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除稅福利轉移後數值 羅致光：港堅尼系數升12位

香港長期貧富懸殊，社會關注顯示收入不均的堅尼系數，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在網誌表示，應採用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數值，是較為公平方式計算。學者認為這類技術性問題由學者討論尚有意思，但一般人無興趣了解箇中分別，指疫下市民生活更難，促推更多實質措施援助基層。

資料來源：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3027254/

*** 周永新教授回應 ***

對於貧富懸殊差距情況，大約10年前界定了貧窮線後，主要有兩個指標來量度，第一，根據市民收入由最低排列至最高，以數學方式來計算，數值由0至1，弧度愈接近1，代表收入分布最不平均，愈接近0就較為平均及理想。香港近10年來的堅尼系數大約是0.5並有向上升趨勢，雖然上升數值不算大，但一般而言，0.4為堅尼系數的警戒線，如超過則反映貧富差距出現問題。

除了這個計算方法，還有另一方法稱為「二次分配」。一般市民除個人收入外，還享有社會福利及社會服務，包括教育、醫療、房屋、津助等等，若經過「二次分配」來計算堅尼系數，所得的數值便會顯示收入分布較為平均。其實現時香港政府用於社會福利及服務的款項約佔整體支出70%，局長認為用「二次分配」方法計算是較為公平。

關心貧窮情況的人士一般都會參考以上兩種計算方法，最主要看趨勢有否上升，而現時第一次分配是0.537, 趨勢是慢慢上升，即香港人收入分布愈來愈不平均。若使用「二次分配」量度，數值則相對減少，即表示政府用在社會福利的款項，能夠實際幫助中下階層人士，尤其近期的長者生活津貼，可實質幫助到70萬的長者；而在教育方面亦由九年免費教育增加至十二年。

從政府的角度看，當然會著重第二個量度方法，但香港的實際情況確實仍是收入差距嚴重，例如一般大學生起薪點二十年來沒有增加，50%在職人士的收入中位數仍然是萬五至萬八，二十年來沒多大變化，超過50%的在職人士收入不到二萬，這些情況在疫情期間更趨嚴重，市民明顯感到收入減少，甚至被迫停工沒有收入。政府應多了解及體諒市民的實際需要，特別在職低收入人士/家庭及兒童貧窮的需要，現時每四個兒童有一個是生活在貧窮線下，政府應針對性地推出更多適時措施，以解燃眉之急。

網上新聞圖片

【社聯分析】失業影響約36萬家庭 中等學歷失業率達8.9%  

失業率在疫情打擊下持續高企，雖說本港基層打工仔尤其從事服務業最受打擊，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分析最近就業數據，發現失業範圍廣泛，任職收入較高工種與學歷較高人士同樣面對逆境，數據反映這類失業人士，家庭收入估計減幅逾50%；專上教育學歷人士(文憑或證書及副學位)的失業率 (8.9%及8.4%)，更略高於中小學歷組別。社聯促請政府推出短期及長期失業支援措施。 

資料來源：
https://www.am730.com.hk/news/新聞/【社聯分析】失業影響約36萬家庭-中等學歷失業率達8-9-255138

*** 梁錦波博士回應 ***

本港失業率在疫情打擊下持續高企，最近社會服務聯會分析2020年第三季度就業數據，發現中等學歷(即文憑、證書及副學士)群組的失業率皆比低學歷(中、小學)群組及高學歷 (學士或以上)群組為高。這現象顯示中等學歷人士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此外，根據民間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在二月時預測2021年第四季20-29歲青年失業率將為11.3%，比整體失業率高出3.9%。

是次疫情，嚴重打擊了中等學歷及青年群組，亦加速了本港「下流社會」的出現。「下流社會」一詞是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於其2006年著作《下流社會：新社會階級的出現》中所提出的。總意是在全球化之趨勢下及社會階級的變動中，中產階層漸漸失去其特徵及優勢，並下沉為下層社會的一群。這中產流失的現象，在香港也開始出現。究其成因，一是全球化加速的資本主義的惡性競爭，配合疫情下的不景氣。因此，長期正職工作減少，大量年輕人從事收入不穩定的低薪工作，加上天價的房子，導致他們對人生自我半放棄。若想從M型社會的一端跳到另一端，需要極大的拚勁和努力。那在嚴峻的經濟環境下，年輕人應如何自處呢？

在吳渭濱、區祥江合著的《下流世代的上流生活》一書中，作者提出不少真實個案，分享青少年如何在逆境中自處，做個下流世代的上流人，不讓衝擊打低自信。香港有不少青少年不再盲目追隨上一代的成就、價值，如穩定的長期職位、置業、購買名牌等。反而學會逐漸減低對物質的慾望，如在「淘寶」購物，低消費以解決生活所需；又或在網上交換物品以共享，而不須永遠擁有。我們不難發現，不少年青一代正從利「己」的財經文化中，走向利「他」的思維；對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有所醒覺和批判，重視政治參與，不再遵循前世代經濟至上的價值觀。此外，由於普遍缺乏長期穩定的工作，很多年青人成為斜槓族，不受束縛地工作。雖然職位常是合約制、兼職類或彈性上班，卻因工作性質有較大的彈性，讓個人有更大空間去發展創意。不過，年輕人在彈性工作主流下，必須提升自律及善用時間，避免因持久做零散工作而導致志氣消沉。若在目前的職位感到乏味，可在工餘活動中尋覓興趣和熱情，以維持正向心態。在經濟低迷時，亦要保持良好的身、心、社、靈狀態，勇敢地向自己選定的目標進發，盡量不要與他人比較，並建立廣濶的支持系統。相信疫情過後，必會看見雨後彩虹。

梁錦波博士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榮休校長
全人生命教育學會創會會長

           

新冠疫情持續超過一年，市民不能「過大海」到澳門賭場，合法賽事的投注亦減少。提供戒賭服務的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勵軒輔導中心指出，自政府放寬限聚措施以來，最近半個月的求助個案急升，顯示有更多賭博成癮人士，趁疫情緩和時尋求支援。而更多人轉到地下賭局或外圍網參賭，賭客的欠債紀錄均較有嚴重化趨勢。

資料來源：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daily/hk/916725/

****** 陳玉麟醫生回應 ******

「生意淡薄，不如賭博。」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行者一無所有；令不少人因此而家散人亡。

雖然很多賭博塲所在過去一年多都關閉了，但是近日有戒賭機構在報章上指出賭博問題在疫症下趨嚴重，以及賭徒求助個案上升。其實現今的賭博活動已不太受防疫限聚措施影響，很多人是透過互聯網進行賭博；一些普及的金融產品亦可成為賭博的工具。賭博之誘惑已無聲無息地滲入我們日常生活中，賭博已成為輕而易舉的隱蔽私人活動了。

經過新冠肺炎肆虐全球超過一年，很多生意被迫結業，香港失業率近日上升至7.2%，可謂「民不聊生」。對於賭徒必然有一定的影響，壓力是賭徒翻賭的重要因素。他們面對如斯大的社會環境壓力，很容易因一念之差而重蹈覆轍。希望在財困時能博一些「應急錢」回來維持生計，但往往失控的賭癮一觸即發，瞬間便債台高築。所以在這危機四伏的時候，賭徒需要更加抓緊家人及戒賭群體，彼此守望；要常常緊記過往立志戒賭的決心。若有需要，便應盡早向戒賭專業人士尋求適切幫助。

對於未曾受賭博困擾的人士，包括基督徒而言，在經濟艱難時搵快錢是一大試探。須知道魔鬼很少誘惑信徒作奸犯科，但常常在似是而非的選擇中推波助瀾。當失業時，把剩餘的資產作投資來維持一家人生活可算是合情合理；但人因貪婪和自我，很容易離棄上帝。投資、投機、賭博只是心靈剎那間之轉念，那失控下滑的速度可令人驚訝！

在疫症蔓延和經濟蕭條的當下，基督徒固然要恆切祈禱和讀聖經；但不要忘記在群體中彼此實質關懷與分享。不單止主內的弟兄姊妹，更需要延伸到鄰舍的關愛。

陳玉麟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BNO港人居留簽證計劃2月初起接受申請，市民可到北角簽證中心辦理手續。有一家四口前往申請簽證，父親坦言移英的決定一半因社會因素，同時亦希望兒子接受更好教育，不介意抵英後轉行，亦無懼喪失中國籍身份。

資料來源：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2868365/

*** 麥基恩博士回應 ***

移民與心理健康（二）

移民本身是一個過程，通常從考慮至行動牽涉很複雜的心理及社會因素。假若是突發性被迫逃亡（例如涉及政治或宗教），則社會心理壓力更為巨大。移民可以是個人性質，又可以是群體性質（特別是整個家庭），後者的準備及執行會非常困難和辛苦。很多時候，家庭移民只是其中一位成員的意願，其他家人其實並沒有如此打算。這可解釋為何有些研究發現，一些太太隨丈夫移民，日後容易出現精神障礙。就算是自願及有計劃的移民，在不同階段也有不同的問題要處理。

一、考慮移民階段：一般早有打算移民的人通常對現今狀況不滿意或恐懼，才立刻決心申辦手續。這便牽涉了個人因素，特別是心理和身體健康，更包括社會及經濟狀況。

二、選擇移民地方：世界上每個地方也有其優點與缺點，而且因人而異。故此，決定去一個地方長久居住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特別是與家人一起離開的話。

三、移民中的經歷：首先是離鄉別井的問題，離開相熟的親友及環境，有點像「連根拔」的感覺，很容易出現哀愁心態。通常離開一個地方，肯定要放棄一些東西（特別是住慣了的地方和用慣了的物件），多少帶來經濟上的損失；加上失去社交支持，往往是引發精神疾病的原因。

四、移民後的適應：在新的地方落腳不難，但扎根並不容易。除了語言差異及經濟上有壓力外，起居飲食及生活習慣也需要時間適應。一般來說，年紀愈大愈困難。若久久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或出現政治動盪的情況，緊張及後悔移民的心情很容易出現。有研究指出，在新移民間，具很高或很低教育水平的人找工作特別困難（尤其沒有特別專長），因而壓力感及無力感特別大。

有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問題，就是移民對當地社區的影響。不少研究指出，太多外人（特別是避難群組）移居到某一個城市，很容易與當地人產生磨擦。雖然這些難民願意擔當低下工作，但間接影響當地人就業機會；又由於言語問題，新移民往往走在一起，保持原居地的生活習慣，間接拒絕融入當地文化，很容易被視為外人，甚至是異類。假若有一、兩位新移民的害群之馬（特別是反叛期之青少年）犯了一些當地社會不接受的事情，例如：大聲吵鬧、隨地吐痰、醉酒鬧事等，就很容易被排斥了。近年德國有些地方，由於接收太多敘利亞的回教難民，結果出現了「伊斯蘭入侵德國」的危言聳聽謠言，導致種族歧視及暴力事件。

麥基恩博士

蘊釀已久的BNO「5+1」簽證在本港時間1月31 日5時起開放申請，至2月23日更可在網上申請。若以父母加1名未滿18歲子女計算，申請30個月簽證費用、連移民保健徵費及能應付6個月開支，基本門檻費用約為8.4萬元。

資料來源：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2867316/

*** 麥基恩博士回應 ***

移民與心理健康（一）

近年來香港發生相當重要的社會事件，從修例引致社會運動開始，繼而有新冠病毒爆發，再而出現「國家安全法」事件，導致不少香港人心煩意亂，考慮移民其他地方。其實移民問題是一個有長久歷史的故事，而香港也屬於由移民而成的地方。

移民一般的定義是指從一個地方遷徙到另一個地方居住（可以是同一個國家或另一個國家），並打算長居新地方。至於移民的原因有很多，例如：為了教育、醫療、經濟，甚至政治等。在法律層面往往要多一個條件，對比到他鄉工作的人，移民就是要有「尋求庇護」的意識。

從社會學角度看，移民可以分為四大類：一、自願及有計劃的（例如投資移民）；二、自願但沒有計劃過的（例如海外讀書而留下來）；三、有計劃過，但非自願的（例如原居地出現問題，不能回鄉）；四、沒有計劃過，又不自願的（通常是指「難民」）。

從精神健康看移民問題

移民確實是人生大事，不能即興行事。有研究指出，很多人在移民前、移民中及移民後出現精神困擾。2008年有一個研究，指移民瑞典的人有12%有患精神疾病的可能。假若他們是難民，或者年紀屬於兒童及青少年，出現精神健康問題會比當地同齡的人多出很多。最著名的一個研究，就是Odegaard教授在1930年比較移民紐約的挪威人，他們比一般停留在挪威的人民，在精神疾病（包括重性精神病）的發病率高出三至五成。

至於較高患病率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適應新環境問題：就是一個人到了一個新環境，適應不了而引發精神問題。假若新地方與原居地的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經濟地位等等相差越大，發病的原因也越容易或越嚴重。有社會學家稱這些適應影響為「文化震盪」(culture shock)。

二、先天性不足問題：就是想移民的人，在自己本地已有適應問題，才會考慮移民。故此，到了陌生的環境之時，當然會更難適應，因而引發精神障礙。社會學家稱這為「選擇性傾向」(selective vulnerability)。

當然也有其他因素導致新移民較易有精神問題。其實，移民這個過程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因素。移民的人之期望與實際面對境況之落差，也會令情緒波動。假若移居地與本土的差異越大（特別是兩地人民的感情及關係），產生精神問題的機會也越高。

但無論如何，移民適應與精神疾病是息息相關的，故在計劃移民前後，必須小心留意身心健康問題。

麥基恩博士

受虐男士多啞忍 半數高學歷高收入 普遍3年以上才求助 有個案拖10年始離婚

早前一對「姐弟戀」情侶，女方因涉多次虐待男友，被裁定4項蓄意傷人罪名成立，引起全城關注。據社署數字，今年上半年呈報的配偶或伴侶受虐個案中，已有逾180宗受害人為男性。「和諧之家」每年亦接獲約50宗同類求助，約半數求助男性更屬高學歷、中高收入人士，但礙於各種原因未有及早求助，普遍忍受伴侶暴力3年以上，更有人拖近10年才與妻子離婚。  

資料來源：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2786266/

*** 譚日新博士回應 ***

解構男性在婚姻中被虐打的心理

一般來說，當我們聽到家庭暴力時，大多聯想到妻子被丈夫虐打。根據社會福利署的統計，在家庭暴力個案中，六名受害者當中有一位為男性，當中更有些人是高學歷人士。到底這類男士內心有什麼掙扎？以下讓我們嘗試了解他們的心境。

男性哪方面較易受虐

虐待一般可分為身體、精神或性三方面。丈夫受妻子虐待，大多是精神方面，其次是身體。這也可以理解，因女性一般比男性更懂得用言語表達自己。當然包括在爭執時，用言語表達不滿或憤怒。在一些丈夫被虐打的個案中，妻子大多先在精神方面虐待丈夫；當丈夫未能達到妻子期望而關係進一步惡化時，有些妻子會虐打丈夫發洩其盛怒的情緒，也有些人希望達到操控或震懾之目的。

男性傳統角色

在傳統觀念中，典型被推崇的男性形象一般是流血不流淚、勇者、剛強與及身材健碩的英雄。假如一位男性向他人透露自己被配偶虐打，這好像很違背傳統形像，也擔心別人不相信。故此一般來說，他們不大願意被人知道，因為這事會使他人覺得自己很「無用」、很不濟，像「小男人」一樣的感覺。事實上，在大眾文化一直也有不少「怕老婆」男士心境的描述。大多是拿來作笑話，最經典應該是八、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港產電影《小男人週記》。在媒體這樣渲染下，更令一些受虐打男士不願意透露其困難。

另外，假如被虐情況不能改善，有部分男士會選擇在外結識其他異性，彌補心中渴望一位溫柔和諒解自己的女性的需要，形成「婚外情」。到被妻子發現時，他們便會被認為不忠於婚姻。雖然社會一般認為「婚外情」不道德，但是在這類男士當中，歸咎其起初的原因，可能是被妻子虐打所致。

男性求助心態

一般來說，當男性有困難時，大多是自己尋求解決方法，不容易向人提出需要或求助；特別是一些在關係和心理上的困擾。故此，通常婚姻出現問題，大多是妻子去找輔導員或教會中的傳道人求助。當男性被配偶虐打時，基於以上的男性傳統角色，大多也不願意求助。

男性在社會中，比較願意求助於專業人士，可能是醫生。因為「身體有病去看醫生」這原因較容易接受。故有些受虐男士如能信任其家庭醫生，可能會透露被虐打的情況。一方面，因為長期受虐可能已形成情緒困擾，需要服用改善情緒藥物以維持正常功能和回復生活平衡。另一方面，也有些人會考慮讓醫生驗傷，留下被虐的醫療紀錄以作日後之用。如有需要 ，醫生也可能會轉介其到合適的專業協助。

另一個可能會令這類男士求助的原因，是夫妻的問題已影響了家中的孩子在學校出現情緒、行為或學業等問題；學校的老師或社工要求與家長會面。假如會談的過程中得到這類男士的信任，他們或許會向老師或社工透露被虐打的情況，從而得到幫助或轉介求助。

在較嚴重的處境中，這類丈夫在家中與妻子爭吵或被打的聲浪已騷擾了鄰居。被鄰居報警投訴時，向警方透露被虐打，事情才曝光，因而得到協助。

為何不離開被虐關係？

家庭暴力一般來說也有一個循環圈。當這類夫婦發生衝突時，妻子會虐打丈夫去發洩其不滿的情緒，又或想達致操控的效果。無論丈夫是否願意屈從於妻子，當關係稍為緩和時，妻子可能出於想挽回丈夫的心，又或者內疚，會做一些事去討好丈夫，令夫妻間的感情好起來，有時甚至有短暫甜蜜的感覺。可是，關係上的問題卻從來沒有解決，到下一次出現問題時，妻子會再一次用虐打的方式去解決他們之間的事情。之後，又會再討好丈夫；一個周而復始的循環圈便出現了。

故此，受虐男士不是全年365天也被妻子虐打。或許不少時間受到妻子管束，只要願意聽從妻子，仍可以在關係中生存下去；有時妻子甚至對他不錯。這類男士亦較傾向把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深信忍一忍就會風平浪靜。有些人會考慮到兒女們的需要，不想拆散家庭，形成這類男士一般也不願意離開這段關係。

關心同行，鼓勵求助

在這類受到妻子精神及身體虐待的男士中，他們大多是用「忍」的方法去面對妻子。如以上提及，有些人可能已形成情緒問題，甚至需要接受藥物及心理治療。但是，也有些人可能會用一些不良的沉溺方法，例如：飲酒、吸毒、賭博或濫交等，去舒解其情緒困擾。另外，他們有些人會透過「婚外情」去彌補親密關係上的需要。

須知道任何人的忍耐也有一個限度。當被虐的情況越來越頻密或去到一個很嚴重的地步，有些男士會把積存在心中的憤怒一次過爆發出來，做出一些無法想像的嚴重後果；例如：傷害自己或他人等。假如我們留意到身邊有這類男士，要好好關心他們，與他們同行。在適當時，鼓勵他們去求助，以解決困擾他們已久，但又不容易向人透露的隱情。

譚日新博士
誠信綜合治療中心
臨床心理學家

認知障礙人士想回家易走失 護老院假巴士站牌「留住」長者

不少患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時有走失情況。有職業治療師指，患者雖有短期記憶障礙，但對年輕時的記憶仍保存完好，故不少患者有「游走傾向」，總想着回到記憶中的家。有安老院針對有關情況，仿效德國利用假巴士站牌「留住」長者，並獲九巴捐贈兩個站牌放置院舍，冀可減少長者走失的機會。

資料來源：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2766098/

***陳華發醫生回應***

明愛利孝和護理安老院於本年9月在院舍內設置「明愛安老院」及「明愛日間中心」兩個九巴站牌(由九巴公司為院舍度身製造)，10月初正式啟用。但長者在此只能等『永遠不會來』的巴士。院長關小玲表示，假巴士站牌旨在製造類似候車空間，留住有遊走傾向的長者，供治療認知障礙症之用。院舍現有276位院友，6成患認知障礙症，其中約40人有遊走傾向。

認知障礙症患者如果有遊走的傾向，應適時處理或阻止，否則後果可以很嚴重。筆者記起前港大校長黃麗松教授的夫人李威。她是認知障礙症患者，於1999年在港大校園走失，數月後屍體被發現。警方表示可能是失足掉下山崖致死。

其實假巴士站這方法在上世紀80年代，在德國的認知障礙症安老設施開始試行，和其他懷舊治療方法相似。但是到現時為止，沒有研究能證明它的效用。因為各種原因，這方法被受國際很多認知障礙症的研究者、服務提供者及照顧者討論，所以陸陸續續在很多國家和地區使用。今年終於到了香港。

引起討論的其中一個原因，基於這是一種『欺騙』行為。有人說這是一種『善意的謊言』，因此沒有什麼問題；亦有人說它可能會對認知障礙症患者，尤其是早期患者帶來傷害或增加他們的『被標籤化』。因為早期患者可能知道巴士站是假的，會質疑服務提供者或照顧者的動機，甚至減少對後者的信任。另外，一般人都知道巴士站是假的，所以在這巴士站等候的人應該是有『問題』（如在安老設施內，就會估到他們是認知障礙症患者）；這會導致他們被標籤化或侵犯了他們的私隱。

筆者覺得這方法雖然沒有證據支持為有用，但亦不失為一種處理有遊走傾向的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最後』方法。比起用藥，這方法較安全。但服務提供者或照顧者亦應先嘗試其他非藥物方法。

患者在假巴士站『等候』的時候，應該有人陪同，不可讓患者留在那裏不予理會。服務提供者或照顧者要嘗試了解為何患者想離開及將患者的注意力轉移，讓患者『忘記』要離開，然後帶患者返回原有的活動中或地方。

假巴士站應擺放在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專屬區域內及附有其他輔助設施，讓患者感覺舒適；例如梳化、書櫃、茶亭等。

希望明愛利孝和護理安老院在實行這方法一段時間後，可以將經驗及效果分享給其他相關機構及人員參考。

陳華發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大多數有計劃移民的人，一般會選擇自己熟悉的地方，特別有早已移居當地的親戚朋友（甚至有當地的華人社區），故此，一般都容易適應。但是，間中也會出現適應困難，有專家稱為「文化震盪」(culture shock)。根據分析，新移民的文化震盪一般會經歷以下的階段：

一、蜜月期(honeymoon stage)：這是最快樂的一段時間。來到一個新環境，有很多新的東西去見識；又會見到一些新朋友，心情容易興奮。雖然要改變一下飲食及生活習慣，但與以前旅行的經歷相差不多。故此，除了睡眠之外，大多沒有問題。

二、挫折期(frustration stage)：由於文化及語言溝通上確有一些困難，小小錯誤或人際間矛盾，漸漸積累成為煩惱；再加上懷念昔日在原居地出現過的美好時光，因而對新環境感覺不滿，開始出現思鄉情懷。

三、適應期(adjustment stage)：時間是最好的治療藥物。一般移民在不如意的環境下，慢慢開始接受新的生活習慣。假若找到頗為滿意的工作，心情容易平復。如果建立了新的朋友網絡及社交(包括宗教活動)，更容易習慣下來。

四、接受期(acceptance stage)：隨着生活習慣開始適應當地情況，個人思維也隨着改變。原有的理想轉變為現實的接納，懷念昔日的光輝，也變成對明天的盼望；甚至動用自己的資源來創新事業。

如果想避免患上思鄉病或減少不適應問題，最好就是在移民前有好的準備。不要匆匆離開原居地，要多了解移居地的情況。最好是預先到那裡旅遊及小住，見見當地的人及事，明白當地的法例及教育福利等問題。假若自己有健康問題，更要了解當地的醫療制度及未入籍前的醫藥費用。

有些人說為了子女，所以要移民。假若自己不適應新環境，怎能令家人在異鄉得到快樂呢？以前移民潮的時候，有些人單獨移居海外或單獨回流香港工作，結果出現婚外情、導致「太空人」及「包二奶」的現象，實屬可悲！

在移民之後，不要心急購買房屋及找工作；先安頓下來，了解居住地方及附近環境。見見你認識的人或社群，並參加當地合宜的活動(包括宗教聚會)。雖然會有傾向了解離開了的原居地之近況，但最好不要太過着緊。若它蓬勃發達，則不要妒忌；若它混亂衰弱，也不要幸災樂禍。反過來，要多些認識移居地的新聞及社會動態。同理，很難不藉着社交媒體保持與原居地的親友接觸，但應該花更多時間與當地的人交往。

假若不幸適應不來，也不要立刻離開移居地返回原處；但也不要萎縮躲起來。反過來，要勇於尋求幫助，必要時尋求專業治療，讓自己一步一步面對及克服困難。

聖經中，也有不少記載遷移的歷史故事，最著名有亞伯拉罕舉家離開故鄉。這些先賢大都倚靠及順服上帝的帶領，雖然遇到大小困難，但是都能安然度過。還有但以理及他的三位年輕朋友，雖然被逼流氓巴比倫國，但是他們有屬靈的智慧應付各類危機，保持信仰，超越他鄉的人；甚至晉身高官尊爵，榮神益人！

麥基恩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