的時候，也使用芥子毒氣，導致十五萬埃塞俄比亞軍人死亡。

早於1928年，已經有國際禁止使用化學武器(以細菌)作戰的條約；但有些國家（包括美國和俄羅斯）即使承諾燒毁有關物品，同時卻秘密地繼續研製及儲存這等生化武器。

由於這等生化武器會傷害人體健康，那些受到傷害仍倖存的人，往往出現中長期身體及精神問題。例如在1980至1988年的伊拉克與伊朗的戰爭中，伊拉克軍隊使用芥子毒氣，導致超過十萬伊朗軍人受到嚴重傷害，當中四萬五千人有長久後遺症。由於芥子毒氣可以經由皮膚吸收進入體內，因而傷害到很多器官，特別是皮膚、眼睛、腸胃、肺部、內分泌及血液系統；而呼吸問題乃造成長遠傷殘的主因。由於這等身體創傷，傷患者的焦慮、憂鬱及創傷後壓力症發病率顯著增加，而且比其他戰爭創傷引起的精神障礙更為嚴重（F Hashemian 等人,2006,《美國醫學會期刊》）。其他出現的問題，包括長期情緒不穩定、性功能失調及濫用藥物等等，甚至二十年後仍然持續出現軀體化、憤恨、憂鬱、強迫及焦慮等症狀（R Roshan et al,2013,Health &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

其實生化武器對於社會大眾，即使沒有令身體受傷，也可以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特別是恐懼、精神混亂及生活上的不確定性。由於這種恐懼，即使是單單有生化武器襲擊的可能性，已經造成社會不安；再加上傳媒的報道或預警，很容易出現「群體社會性疾病」(Mass sociogenic illness)，那是一種近乎「歇斯底里」(Hysteria)的反應。例如在2001年10月，菲律賓馬尼拉市謠傳有生化恐怖襲擊，有一千多名學生出現咳嗽、低燒及感冒症狀，要到診所求醫。1991年的海灣戰爭，雖然在伊拉克完全沒有找到沙林毒氣或其他生化武器，仍然有不少士兵感覺中毒受傷，出現了各類身體不適及精神病徵，而且持續很多年未能痊癒。

有人認為聖經記載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過程中，上主用來對付埃及人的方法，頗為類似生物武器，例如青蛙、蒼蠅、蝗蟲等動物，又導致埃及人皮膚生病及長子死亡（出埃及記第七章14節至第十二章3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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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戰爭」(nuclear warfare)原則上是動用核子武器，特別是以氫氣彈、核子彈等作為戰爭工具。由於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曾經在日本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產生了摧毁性及持續的災害，目前尚未再有同類情況出現。以目前的核彈數目及威力，假若日後發生核子戰爭，世界上大多數的城市都會被摧毁，將有超過一半人口因此消失。此外，「核冬天」(nuclear winter)會發生，導致全球農業及畜牧業停頓，引來糧食危機。核戰之後，「核子塵」(nuclear fallout)會嚴重污染地球表面，令人生病及難以居住，故此算得上是「世界末日」了。不過，也有人把核子動力的軍事裝置(例如核動力航母及潛艇)，當作核子武器。幸而這些軍用工具在戰爭中使用，其核能爆炸的毁滅性有限。但若果是各地的核能發電廠遭受襲擊，因而洩漏輻射，長遠的後遺症則難以估計了。

雖然世界各個國家對使用核子武器相當克制，但是偶爾也會有人以核戰作為恐嚇敵方的手段，並且確實有效。在心理方面，受核戰威脅的人會有兩種極端、不同的反應：

一、過分恐懼及擔心：出現焦慮症狀，並且囤積食物（特別是樽裝水和乾糧）及防護工具（包括防毒面具、碘酒等），認為是未雨綢繆。

二、毫不介意：心理上否定核戰的可能性，會壓抑（逃避）有關思想，聽天由命；甚至盡情享受，認為應該「今朝有酒今朝醉」。

大部分理性的人則處於上述兩種心態之間，有少許緊張，但沒有行動，又有些少擔憂及無助的感覺；直至核子大國在常規戰爭出現極大困難或有亡國的危險時，才認真面對及準備。

根據RK White(1986)的著作《心理學與預防核戰》中說，恐懼核戰的心理反而會令到核戰不會發生。因為社會人士更深認識核戰有世界性的災害，實在對任何方面都沒有好處。假若核災難真是發生了，部分倖存的人可能會出現「災難綜合症」(disaster syndrome)(AFC Wallace,1957,Human Organization)：整個人好像被凍結(freeze)了，就是受驚嚇過度而不知所措，坐下或站立不動，又或者無目標地行走，不會逃跑，也不會反抗。在情緒上，一臉冷漠表情，似乎沒有痛楚、哀傷、憤怒的感覺。

雖然聖經沒有提及「核子戰爭」，但是卻有一些經文形容「世界末日」；而那些情景很像核子災難。例如彼得後書第三章10節說：「在那日，天必轟然一聲就消失了，所有物質都會因為被烈火焚燒熔化；地和地上一切工作都將不復存在。」（12節也有類似的描述）；彌迦書第一章4節則說：「在他腳下群山熔化，諸谷崩裂，如蠟在火前，像水瀉下陡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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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戰爭中士兵的精神狀況相當重要，但是決定參戰與否的國家元首或政治領袖的心理健康可能更要緊。歷史上，羅馬帝國的君主「尼祿王」(Emperor Nero)下令把首都羅馬一下子燒毀，有人認為，這是由於他精神錯亂所致。另一方面，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患上了燥鬱症，卻英勇地帶領英國軍民抵擋了德國的侵略。

根據臨床經驗指出，精神障礙會影響一個人的思維及行為，可以出現緊張及恐懼情緒，拿不出主意及做不到決定。故此，不能履行政治領袖的職務。南韓前總統盧武鉉，據稱患上了憂鬱症而不能承受壓力，在任期內跳崖自殺死亡。不過，除了擔心國家領導人因為精神不健全而導致失職之外，更令人憂慮一點就是他們無故挑起戰爭；尤其是超級大國的總統擁有發動核子戰爭的權力。若然精神狀態不佳，衝動地按下啟動核子武器的樞紐，更會觸發世界大戰。

另一方面，戰爭本身也帶給國家及軍事領袖巨大壓力，除了要做出複雜及重要的軍事部署及決定之外，很多未知因素及難以預計的後果往往會令人煩惱。若果睡眠不足、缺乏鬆弛時間、飲食不定時或受過量煙酒影響，很容易令這些領導人精神透支、情緒波動，甚至短暫失常。假若他們有精神障礙病歷或家族史，更會成為高危一族，隨時病發。

在2006年，Jonathan Davidson等人審視了1776至1974年美國三十七位前總統的傳記，再把相關資料給獨立精神科專家評估。結論：有十八位（49%）符合某些精神障礙，主要是憂鬱症、焦慮症、燥鬱症及濫用藥物或倚賴；當中有十位在任職總統時發病，影響了工作表現（見Journal of Nervous & Mental Disorders）。根據芬蘭精神醫學教授Matti Isohanni在2019年發表的論文（見Psychiatria Fennica），他分析了很多芬蘭政府及軍事領袖之精神健康文獻，包括他們在戰爭時的表現，結論是有部分人確實曾經出現過精神病徵，甚至因此不能勝任職務而離職。雖然如此，他卻未發現他們有真正符合診斷標準的嚴重精神障礙。但是他反而證明到部分領袖因為身體健康問題、濫用藥物，或因年老退化，影響了正確執行職務。

目前很多國家（包括美國）有嚴謹機制評估士兵（特別是參軍時）的身體及精神健康，卻似乎沒有任何制度（如專家小組）有權力審視國家及軍事領袖在任職前後的精神健康。幸而大部分能夠登上國家領導位置的人，特別是軍事強國領袖，都具有健康的體魄及性格，有堅強抵受壓力的韌力，而且克服過各層次的考驗後，才當選擔任這等重要的職務。

聖經有記載患有嚴重精神障礙的國家領袖，他就是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王。但以理書第四章33節說：「這話立刻就應驗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他被趕逐，離開人群，像牛一樣吃草，身體被天露滴濕，直到他的頭髮長得像鷹毛，指甲像鳥爪。」他七年之後痊癒，重掌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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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俄烏戰爭爆發以來，雙方軍人傷亡人數與日俱增。在戰情激烈下，不少烏克蘭平民為了捍衛國家、保護家園，拿起兵器加入戰場，成為志願參戰的民兵。此外，也有一些外籍人士自動從祖國飛抵烏克蘭，加入戰爭行列。因此，這個特別的「雜牌軍」群組的精神健康及其在戰爭中發揮的功效，便值得特別關注。

根據Richard Bryant等人在2022年3月出版的《刺針》期刊(精神科)指出，這些民兵為了保護自己國家的使命，會感覺自豪及有人生目標，對精神健康有一些保護作用。但是由於他們並不熟習戰爭環境，又沒有受過特別的搏鬥或其他軍事訓練，在戰場上相當吃虧。他們不自覺把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中，增加了創傷機會。另外，有些人不是主動加入民兵行列，對於拿槍殺人感覺矛盾，以致感到不安，更有部分人在精神層面上實在不適合參軍。因此，在戰爭期間出現各類情緒及精神問題，甚至影響到軍中其他隊員，實在有可能演變成整個部隊的負累。

正如很多有關戰爭與精神健康的研究發現，參戰時很容易出現創傷後壓力症(PTSD)。此外，也有研究顯示，非正規部隊（不限於軍人）在危險期間，出現創傷後壓力症(PTSD)比正規隊伍高危很多(YJ Guo et al,2004,《Psychiatry Research》)。假若戰爭拖延一段長時間，出現各類精神障礙的情況及嚴重性會不斷增加。還有一點，就是民兵的團結力量及朋輩支持網絡，比正規軍隊弱很多，而這也是影響應付壓力及預防精神問題的重要因素。萬一因戰爭而令身體受傷，甚至被迫投降成為俘虜，更容易出現精神崩潰。

聖經沒有提及民兵這類人士，但是上主似乎也贊成保衛家園：「我必在我的家四圍安營，不容敵軍出入往來；欺壓人的不能再侵犯我的子民，因我現在親眼看顧他們。」（撒迦利亞書第九章8節）另一方面，聖經似乎有指出，有效的軍隊是一種專業：「當兵的人沒有一個讓日常生活的事務纏身，是為了討招兵的人喜歡。」（提摩太後書第二章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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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罪行」(War Crimes)是指對敵人、俘虜或戰事中的人民，作出違反人道的國際協議的不合法行為，包括種族滅絕、虐待戰俘、勞役平民等等。最明顯的例證乃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納粹德國對被俘虜的猶太人的各種不人道行為。

有人認為這類罪行發生，社會心理有兩種因素：

一、由一個權威的單位指揮批准：例如德國的SS特務組織。

二、由一個服從命令的單位執行：例如大部分犯上戰爭罪行的士兵都解釋，是因為他們絕對服從上級的指示。

不少人以為上述兩類人都是喪心病狂、毫無道德、嗜血的虐待者。但是研究指出，他們大部分人的精神健康及性格與普通人沒有太大分別；只不過在戰爭及生死邊緣情況下，他們受到壓力而作出不理性的行為。在美國著名的Milgram experiment (1991)研究顯示，一群正常的男士在實驗中以為是隨機分為「老師」及「學員」兩組。當他們收到指示，作為「老師」要對不合作的「學員」施以電擊懲罰。結果這些「老師」真是對「學員」（其實由演員扮演）執行這種暴力行為，而心裡卻相信是對「學員」有益的。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確實有一些人性格異常，例如缺乏同情心、容易冒險及操控他人（Magnus Linden等人，《軍事心理學》期刊，2019）。這種被稱為「陰暗的三合一」(Dark triad)人格，包括自戀(Narcissism)、反社會(Sociopathy)及權力饑餓(Power hungry)。由於這樣，他們容易下令加於別人超乎正常的懲罰，或者容易聽從上級命令去執行不道德的行為。很多時，就因為他們自己的情緒失控或偏見，製造了戰爭罪行。例如在2006年伊拉克戰爭中，美國士兵Stephen Green被控強姦14歲女孩及謀殺她全家人，被判有罪。在2010年的阿富汗戰爭中，美國士兵Jeremy Morlock因伏擊、謀殺平民而被判罪成。不過也有人認為，唯有這類人才能在戰爭中成功完成危險的非常任務，包括污穢或不能見光的工作(Dirty jobs)。美國艾默理大學(Emory University)心理學家Scott O. Lilienfeld認為反社會人格光彩的一面便是英雄（《人格研究》期刊，2013）。

舊約聖經的以色列人在打仗的時候，往往把敵人趕盡殺絕。若以現代社會的標準來評審，可算犯了戰爭屠殺罪行，例如「約書亞和以色列人把他們殺得慘敗，直到把他們滅絕為止，那些逃脫的人都逃進設防的城裡」（約書亞記第十章20節）。但是在昔日弱肉強食的世界中，敵對種族就是戰鬥至你死我活。假若沒有甚麼特別殘酷虐待戰俘的行為，又容許殘餘部隊逃亡，已經屬於人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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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中，有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十分重要的。若要「知彼」，則需要窺探(espionage)敵軍的情報。在這方面，特務人員(secret agents)或「間諜」(spies)便是不可少了。

多年來十分賣座的「007電影」系列，片中的男主角占士邦(James Bond)似乎是世上最傑出的特務。他（無論是那一個男明星主演）不單身手敏捷，外貌也雄赳英俊，十分吸引女性。只可惜，大部分與他親密過的女子都會死於暗殺之下。根據人格心理學的分析，成功的「間碟」應有下列特徵，而比較主要的是：為人低調、能與大眾相處融洽、觀察力強、善於人際技巧，以及在壓力下工作。此外，他們通常也有其他良好質素，包括自恃、勇敢、聰明、創意、彈性、謙虛、自信、和藹、幽默等等。這樣看來，「007」的占士邦似乎也未能獲得滿分呢！還有，在現今科技發達的年代，更需要具有特別專業才能的間諜，包括資訊科技、財務會計、統計分析、外語天分等各方面技能，很難一人包辦。

有甚麼動力推動這些特務甘願冒高度的生命危險工作呢？有些相關電影強調愛情是「善良」間諜的原動力，而金錢則是「邪惡」間諜的誘因。其實單單為愛情，很難成為傑出的間諜；因為愛情讓人太過分心。反而，金錢多多少少有鼓舞作用，特別是在起初招募的時候。在心理學研究上，認為最強及最持久的推動力乃是「復仇、愛國精神及意識形態（包括宗教理想）」。當然也有一些人是不由自主被迫做間諜，特別是自己或家人受勒索或有生命威脅的時候。

舊約聖經把特務稱為「探子」。民數記第十三章記載，當以色列人打算進攻迦南地的時候，摩西打發十二名探子秘密前往了解當地情況。當他們回去匯報的時候，當中十人因為迦南人高大威猛而感到害怕，只有其餘兩人（約書亞和迦勒）勇敢及自信地建議前往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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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大西洋》雜誌主编Jeffrey Goldberg的一篇文章提及，2018年當時的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出訪法國的時候，曾經形容那些在戰爭中死去的美國軍人為「失敗者」。這說話引起很多美國人質問：「為何有人可以對這些為國家殉職的兵士如此侮辱？」因為在他們心中這些人是「戰爭英雄」(War hero)。

崇拜英雄是很常見的心理，但是「戰爭英雄」似乎獲得高一級的尊崇，特別是那些因為英勇作戰而犧牲生命的軍人。舊約聖經撒母耳記上十七章記載大衛代表以色列人軍隊戰勝非利士巨人歌利亞之後，人民擁戴他的程度超越當時的君王掃羅，並高唱「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引起掃羅嫉妒。

根據進化心理學家的意見，勝過敵人的英雄確實對種族繁殖有重要作用。由於他們（大部分是男性）比其他同性的人優秀，才能保存生命。因此，他們會受到很多人歡迎。有研究發現，不少女性認為這些「戰爭英雄」比其他士兵更有性吸引力。結果是這等英雄會相當容易找到最合適的配偶（一個或多個），然後把強壯遺傳因子延續至下一代。的確曾經有調查發現，榮獲二次大戰榮譽勳章的464名男性軍人，其子女的數目比沒有得到英雄稱譽的軍人明顯多一些(Hannes Rusch et al,Evolution&HumanBehavior,2015）。

另外，根據社會心理學家的意見，由於英雄會被各階層人士認識，自然提升了知名度。因此，他們比一般人更容易在社會階梯向上爬，而高官階的「戰爭英雄」走進政治管理圈子也大不乏人。美國二戰英雄艾森豪威爾將軍，後來成為第三十四任總統，便是最佳的例子。

聖經也記載不少「戰爭英雄」事蹟，但絕大部分為男性。其實聖經也有一位非常傑出的「戰爭英雌」(Heroine)，她就是底波拉（舊約聖經士師記第四章）。當以色列人遭受迦南王耶賓的猛將西西拉帶同重型裝甲部隊攻打的時候，她統領以色列軍隊並指揮將士應戰；最終靠著上主的力量，成功把敵人全軍殲滅，讓以色列國享受太平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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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烏托邦裡，戰爭不會存在；在不完全的現實世界中，戰爭卻不斷發生，導致人命傷亡。基督教四世紀著名神學家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及十三世紀神學家亞奎那(Thomas Aquinas)相繼提出「正義戰爭」(Just War)的理論。雖然這理論有多種演繹，但是其基本原則包括以下幾個要點：

一、必須有公義的理由，以及有極嚴重及長久性被傷害的原因。

二、戰爭的動機是避免罪惡及帶來好處，而至終目的乃是和平。復仇、反叛、操控對方並不構成合理原因。

三、用盡所有達到和平解決的方法，仍然沒有效用。

四、有相當肯定能夠勝利的機會，不能單單浴血。

五、要由合法權力的機構宣戰，不能由個別人士或組別決定。

六、發動戰爭，不能帶來更多邪惡的結果。

七、不能刻意傷害非戰鬥的人士及平民，也要善待被征服的人。

除此之外，1928年的《巴黎非戰公約》(Pact of Paris)早已規定所有簽署國：「爭端或衝突，不論其性質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處理和解決。」而1973年的《聯合國憲章》第六章第33條更清楚注明：「任何爭端當事國，於爭端之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時，應先以談判、調查、調停、和解、公斷、司法解決、區域機關或區域辦法之利用、或各該國自行選擇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決。」

聖經也有些地方支持正義戰爭，例如Norman Geiser博士（2021年8月15日網頁上）所言，戰爭要是由一個權力宣告的：「因為他（掌權者）是神的僕人，是對你有益的。但你如果作惡，就應該畏懼，因為他不是無端佩劍的。他是神的僕人，負責執行懲罰，使震怒臨到作惡的人。」（羅馬書第十三章4節）。其次，戰爭是用來保護無辜者及對付邪惡侵略的人，可以參考創世記第十四章之戰爭記載。此外，戰爭需要以公義的方式進行，不可任意破壞：「如果你圍困一座城，很久才能攻取佔領它，你就不可揮斧破壞那裡的樹木；因為你可以吃樹上的果子，卻不可以砍伐樹木。」（申命記第二十章19節上）

聖經並不是把戰爭合理化，而是希望把戰爭受控於正義原則之下，更以和平與和好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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