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綠色金融推廣策略

為了全球和區域氣候適應的綠色創新動力推動著香港的投資者去尋找可持續,並且符合環境、社會和管治(ESG)標準的投資機會。金融行業的不同持分者一直對具綠色或ESG目標的金融產品有需求,這些需求引導資金流向有正面影響的綠色項目或公司。

綠色金融有助解決全球或區域氣候適應性的問題,因為它顯示了一個普世共識,就是部署應對可持續性挑戰方面的透明資本去處理氣候適應力是必需的事情。

香港工程師學會──環境分部的Dr. Alex Gbaguidi* 認為可通過多種手段促進香港綠色金融的發展,包括:

1.創建地方主權綠色金融:

應設立地方政府主權的綠色標籤債券。它將為綠色金融收益使用的透明度提供一個例子,並量化香港在促進綠色金融增長方面的領導作用。

2. 加強綠色城市投資:

這可以通過在香港探索金融創新的試驗場來實施,並以經濟結構調整為目標。新興的智慧城市技術和項目將對綠色城市金融具有吸引力。

3. 企業綠色金融多元化:

應建立激勵機制,調動民間綠色債券和貸款的發行,適當透明和披露的民間綠色投資,鼓勵有個性化設計的金融產品。

4. 加強證券化:

在更加市場化的綠色金融體系中,資產證券化對於不願過度擴張資產負債的情況下去發展貸款和投資業務的銀行和企業家來說,至關重要。潛在發展領域包括開發銀行的綠色信貸、存倉設施、綠色資產擔保證券、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和碳債券等。

5. 確保綠色金融與環保產業發展的一致性:

所有綠色投資都必須與發展環保產業的需要一致。建立長遠評核系統,對綠色項目的環境影響進行評估和量化,簡化審批程序,提高綠色融資效率有所幫助。

6. 促進綠色金融的社會效益:

除了環保表現外,綠色金融還必需創新地與人類發展和優質生活指標有所關聯。

中央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提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並力爭在二○三○年前碳排放達峰,以及在二○六○年前實現碳中和。在香港,行政長官在《2020年施政報告》中宣布:香港特別行政區將致力爭取在二○五○年前實現碳中和。Dr. Alex Gbaguidi以上的綠色金融推廣策略有助香港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香港綠色金融市場的增長還在於降低資本成本、動員國內外直接投資作為資產、將個人儲蓄引入強大的零售綠色金融市場,以及確保國際認可。

香港政府一直提供有助於市場發展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基建及推出有關措施,以鼓勵更多機構善用香港的資本市場、金融和專業服務作綠色項目的投融資和認證。在資訊披露方面,市場上仍然存在一致性、透明度及充分性的問題。高度關注環境的投資者亦期望金融產品的綠色相關表現能有更高的披露標準,以便作出有根據的投資決策。證監會於2019年4月11日,也就加強綠色或ESG基金的披露安排發出了指引,以協助業界解決問題。

鄧允明博士
英國特許水務及環境管理學會會員(MCIWEM)
英國特許環境師(CEnv )

*Dr. Alex Gbaguidi是可持續發展及ESG方面的專家,現任香港工程師學會環境分部委員

打工仔過勞 團體倡設防過勞政策

本港超時工作問題普遍且嚴重,有機構調查發現,逾60%受訪者每周平均工作時數44小時以上,更有近5%多於75小時工時,關注團體要求政府研究制訂「工作過勞」定義,並盡快制訂預防工作過勞的相關政策。

資料來源: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2332810/

*** 麥基恩醫生回應 ***

工作過勞而死?

1969年,日本一位在著名新聞企業的海外運輸部工作的29歲男職員,在工作期間突然中風離世,是首位被報道的工作而死個案。但直至1978年因類似情況增加,才為日本傳媒嚴肅留意,稱之為「過勞死」(英文譯作karoshi)。這些人大多是因心臟病或中風而去世,以男性為多,屬於中年或以上年齡,但不限於勞動低下階層,也包括管理高層。

社會學家認為是當時日本社會從二次大戰後復原過來,需要工人努力長時期工作來振興經濟。直至後來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有一段時間經濟泡沫爆破,需要大量裁員;結果留下來的員工便要額外加班去保持產量。有統計當時一般工人平均每周60小時或以上,而部份更是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而且長年無休(假),因而「過勞死」情況越是嚴重。在引起世界注意之後,日本勞動省及國際勞工組織,也陸續作出一些回應。

至於致死原因,眾說紛紜。目前醫學上還沒有足夠證據,因單純工作忙碌會令一個身體健康的人死亡。故此有認為是死者本身早有一些已知或未知的疾病,但因工作導致疲勞過度,缺乏足夠睡眠及營養飲食,導致病情惡化。也有認為是工作上精神壓力太大,影響了抵抗力及濫用酒精藥物,因而增加了糖尿病、血壓高、心臟病、癌症等致死疾病。

除了突發死亡,也出現一些員工自殺,稱為「過勞自殺」。原因除上述以外,更多了以下兩點:

一、服務多年而又忠心的員工,因被公司解僱、被迫辭職或受上級欺凌,因而產生自殺念頭。

二、在中層及管理階層的員工,因一方面要保護員工福祉,但另一方面則為了公司要栽員,在兩難之間感覺絕望。

其實這種情況並不限於日本地方,在其他急速發展的國家也有出現。此外在疫情爆發需要「封城」的時候,不少人的工作時間及辛勞更被增加,因此提升了風險。

要減少這種「過勞死」的情況,一個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法定「最高工時」。只可惜目前很多國家尚未能有此等法例,而他們的勞工團體也只着重爭取「最低工資」。當然也有不少僱主擔心這法例會導致成本增加,但研究指出過長工作時間,反而會使工作效率及產品質量下降。假若有僱員因工作時間過長而倒下來,反而會增加醫療保險費用,甚至影響公司信譽。 在聖經中,保羅教導僱主這樣說:「你們作主人的,要公平地對待僕人,因為知道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歌羅西書四章一節)

麥基恩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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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途末路發泡膠箱

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下,內地擔心用來盛載新鮮蔬果、魚類等發泡膠箱帶有病毒,因而拒絕回收再用;導致近日大量發泡膠箱堆積在本港各街市附近的街道。發泡膠箱在本年三月起,已不能像以往隨運菜車北上,轉回內地載貨。以往可重複使用的發泡膠箱變成垃圾,充斥香港市場。

顧名思義,發泡膠箱用發泡膠製成。發泡膠polystyrene foam(又叫泡沫塑料、保利龍泡沫,英文styrofoam)是聚苯乙烯(簡稱“PS”,化學式是C8H8)n,塑膠分類回收標誌“6”)的其中一種形態──發泡聚苯乙烯,或稱「可發性聚苯乙烯」(Expandable Polystyrene, EPS),具有相對密度小、熱導率低、吸水性小、耐衝擊振動、隔熱、隔音、防潮、減震、介電性能優良、透氣性以及耐洗性高等優點;又可以承受相當高的壓力。在200℃下,它也不會熔化。當溫度降至零下32℃時,其柔軟性依然可以。因此,它被廣泛應用於工商業的包裝材料上,是日常生活經常用到的一種塑膠。

聚苯乙烯是普遍認為不可生物降解的物質,而自然分解需要超過一萬年。隨著全球經濟飛速發展,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廢棄量與日俱增。這些廢舊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份量輕、體積大,本身又難腐蝕及分解,成為處理垃圾一大難題。近年,發泡聚苯乙烯再生利用成為環保再造業界最關注的問題之一。

2015年《香港海上垃圾的源頭及去向調查》報告指出:發泡膠佔本港海面垃圾第二位(22%),主要是「用於運載水產和蔬菜的大型發泡膠箱、市民在釣魚時用於存放漁獲的發泡膠箱,以及在康樂活動時使用的食品容器。」報告以 2013年收集的14,905公噸海上垃圾推算,廢發泡膠佔3,280公噸。海上用的發泡膠多數被直接丟進海洋;至於陸上用的,也因為回收成本太高,回收商沒有利潤可圖,最終棄置於堆填區。根據2019年《都市固體廢物監察報告》數字顯示,香港的堆填區每日接收89公噸發泡膠,一年超過三萬二千公噸2020年的報告,環保署並沒有把發泡膠廢物種類數量劃分出來顯示。發泡膠一旦進入海洋環境,便會長時間飄浮在海面,影響海洋生態。因此,政府一直鼓勵從源頭減少使用發泡膠。

基於本港發泡膠回收渠道之貧乏及暫存空間的限制,香港全年發泡膠回收再造物出口量只佔整體發泡膠棄置量的 0.3%。由於發泡膠輕,但體積大,大量發泡膠經回收處理後,只可以製成少量塑膠原料,導致其物流和回收運作成本很高;加上發泡膠廢物多已被污染或夾雜其它雜質,所以發泡膠的回收效益相對低。

2019年香港爆發新冠病毒至今,政府推出一系列禁止食肆堂食安排,令外賣即棄餐具廢物大增。及至最近,發泡膠箱圍城,發泡膠垃圾大量產生,問題更加突出。要徹底解決問題,政府應考慮積極協助發展本地回收行業,例如:補貼回收商營運成本。務求達至本地廢料,本地處理,杜絕發泡膠箱圍城的困局。

在大自然的生態環境裡,物種完美地互相配合,能夠維持一個永續的生態。神全能的創造萬分美好,人類的發明製造無可媲美。「耶和華啊!我要全心稱謝你,我要述說你一切奇妙的作為。」(詩九1)

鄧允明博士
英國特許水務及環境管理學會會員(MCIWEM)
英國特許環境師(CEnv )

疫下近2成家庭現心理創傷徵狀 近半無尋求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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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市民精神健康,理大一項研究發現,約1至2成人面對疫情都產生心理創傷徵狀,惟近半人在面對逆境時不會從他人尋求情感支持,反之約6成人更會自我批評。

專家指,家庭抗逆力高,能減輕壓力對人造成的負面心理影響,建議家人之間互相包容,共同解決問題。

資料來源: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3229543/

*** 麥基恩醫生回應 ***

COVID-19與創傷後遺症

在經歷過生命威脅、嚴重受傷、性暴力及其他人生巨變之後,心理創傷是很容易發生。其中部分特別脆弱的人士,更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綜合症」(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這是一種相當嚴重的精神障礙,若不適當及時處理,病情會持續下去並影響生活及社會功能。其主要病徵包括以下:

(一)侵入性(停不了)的創傷回憶,及與事件有關的惡夢。

(二)積極逃避對於與創傷事件有關的事物,例如不敢出現在事發現場或附近地區。

(三)過度警覺性,導致睡眠不安及生活緊張。

(四)負面情緒,包括內疚、羞愧及憤怒等,並失去了自己喜歡的活動興趣。

在COVID-19疫情之中,不少人的心理受到各種因素而感覺受創,特別是不幸患上了疫症的病人及其親屬,面對死亡的威脅,感受的壓力特別嚴重。根據意大利2020年4月的一個研究,381名曾出現在急症室的COVID-19染病者,在其康復後的健康檢查中,發現有30.2%康復中的病人出現PTSD,比美國911恐怖襲擊後的20%更多。在這研究中,女性病人、患精神病史、發病時出現譫妄或激動病徵的人,乃高危人士。此外,這批PTSD病人,很多時都感覺康復後有持續的健康問題。詳情可見Delfina Janiri 等人(2021年2月18日)《美國醫學學會期刊-精神科》。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前線醫護人員十分容易出現PTSD症狀。根據Y X Wang 等人2020年二月至三月間,向中國湖北省(包括武漢市)對接觸過COVID-19的211名願意接受訪問的護士的一個調查(見2020年6月26日《Medicine (Baltimore)》期刊),發現有16.83%出現有關PTSD症狀,特別是逃避的病徵。此外,女性及在工作不得滿足乃明顯有關因素。至於在兒童及青少年方面的研究實在不多。根據「沙地阿拉伯」的一個研究(Mohamed Sayed 等人2021年8月4日《PLOS ONE》期刊),在隔離政策開始兩個月後的橫切面網上透過社交媒體的普查,在537名青少年當中(男女各半),出現輕微或潛在PTSD症狀的人達到40.4%(27.4及13.0% )。

由此可見,在COVID-19爆發後,不少人出現了各類型的精神障礙,包括較嚴重的PTSD。若不及時處理(包括預防及治療),日後將帶來精神醫療服務的嚴重負擔,影響了個人、家庭甚至整個社會的功能。

聖經提及一個經歷重大創傷的人,就是「大衞王」。他年輕時曾經被當時的「掃羅王」所追殺,作王之後又因兒子「押沙龍」叛亂要逃亡。在他寫的詩篇中,顯露出了驚慌、害怕及無助感覺:「我因悲歎而疲憊,我夜夜流淚,把床漂起,把床榻浸透。我因愁煩眼目昏花,因眾多的仇敵視力衰退。」〈詩篇6﹕6-7〉他甚至埋怨上主不理會他﹕「我的 神!我的 神!你為甚麼離棄我?為甚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呻吟的話呢?我的 神啊!我日間呼求,你不應允;在晚上我還是不停止。」〈詩篇22﹕1-2〉幸而他對上主非常有信心〈詩篇13、30、63、71、121篇),藉著祂得到安慰及勇氣,終於化險為夷,成就國家大事。

麥基恩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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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企業管治ESG (1)

香港以至世界大型的企業近年積極推動環境、社會及企業管治ESG概念。ESG是三個英文單字的縮寫,E是Environment(環境保護),S是Social(社會責任),G是Governance(企業管治)。《聯合國全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於2004年首次提出ESG概念,被視為評估經營一間企業的指標。企業或者機構常常談到實踐社會責任,並標榜樂於承擔此等責任。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又是什麼意思呢? 根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的定義,一間企業貢獻經濟發展的同時,承諾遵守道德規範、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體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這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CSR)。

早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代及二十世紀初,已經有企業家十分關心社會,例如:美國首富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他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教育、科研等慈善事業,並將自己絕大部分財富回饋社會,可視為對社會盡義務,感動、影響後世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看法。儘管負責任的企業早在一個多世紀前已經存在,「企業社會責任」一詞卻是在1953年由美國經濟學家霍華德鮑文(Howard Bowen)在其著作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en (中文譯名:《商人的社會責任》)中提出。到了1970年代,企業與社會之間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概念開始孕育;到1980年代,CSR繼續發展,越來越多組織開始將社會責任納入其業務實踐中。

粗略地說:CSR是一個廣泛的概念,而ESG則從環境、社會、企業的經營多角度提出實踐CSR的原則,亦是評估一家企業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的指標。「永續發展」應該是企業追求的大方向,CSR是永續發展的重要概念,ESG則是其中一種衡量指標。投資者及企業家越來越重視ESG表現,因為它的表現直接影響相關企業的信譽、價值及投資前景。因為有不少企業對外聲稱自己關懷環境、關注社會責任、遵守道德規範,時常發佈一些對自己有利的訊息吸引大眾,但是使投資者無所適從。ESG在這方面為投資者提供一個客觀的指標來評估企業到底做到多少有關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的責任。符合ESG標準對於企業競爭和獲取資本方面日益重要,不僅是對企業道德上的要求,而是企業長遠地賴以保持財務及發展可持續性和彈性的競爭優勢。

喬治亞大學商業管理作家兼教授Archie B. Carroll卡羅爾在其1991年的文章《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中,概述了他認為對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至關重要的四個領域──經濟、法律、道德和慈善(Economic, Legal, Ethical and Philanthropic)。

企業的經濟責任是必須保持一家企業的財務穩健,這是企業活動的基礎。作為社會組成的一部分,在法律框架實現經濟目標自然是理所當然的法律責任。至於道德責任,公眾期望企業能遵循大眾的倫理規範;而慈善責任是企業自行決定貢獻社會的自願行為。卡羅爾把四個主要責任按其重要性列成一個簡單的金字塔框架。經濟元素最重要,放在金字塔最底部分,其上是法律,再上是道德,慈善的重要性最少。這是從企業自身利益和社會倫理角度去排列次序,而從基督教理念去看,我總覺得道德和慈善責任應該盡量履行多一點。

「你要全心、全意、全智、全力愛主你的神。其次是:『要愛鄰人如同自己。』再沒有別的誡命比這些更重要的了。」(可十二30~31,《環球聖經譯本》)

鄧允明博士
英國特許水務及環境管理學會會員(MCIWEM)
英國特許環境師(CEnv )

COVID-19特稿 — 結語

COVID-19已經爆發了一段長時間,新冠病毒除了傷害身體方面,對心理也帶來許多短期及長遠的影響。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嘗試把精神健康與疫情有關的題目撮要寫下來,務求讓讀者能夠明白、思考、運用,作出保護自己及親友身心靈健康的行動的同時,又能引發有關當局高度關注這心理精神障礙帶來的醫療及社會問題;並在文中特別引用了一些科學研究結果,來矯正一些誤解及偏見。但可惜,仍然有不少人,特別是社會領袖和政治家利用這些偏見來吸引民眾,產生各類歧視的行為,例如稱呼COVID-19為「武漢肺炎」或「中國病毒」,不單對預防疾病傳播毫無幫助,更令公眾產生歧視亞洲人的反應,甚至會在不同地區間接增加了對同性戀者、回教徒及猶太人等的差異和歧視;並因而出現了不必要的「仇恨犯罪 (hate crimes),並對有關人士增加了不必要的精神壓力(見Demirtas -Madran 2020年11月13日Fromtiers in Psychology期刊)。

此外,目前仍然有很多人對新冠病毒及疫苗重要性存有誤解,更產生了不必要的恐懼,導致疫情難於被遏制,實在非常可惜。有見及此,我們實在需要一些專業的有心人士,積極地把正確的知識及科學研究傳達去各階層之中,把大眾的誤解變為理解;把感性偏見變為真知灼見。

過去一年,寫了八十多篇的文章,漸有「江郎才盡」之感,因此決定暫時收筆。在此衷心感謝曾經閱讀這些文章的讀者,並歡迎你們隨時提供寶貴意見。藉此特別感激幫忙編輯及修飾文字的謝芳女士。

筆者衷心期望這些文章能夠起「拋磚引玉」之功用,讓聰明的讀者把正確的訊息傳開去的同時,亦能學以致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做一些對症下藥的事,把COVID-19疫情造成的精神及社會心理後遺症減至最低。

「願賜平安的 神親自使你們完全成聖,又願你們整個人: 靈、魂和身體都得蒙保守,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無可指摘。」〈帖撒羅尼迦前書5﹕23〉

麥基恩醫生

DSE開考 疫情影響備試進度 近八成自評壓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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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文憑考試暫定於4月22日開考,團體調查發現,79.71%受訪考生在「疫情影響備試進度」自我評估較高壓力,八成考生希望政府盡快落實後備方案,而不是被動地視乎疫情發展。另外,兩成半不認同當局要求他們前往試場前自行做快速測試並申報結果。有應屆考生擔心測試劑或有假陽性結果,致無法赴考。

資料來源:
https://www.am730.com.hk/

*** 羅裕安校長回應 ***

為應屆考生打氣

無可否認,應屆中學文憑考試考生比起師兄師姐承受更大的壓力;他們三年高中階段都在網課與實體混合的學習模式下度過,學習效能受損;校園生活時間不足,難免影響師生、同學的相處;許多課外活動(例如:參觀、境外學習、學界比賽)被迫取消,中學生涯似乎少了一些珍貴的經歷。相信有些考生會慨嘆:「是時代揀選了我!」近幾月,新冠病毒第五波疫情較之前來得恐怖、嚴峻,考生必須步步為營以防感染病毒;但可能身邊已有不少親友確診,更不幸是考生自己也中招,親嚐疾病之苦。

這些考生不過是十七、十八歲的青少年,大多數人在父母、師長照顧下成長,公開考試可能是他們出生以來最重要的一件事。要爭取優異的考試成績固然不容易,同樣他們也在思考未來的出路及面對未來的抉擇,這種不確定性很容易令人焦慮。以往同學們可以向信任的老師或親密的同學傾訴,聽取意見,以及獲得鼓勵;但是在長期生效的《限聚令》之下,人與人之間靜靜地疏離了,相約見面也要思前想後。雖說現時可以藉著手機、視像科技來溝通,但是這些互動形式總是隔著螢幕,哪比得上促膝而談或圍桌討論事情來得親切真實?在這情況下,考生的人際相處,在質量上大不如前。感恩社會上有很多有心的機構提供支援考生的熱線、講座,我也相信考生的父母、老師、朋友也很樂意陪伴他們經歷這場考試。因此,請考生們不要自覺孤單無助。

正由於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政府相關部門一直不敢落實考試安排,一切要視乎疫情發展。作為校長、老師,我們也很焦急。雖然理解政府的難處,無奈這種狀態實在為考生帶來另一層壓力。如今疫情回落,安排敲定,希望考生們能夠放下不滿和疑慮,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目標全力以赴。《戰國策》說:「行百里者半九十。」提醒我們:在漫漫長途中,最難走的就是最後一段路了;因為這時人的身心已疲累,容易放棄。如果沒有頑強的意志、清晰的目標和必勝的決心,人便會在距離終點不遠處倒下。

各位考生,你們已經進入「最後十里路」的階段了!你們身心疲累,是的;承受著很大壓力,是的;但是希望你們能夠咬緊牙關,邁開大步,奮力前進。加油!

羅裕安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COVID-19—疫情與疲勞

確診新冠病毒感染的人士,特別是年長的患者,最常見的病徵就是「疲勞」(fatigue),這種疲勞與未曾患病者的疫情疲勞不同,而是遭受著生理及心理上的影響。在生理上,病毒引致身體細胞產生發炎反應,導致細胞的「粒線體」製造能量的功能失調,在這情況下,病人有發熱、肌肉酸痛和乏力等病徵。若然有肺炎導致呼吸系統出現病變,引起短期或長期氧氣不足,必會影響體力精神,但病者也應有紫紺(即皮膚粘膜呈暗紫色的現象)、氣喘等呼吸系統病徵。此外,由於疾病會影響睡眠質素、病毒引致嗅覺味覺失調,也會導致胃口不佳及營養的吸收,如未能短期內回復正常,也可以令精神疲倦。假若病患者本身有長期病患或其他嚴重疾病,例如心臟病、癌症等,身體上更難負擔。再加上心理上的焦慮與擔憂,特別是聽到負面的新聞,心情低落更會加增疲勞的嚴重性。即使在疾病已過的康復期間,不少人仍然容易有殘留性的疲勞症狀。

上述因素是互為影響的,而對於體力逐漸衰退的長者來說,情況也會相對更為嚴重。不過,慢性疲勞並不限於COVID-19感染,其實也在其他病毒感染後出現,特別是病毒性肝炎(viral hepatitis)、傳染性單核白血球增多症(infectious mononucleosis)。此外,近年更有研究指出,「慢性疲勞綜合症」與某些病毒的關係。根據意大利的專家Domenico Azzolino及Matteo Cesari 2022年3月在《刺針》thelancet.com/healthy-longevity的意見,「疲勞」應視為一種「能量均衡及供應失調」(disorder of energy balance and availability)。由此可見,要醫治COVID-19的疲勞,必須具備專業及個人化的治療,不能單靠藥物醫治病毒,也需要注意營養及精神健康。此外,環境的改善及親友的關懷,甚至靈性上的鼓勵,也應該受到關注。聖經舊約以賽亞書40章31節:「但那些仰望耶和華的人,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像鷹一樣展翅上騰;他們奔跑,也不困倦,他們行走也不疲乏。」若能這樣全人化的醫治,才會令病情早日痊愈,縮短康復時間,更或會降低後遺症及死亡率。

麥基恩醫生

青協疫下首季接逾萬學生求助逾半涉情緒問題

第5波疫情嚴峻,全港學校提早放暑假。青協今年首季共接獲及處理逾1.1萬宗求助,其中超過一半求助個案都與情緒有關,比去年同期增近2成半。

青協「關心一線」今年1月至3月處理1.1萬多宗求助,較去年同期升7%,其中6,404宗為與情緒相關的求助個案,比去年同期增24%。

資料來源: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3224711/

*** 麥基恩醫生回應 ***

COVID-19—對精神健康長遠的挑戰

新冠病毒不斷變種,仿如揮之不去,不少專家更認為終會變成風土疫症。事實上,除了長期感觸及嚴厲社會隔離措施影響以外,患病者身體出現的後遺症,也會帶來長遠的精神健康影響。有研究指出,「長新冠」將會出現,以腦霧、疲勞、氣喘為主要病徵,與精神健康息息相關。

在疫情嚴重爆發時候,醫療設施及資源大多集中於身體方面的問題,因而對疫情產生的精神障礙相對被忽略了,故在疫情緩和之後,精神及心理問題陸續浮現,而早已忙於奔命的精神治療服務,更是百上加斤。香港有研究,在200名COVID-19成年病患者痊愈後作了問卷調查,證實病人即使在痊愈後仍然有明顯的焦慮、憂鬱及創傷壓力的病徵,特別是那些在患病時感覺生命受到威脅、缺乏情緒支援、入院時病情並不嚴重、住院時間較長的人(見Wu 等人2022 的East Asian Archives Psychiatry)。

其實,在疫情嚴重爆發導致高留院率及死亡率的地區,例如香港區,病人家屬更容易出現憤怒、內疚及哀傷情緒,需要高度心理支援,假若政府在這方面的投資不足(經濟上、人力上),精神健康服務也會有崩潰的可能!另外,以往對大型的天災人禍後遺症之研究指出,在災難之後若不注意災情精神健康後遺症,會出現嚴重的「缺勤」及「工作力不足」,影響社會運作及經濟活動。

根據外國的研究,在疫情過後,出現「輕性精神病」(特別是焦慮及憂鬱症)的人數雖然明顯減少,但仍然有十份一人口持續感覺壓力。其中28-30歲的婦女、患有身體及精神障礙的病人、少數族裔及居於貧困地區的人,精神健康最受負面影響(見Sitt Weich 2022年2月16日《英國醫學雜誌》之編者話)。不過作者也指出,目前尚未十分清楚「長新冠」引發的精神疾病之發病率及其影響,更不知道會對醫護人員及患「重性精神病」應該怎樣有效處理,及如何定出優先次序!

事實上,很多天災人禍會有短期及長期的後果。在舊約聖經出埃及記7至11章,記載埃及的法老王,因不容許受壓制的以色列人離開,因而受上主降以一波又一波的災禍疫情,影響了公眾衞生及健康,終令埃及人的長子都死亡,直至法老王容許以色列人出埃及才結束災禍。只可惜,埃及法老王因心有不甘,帶領軍隊追趕以色列人,結果令全軍葬身於紅海之中!

麥基恩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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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的疫苗分配

隨著科研的發達,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不久,針對COVID-19的疫苗在很短時間內能夠成功研製,並在臨床上證實有效。但可惜,由於種種原因,如缺乏測試疾病工具、未能製造足夠份量、冷藏設施不足、運送困難、疫苗儲存困難…以及經濟原因令購買困難等,這些疫苗至今仍未能均勻地分配在世界各地。雖然世界衞生組織已有特別機制COVAX來分配疫苗,但目前只足夠高收入國家及地區使用,中、低收入的國家只有等候施捨式才獲到配給。同時亦有一些現況,就是當疫苗運抵的時候,當地的疫情已經大爆發,特別是變種病毒引發出數波爆發,更需要接種第二、三針才能產生真正的預防功效。在這些的因素之下,爭奪甚至黑市販賣情況常現,結果導致較落後的國家,嚴重出現了醫療服務不均等的現象,其中經濟較差的族群及某些少數族裔,即使是屬染疫的高危群組,但也得不到需要的防疫服務。最諷刺的是,在全世界等候疫苗期間,卻在某些發達地區發生的疫苗過剩和過期銷毀的事件,使人惋惜、無奈及感慨。

另外,除了疫苗分配不均,其他應對疫情的醫療設施,例如個人保護裝束、呼吸機等,同樣亦受到嚴重限制,甚至有些國家禁止出口,或飆升價錢出售。這對於中低收入國家來說,更是雪上加霜。不過,即使解除了這些限制,貧窮國家在應用防疫設施方面,確實存在相關困難,例如如何維持呼吸機的氧氣供應,也需要受過訓練的人員及相關的維修設施,方能有效使用。曾經有英國的製造商,發明容易生產及廉價的呼吸器材,又得到政府的監管部門指導,卻仍然投訴未能有效分給有需要的國家使用;同時更埋怨世衞及有關政府的各種官僚制度及「碎片式」的服務,導致不能物盡其用(見Rebecca Shipley等人四月在《刺針-環球健康》期刊論文)。作者們認為在環球健康危機時候,必須摒棄商業牟利的壓力,及國家政府的貿易堡壘,以互助的心態建立良好的衞生健康夥伴,這樣才能加速相關產品研發、製造、臨床測試及使用准許。此外,對於跨專業的合作,應該清晰地界定臨床的需要,配合足夠的管理意見及資源提供,方能解決各樣的困難和障礙,這種道德責任是所有國家及國際組織必須具備的!

其實,在醫療資源的分配上,應該不是每個人都一樣,這稱為「平均分配」(Equality),而是按各人需要大小而供給的,如需求大的人應得到多分配,這稱為「衡平分配」(Equity)。聖經新約多卷福音書也記載耶穌曾經說:「健康的人不需要醫生,有病的人才需要。」〈馬太福音9﹕12〉〈馬可福音2﹕17〉〈路加福音5﹕31〉正是這個意思!

麥基恩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