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些中國人(包括香港人及海外華僑），在外地受到當地人士當面批評、指責、侮辱，甚至被說成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帶菌者。

他們被拒諸門外或被趕出車廂，甚至叫他們返回祖國。

這種排外的現象，可稱為外來人(或陌生人）恐懼症(xenophobia)。被排擠或針對的對象可以是某一類人或某一宗教信仰的人。若是單單針對中國人，則屬中華民族恐懼症 (sinophobia)。這現象是對一些非我族類的人士出現恐懼、憎恨、拒絕的心態，通常這些被針對的人士屬於當地的少數族裔。這種現象歷史上經常出現，特別是在戰爭期間；最嚴重的一次可算是納粹德國針對猶太人的屠殺行為。雖然文明社會鼓吹共融，但歧視、恐懼、排擠他人的事件近年也有出現。事情的發展有大有小，有強有弱。在社會層面可發生「憎恨案件」，例如：在紐西蘭槍擊回教寺事件。嚴重起來，可以出現群體流亡及種族清洗的殘酷事件。

至於這心態及行為出現的原因，實在是非常複雜。有理論說這種排外的心態，早已於人類血液之中，是先祖為了保護自己人而產生的防衛方法。若非這樣，恐怕會被其他族群欺負、擄掠，甚至殺害。持有這樣心態的人，因有了共同敵人，可以放棄自己的主見，而動員同聲同氣的人一起合作。這思想形態，在國際舞台上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很多時被政治家所利用。

究竟這種種族恐懼，是否屬於精神疾病呢？

表面看來，若是真正的恐懼，可以當是「恐懼症」的其中一種；特別是出現以下情況：首先，這種恐懼或焦慮是比平常的焦慮過分很多。當恐懼的目標（即某類人士）出現時，會出現恐懼的心理，甚至會有不適的生理反應（如心跳、手震、冒汗、頭暈眼花等），從而出現逃避現場的行為。但最重要是當事人明白自己的反應過分，卻不能控制自己。假若不是恐懼而是憤恨或討厭對方，又不覺得自己的想法錯誤或過分，則不可以算是這種焦慮恐懼性的精神障礙了。

故此這種不太理性的思想，或者可以算是一種偏見或歧視心態。有這種思想、情緒及行為，往往跟當事人的成見有關。這成見在心理學上也稱為「板印偏見」（stereotyping bias)。我覺得翻譯為「定型偏見」更易理解！這是一種先入為主的心態，是受着從小聽到他人的講說或個人經歷過的類似事情，而慢慢養成的一種習慣思維，可以是意識體會或在存在潛意識中。若得到其他人的認同或找到一、兩個例子，成見便被加強及鞏固，例如：南非洲早年的種族隔離政策，白人小孩子自小便被教育黑色人種屬次等族裔的成見。當他們漸漸長大，打從報章看到黑人犯罪的新聞，會加強他們對黑人歧視的合理化。

至於如何減少這樣的認知偏見呢？事實上，有這等歧視或恐懼並不是偶然發生，而是慢慢形成。故此，要完全消除並不容易。首先，大家應有自知之明，反省自己對他人的想法，更不要過分自信，正如聖經所說：不要論斷，免得被人論斷。（馬太福音7：1）反過來，我們應有謙卑的心，正如聖經也說：各人要看別人比自己強。（腓立比書2：3）不過，對於別人所說的話，特別是較為偏激的批評，也要嘗試尋找佐證方可接納。若時間許可，更可請教廣受敬重的人之意見。在未有確定證據之前，即使有恐懼思想也不要作出不合社交禮儀的行為，也不要認同別人所作的過分反應。

假若有控制不了的驚慌思想或情緒，應尋求心理專家的輔導。

麥基恩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引起全球恐慌，而各地政府在處理疫情上，有成有敗。日本橫濱的「鑽石公主號」郵輪事件，更引來很多負面的批評。為何日本政府不提早讓乘客下船？又為何不把船上的人遷移到比較安全，感染機會少的地方呢？

當然實際的原因現在尚未清楚，或者太複雜至永遠不可能知清楚。不過就這樣的事情，使我想起一個「認知偏見」的議題：「不為之」的錯誤(omission bias)。這個心理學的現象就是很多人認為，若做一件事情而產生不良後果，比較不做這件事情而產生同樣後果，前者的心理或道德罪過感覺更為嚴重。這種現象最常見於突發事情，在未有先例可循的有效方法之時最易產生。故此，日本厚生勞動省的官員 可能考慮到若果放旅客下船，會把傳染病散播全國；這樣比不積極作任何干預更不可取，有可能做成更大的罪惡或更大機會受到批評。

對於這種現象，心理學家常用一個情節作為例子，稱為「有軌火車」困惑。內容大致是一輛行駛快速的火車，突然失控超速前行。你在駕駛室裡看見路軌前面有五位鐵路工人正在工作。你打算立刻更換路軌，讓火車走向另一路線，避免死傷。正當你打算這樣做的時候，你突然發現這條新路軌前，也有一位農夫行在上面。在這兩難之間，你會不會轉軌？雖然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大部份人當下會舉棋不定，選擇不作甚麼行動。主要的心理就是我沒有做甚麼明顯不對的事啊！

我感覺武漢市「封城」行動，也許會有這樣的道德矛盾。怎能肯定這樣做之後，疫情便能受控制而不擴散？因為歷史上似乎未有類似的措施實行過。當然事後孔明，會知道這措施對與不對，甚至會想到其他更佳的方法。但在緊急關頭，上述這種心理認知偏見，往往會妨礙理性的抉擇。故此，一個勇敢、果斷，又願意承擔責任，又有彈性思維，在出現反效果的時候，可以改變決定的主管，就是危機處理成敗的要素。

其實基督教信仰，對犯罪的看法也分兩類：一、做錯的罪(sin of commission)，例如：犯十誡；二、不做的罪(sin of omission)，例如：雅各書四章十七節所講「知道行善，卻不去行」。兩者皆是罪，無分輕重。

麥基恩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由爆發至今已超過一個多月，本地愈來愈多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巿民大眾對疫情的擔憂又加添幾分，擔心自己和家人受感染，一旦中招要隔離，點算？家裏口罩存貨不足？消毒酒精斷市……面對不確定的疫情，心理上或多或少出現焦慮不安。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義務總幹事麥基恩醫生繼續與大眾分享疫情對精神健康的影響。

近月來的疫情導致不少被感染的人或被懷疑受感染的人要被迫或自願隔離，與其他親友斷絕接觸一段時間。這種禁閑(confinement)時間越長，會對心理壓力造成不良的影響。從大眾傳媒的報道看來，相信被困在橫濱港郵輪上的旅客，正正出現這種負面的情緒。

根據一些研究，被禁閑時的心理壓力不單令人有不安的感覺，實際上更會影響生理反應及個人行為。最常見的便是睡眠問題，淺睡多夢，甚至失眠。由於睡眠不足，白天精神不振，容易疲倦，抵抗力因而下降，更容易受到感染。當人睡眠不足的時候，心情容易激動煩躁，會對人、對事、對措施感到不滿及憤怒，因此容易與人發生衝突。嚴重者甚至出現憂鬱的症狀，也有發生過自殘或自殺的行為。

「社會隔離現象」

這期間的心理，又稱為「社會隔離現象」(Social Isolation)。大部份情況是指與家人分開，但其實與相熟的朋友失去聯繫，同樣是很重要的問題；特別對於那些喜歡社交、活動及工作的人士或沒有家室的成年人。「社會隔離現象」不單在患病(懷疑染病)的人身上發生，也經常出現在被囚禁(特別是單獨囚禁)的人士當中，更曾出現在太空站裡的太空人身上。

更有一些研究指出，這種心理可分為主觀及客觀兩方面。客觀禁閉是指有實質的隔離，如房間、圍牆等等。主觀禁閑則是指心理上與人斷絕關係，有孤單、疏離及缺乏支持的感覺。一般來說，客觀的隔離最初很難受，但慢慢便接受了。至於主觀的隔離，若處理得不好，就會變成心靈枷鎖，產生心理問題。當然，與個人本身的身體或精神健康也有關係。若早已患上疾病，更容易出現精神障礙。

與親友重新連繫

要預防禁閑或隔離帶來的後遺症，最重要是能夠讓他們與其他人(特別是親友)重新連繫起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透過電話或其他網絡傳播工具，與別人接觸。其餘的時間，鼓勵他們進行一些有意義的活動，特別是運動。看電視劇或上網雖然可以，但是能夠唱歌或進行繪畫等藝術活動，應該較有幫助。若能以小組形式進行，更會減少隔離的感覺。假若出現心理或生理的問題，就應該接受合宜的治療了。

麥基恩醫生
執業精神科醫生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由爆發至今已一個多月，本地愈來愈多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巿民大眾對疫情的擔憂又加添幾分，擔心自己和家人受感染，一旦中招要隔離，點算？家裏口罩存貨不足？消毒酒精斷市……面對不確定的疫情，心理上或多或少出現焦慮不安。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義務總幹事麥基恩醫生與大眾分享疫情對精神健康的影響。

 

7歲「警二代」患創傷後遺症

逾半年的反修例運動及警暴對港人精神健康造成不可磨滅的創傷。香港精神科醫學院過去五個月收到過百宗求助個案，表示受社會事件影響出現情緒問題，有四成個案確診抑鬱，包括警員及親屬。當中，年紀最小的求助人士為七歲「警二代」，頻頻情緒低落，經駐校社工轉介後，發現有創傷後遺症狀，包括失眠、發噩夢、逃避群體生活和無法集中精神等情況，最終需轉介到公立醫院精神科繼續治療。

資料來源：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104/TABV6T5KM3NNGCLV4ITNQFVANM/

****** 譚日新博士回應 ******

創傷後遺症？創傷後成長？

之前在網上看到一些文章，懷疑社會運動是否會為示威者或警察及家人真的帶來創傷，及後香港大學學者進行的研究已指出，2019年9月至11月間香港11％成年人疑似患有憂鬱症，人數為2009年至2014年間的五倍，估計有超過200萬成年人，即近三分一人出現創傷後遺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候群，這些研究結果已刊登在國際醫學權威期刊「刺針」(The Lancet)上。

事實上，在精神醫學研究創傷後遺症有正式的定義，詳情可參看我之前在回應「劉德華認有嚴重創傷後遺症」一文，網址如下：

1. 嚴重創傷後遺症和創傷後遺症的分別
2. 如何醫治創傷後遺症？家人親友如何陪伴？

在這，我想與大家思考社會運動帶來香港人身心社靈四方面的影響：

身體

不少示威者、支持政府人士及警察也經歷不同程度的身體創傷，有些較輕微，可以復原，但有些很嚴重，不能逆轉，故在日後生活及工作上會帶來不少後遺症。但令人擔心的是有部分示威者因對醫療體制失去信心而不願意求助，就算是對一些願意義診的醫護人員也不容易信任。

心理

不少青年示威者對社會的體制已失去信心，對香港社會的願景不樂觀，而支持政府人士也擔心社會不容易重回穩定的處境、經濟不容易復甦，而警察也擔心被起底、「落單」及下班後的安危、子女及親人被排斥及杯葛等。大家也好像活在不同程度的驚恐中，好像打一場沒有把握的仗，而上面港大的研究已指出不少香港人的情緒已出現了問題。

社交

不少家庭及朋友已出現了人際關係上的爭拗或撕裂，在群組中退組或"unfriend"等。而現在亦有不少人去餐廳吃飯、睇電影 、逛公司，也可能要先考慮其政治立場才決定是否會「幫襯」。

靈性

教會中不少人際關係也破裂，甚至有些人因個人政治立場與教會不符而要離開，有些會轉去另一些與自己較一致的教會聚會。社會中不同人對教會在政治事件中有不同程度及方面的參與也有兩極的反應，有些很欣賞，有些不贊成。亦有些基督徒因對地上政治的失望轉而多著重天國子民的身份。

創傷後成長

當然，有些人因著不同方面的創傷需要接受不同的治療，可惜的是有些人不願意求助。可幸的是，有些人可以因為創傷帶來正面的改變，例如個人及所屬群體更關心社會、家人及朋友關係因衝突得到適當處理而更明白對方及關係得到改善、 更令人積極地思考人生意義及規劃等，我們會稱這為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

當然我們很想知道怎樣可以達致創傷後成長而不是後遺症，有幾方面我們可以留意，第一， 我們在創傷前在各方面的「底子」是否正面及健康，例如我們是否有一個較正面的價值觀去理解這個世界及面對苦難；家人關係是否良好，包括是否懂得處理衝突；教會群體是否能開放探討不同議題及兼容不同意見等。第二，我們在創傷後所引起的問題是否得到適當的處理，包括有需要時尋求專業的協助，也會減低其後遺症及增強面對創傷後的適應能力。第三，我們在創傷後是否有一個良好的支持群體，包括家庭、朋友及教會等的支持，會影響我們是否能過度創傷帶來的影響及復原、甚至成長。

譚日新博士
誠信綜合治療中心 臨床心理學家

全人治療常常提及身、心、社、靈。身、心、靈方面我們都談過不少，精神健康的社會性部分又該如何理解？一般精神健康教育觸及的，是如何讓康復者重返社區及回復他的工作能力、人際網絡等，這些都是康復服務的重點。可是，也曾發生不少社區人士強烈反對某些康復設施（如中途宿舍）在該社區設立的事件，可見大眾對精神病的理解仍然十分片面，對精神病人也存着偏見。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有關精神病的資訊及教育不足，更有可能是這方面的教育過分偏向醫學角度，忽略了人本精神。例如：當我們強調精神病只不過是疾病的一種，正如身體其他疾病一樣，要「病向淺中醫」時，接收這訊息的人卻會不以為意，認為這訊息與自己無關，因為「我根本沒有病」。本文嘗試從幾個角度探討人際、社會與精神健康的緊密關係，希望大家對精神健康的問題有另一面的了解。

精神病是社會性的疾病
正如名言『人不是島』（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John Donne, Meditation XVII, 1624），沒有人是自我完備，不需要別人的。

精神病可能有別於其他的疾病，在於精神病涉及人的情緒、思想、行為，而且無論從成因或結果看，我們的精神狀態都與我們的處境息息相關，我們不可能不影響別人，別人也不可能不影響我們。對環境的刺激，我們很難置身事外，從個人經驗看，大家也不難認同人生很大部分的壓力來源是來自與別人的關係，而且，關係愈密切，傷害也可能愈深。這樣的理解，不是要為自己的問題找一個諸如「這都是社會的錯，與我無關」等缷責藉口，人總要為自己的事負責任，也沒有人能替你背自己的十字架，反而，我們要想到我會怎樣影響別人，從而做一個負責任的人。

 人的個人行為，有時會影響到社會，個人的自由與責任，社會對個人可以實施的制約，甚麼情況下因社會的需要而要對個人的自由作出甚麼程度的規限等等，都不是容易處理的問題。我們的社會在這方面有沒有足夠的討論？實在值得反思。

 人的大腦組織是社會性的
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人是社會性動物。近代腦神經學研究指出，在我們的身體器官中，大腦是唯一在出生之後才大幅發展的器官，這正是因為大腦神經突觸的聯繫，是因應神經系統所受的刺激而產生，並作為記憶的一部分。此外，研究指在脊椎動物中，一般來說，大腦的體積與身體皮膚表面面積成正比，反映大腦神經與表皮神經末梢及肌肉組織的相關比例，但是，人類大腦的體積與表皮面積的比例卻大得多，神經學家稱之為encephalization現象，顯示人類大腦的運作多於單純的神經反射，而是與人際互動有密切關係。人類大腦的發展向度，很大程度上是用於了解別人，建立溝通，產生人際互動。這大腦成長的向度，稱為社會性大腦理論（social brain hypothesis）。

 在嬰孩成長初期，照顧者對他的關注及作出適切的回應（attunement），對健康的社會性大腦發展，包括建立信任、安全感、自尊及自我價值等有關鍵的作用，而這些互動的典型對他日後如何與他人建立關係，是否能適切的與人交往、建立親密及信任關係等都有重大影響。當然，影響到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的因素還有很多，可以說，在我們一生之中所有大大小小的經驗，都有可能塑造我們的大腦神經連結，從而影響到我們的精神健康狀況。所以，精神健康與我們身處的環境，特別是人與人的互動，關係密切，這正是精神健康的社會性基礎。

 精神困擾的經驗是普及性的
另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沒有人會沒有精神困擾。精神受困，可以是短暫的、自癒的，也可以是長期的、需要別人協助才能走出困境。但是，畢竟，傷心的人會流眼淚，極度傷痛的人會痛不欲生，這是人類的共同經驗。我會較喜歡用「受傷」來形容身受精神困擾的人士，好比喻為有些人的骨骼較為脆弱，容易折斷，但是，無論你的骨頭多硬，遇到重擊，也不能避免受傷。如果我們能這樣看待「精神病人」，相信更能產生同理心，更能釋出同情（compassion）。

 從同理心出發，我們可以較少需要分割式的防衛：「精神病是精神病人才有的，這不是我的問題」。你可能沒有留意，分割其實是標籤的第一步，接着就是汚名化，其實無須話別人「精神分裂」才是汚名化，簡單至「精神病！」或甚至「你有病呀？」這些說話，已足以令人感到被厭惡，感到被歧視。重要的是，偏見很多時是雙向的，當人感到被標籤時，他也會轉過來標籤你，認為你是施壓者、是迫害他或不相信他的人。

 或許你會有這疑問：對情緒的焦慮、抑鬱，你可以產生共鳴，但是，較重性的精神症狀，如妄想、幻覺、自言自語等也是人人都會有的普及經驗嗎？對！重點是處境。人在陌生環境、高度焦慮及警覺的狀態常常會疑神疑鬼；自信心不足時，人常常會感到別人注目自己，甚至會認為他們在指指點點；在長期的孤單獨處中，人會自言自語；在喪親初期，有很大部分的人都會幻覺看見已離世的親人；一個在英國的研究指出喪偶者中有百分之十三的人曾經聽到逝者對他們說話。這些都是常見及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也想指出，可以理解不等同可以忽視這些症狀的重要性。焦慮、過度警覺、對人對己缺乏信任等表現，可能反映出更深的潛在問題，是以佛洛伊德曾經說：「精神病是讓我們了解潛意識的皇道」，值得深思。另一方面，症狀也可能反映大腦神經介質分泌失調，甚至大腦器質性病變等，更不容忽視。

現代心理治療師，相互主體論（Intersubjectivity theory）的倡導者之一　George E. Atwood教授，在他的著作The Abyss of Madness（筆者在此譯作《精神失常的深淵》）的序言中指出，「那些我們看為精神失常的人，簡單來說，都是常人，他們的生活軌跡，或許也和我們的相似，可否如此說：所謂精神病，也許是我們心靈的寫照，只是他們來的更為激烈及清晰？…無論那些徵狀如何難以理解，它們都是源於人本處境的人本事件。」我認為他的分析很值得我們深思，從人本的角度看精神問題，才能更徹底的解決對精神病人存有的偏見。

「去疾病化」是好是壞？
近月，有朋友介紹了一部書給我，叫『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當中作者們談及他們自身在精神困擾及尋求協助中的一些經歷，並認為精神障礙應該「去疾病化」云云。在閱讀這本誠意之作時，我不禁想知道的，是作者們在「去疾病化」後，生活是過得好了？還是壞了？或者是差不多？

 一方面，我絕對認同不要標籤別人、標籤自己。所以，如果「去疾病化」能夠令當事人生活得更好，實在亦無不可。但是，「去疾病化」往往成為「去醫藥化」的代號。如果我們對精神病的認知可以超越醫學模式，不一定以診斷先行，把診斷留作醫學研究的編碼，而是從真正了解當事人入手，協助他處理所面對的困難，明白所謂疾病也有身體、心理、社會、靈性的成因，需要各方面的調適，當中也可以考慮適量藥物的好處，那麼，是否「去疾病化」就不太重要了。

在「去疾病化」的過程中，我們也應當留意親朋及社會因着當事人的困難

而承受的痛苦。在臨床經驗中，很多不願意接受治療的朋友，只是因為懼怕診斷所帶來的標籤效應，卻拒絕所有協助的途徑，結果，家人，因着血濃於水的關連，為當事人極其憂心，付出極大的代價。

除此之外，與精神狀態不穩相關的不幸事件，無論是「情傷」導致自殺，煤氣爆炸殃及池魚；或是「精神錯亂」導致暴力行為，幻覺指使傷及無辜，都是一件都嫌多的。平心而論，人因為這些不幸的事件而對精神病患者作出「非我」的排拒，是可以理解的。標籤的一個作用就是說：「他是他，我是我。」但也正因如此，當我也受精神困擾時，我就反而因為這標籤而諱疾忌醫，造成延誤。

 想像一個沒有偏見的社會，診斷不會帶來標籤作用，不會引起歧視，在精神困擾中的人是否會更願意尋求治療？

 請不要迴避
人人都有成為精神病人的可能。如果在人本精神下可以消除一切的標籤作用，受精神困擾的當事人自己要為自己的情況作出選擇，為自己是否接受及接受何種介入作出決定，社會能否提供更多非藥物的治療選擇？如果他選擇過他的生活，待在家中，或者經濟上不能自給自足，需要使用社會的資源，社會是否願意承擔？如果有一天我的失常會導致危害自己或他人，我願意不願意為他人的好處接受（即使是強制性的，因我已沒有能力為自己作出決定）治療？如果有一天我都可能要住進精神病院，我可以住進一所比現有更好的精神病院嗎？為此，我們願意付出更多代價嗎？這些都是社會性的問題，需要由此角度作出思考及討論。

 陳熾鴻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參考書目：
《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主編：張馨儀, 出版：dirty press, 2015《Madness Explained—Psychosis and Human Nature》by Richard P. Bentall, Penguin Books, 2003《The Neuroscience of Psychotherapy—Healing the Social Brain》 by Louis Cozolino, W. W Norton, 2010《The Abyss of Madness》by George E. Atwood, Routledge, 2012

* 以上內容由誠信綜合治療中心提供

陳熾鴻醫生 ～  精神科專科醫生 

全人治療常常提及身、心、社、靈。身、心、靈方面我們都談過不少，精神健康的社會性部分又該如何理解？一般精神健康教育觸及的，是如何讓康復者重返社區及回復他的工作能力、人際網絡等，這些都是康復服務的重點。可是，也曾發生不少社區人士強烈反對某些康復設施（如中途宿舍）在該社區設立的事件，可見大眾對精神病的理解仍然十分片面，對精神病人也存着偏見。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有關精神病的資訊及教育不足，更有可能是這方面的教育過分偏向醫學角度，忽略了人本精神。例如：當我們強調精神病只不過是疾病的一種，正如身體其他疾病一樣，要「病向淺中醫」時，接收這訊息的人卻會不以為意，認為這訊息與自己無關，因為「我根本沒有病」。本文嘗試從幾個角度探討人際、社會與精神健康的緊密關係，希望大家對精神健康的問題有另一面的了解。

 精神病是社會性的疾病
正如名言『人不是島』（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John Donne, Meditation XVII, 1624），沒有人是自我完備，不需要別人的。

精神病可能有別於其他的疾病，在於精神病涉及人的情緒、思想、行為，而且無論從成因或結果看，我們的精神狀態都與我們的處境息息相關，我們不可能不影響別人，別人也不可能不影響我們。對環境的刺激，我們很難置身事外，從個人經驗看，大家也不難認同人生很大部分的壓力來源是來自與別人的關係，而且，關係愈密切，傷害也可能愈深。這樣的理解，不是要為自己的問題找一個諸如「這都是社會的錯，與我無關」等缷責藉口，人總要為自己的事負責任，也沒有人能替你背自己的十字架，反而，我們要想到我會怎樣影響別人，從而做一個負責任的人。

人的個人行為，有時會影響到社會，個人的自由與責任，社會對個人可以實施的制約，甚麼情況下因社會的需要而要對個人的自由作出甚麼程度的規限等等，都不是容易處理的問題。我們的社會在這方面有沒有足夠的討論？實在值得反思。

人的大腦組織是社會性的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人是社會性動物。近代腦神經學研究指出，在我們的身體器官中，大腦是唯一在出生之後才大幅發展的器官，這正是因為大腦神經突觸的聯繫，是因應神經系統所受的刺激而產生，並作為記憶的一部分。此外，研究指在脊椎動物中，一般來說，大腦的體積與身體皮膚表面面積成正比，反映大腦神經與表皮神經末梢及肌肉組織的相關比例，但是，人類大腦的體積與表皮面積的比例卻大得多，神經學家稱之為encephalization現象，顯示人類大腦的運作多於單純的神經反射，而是與人際互動有密切關係。人類大腦的發展向度，很大程度上是用於了解別人，建立溝通，產生人際互動。這大腦成長的向度，稱為社會性大腦理論（social brain hypothesis）。

在嬰孩成長初期，照顧者對他的關注及作出適切的回應（attunement），對健康的社會性大腦發展，包括建立信任、安全感、自尊及自我價值等有關鍵的作用，而這些互動的典型對他日後如何與他人建立關係，是否能適切的與人交往、建立親密及信任關係等都有重大影響。當然，影響到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的因素還有很多，可以說，在我們一生之中所有大大小小的經驗，都有可能塑造我們的大腦神經連結，從而影響到我們的精神健康狀況。所以，精神健康與我們身處的環境，特別是人與人的互動，關係密切，這正是精神健康的社會性基礎。

 精神困擾的經驗是普及性的
另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沒有人會沒有精神困擾。精神受困，可以是短暫的、自癒的，也可以是長期的、需要別人協助才能走出困境。但是，畢竟，傷心的人會流眼淚，極度傷痛的人會痛不欲生，這是人類的共同經驗。我會較喜歡用「受傷」來形容身受精神困擾的人士，好比喻為有些人的骨骼較為脆弱，容易折斷，但是，無論你的骨頭多硬，遇到重擊，也不能避免受傷。如果我們能這樣看待「精神病人」，相信更能產生同理心，更能釋出同情（compassion）。

 從同理心出發，我們可以較少需要分割式的防衛：「精神病是精神病人才有的，這不是我的問題」。你可能沒有留意，分割其實是標籤的第一步，接着就是汚名化，其實無須話別人「精神分裂」才是汚名化，簡單至「精神病！」或甚至「你有病呀？」這些說話，已足以令人感到被厭惡，感到被歧視。重要的是，偏見很多時是雙向的，當人感到被標籤時，他也會轉過來標籤你，認為你是施壓者、是迫害他或不相信他的人。

 或許你會有這疑問：對情緒的焦慮、抑鬱，你可以產生共鳴，但是，較重性的精神症狀，如妄想、幻覺、自言自語等也是人人都會有的普及經驗嗎？對！重點是處境。人在陌生環境、高度焦慮及警覺的狀態常常會疑神疑鬼；自信心不足時，人常常會感到別人注目自己，甚至會認為他們在指指點點；在長期的孤單獨處中，人會自言自語；在喪親初期，有很大部分的人都會幻覺看見已離世的親人；一個在英國的研究指出喪偶者中有百分之十三的人曾經聽到逝者對他們說話。這些都是常見及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也想指出，可以理解不等同可以忽視這些症狀的重要性。焦慮、過度警覺、對人對己缺乏信任等表現，可能反映出更深的潛在問題，是以佛洛伊德曾經說：「精神病是讓我們了解潛意識的皇道」，值得深思。另一方面，症狀也可能反映大腦神經介質分泌失調，甚至大腦器質性病變等，更不容忽視。

 現代心理治療師，相互主體論（Intersubjectivity theory）的倡導者之一　George E. Atwood教授，在他的著作The Abyss of Madness（筆者在此譯作《精神失常的深淵》）的序言中指出，「那些我們看為精神失常的人，簡單來說，都是常人，他們的生活軌跡，或許也和我們的相似，可否如此說：所謂精神病，也許是我們心靈的寫照，只是他們來的更為激烈及清晰？…無論那些徵狀如何難以理解，它們都是源於人本處境的人本事件。」我認為他的分析很值得我們深思，從人本的角度看精神問題，才能更徹底的解決對精神病人存有的偏見。

 「去疾病化」是好是壞？
近月，有朋友介紹了一部書給我，叫『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當中作者們談及他們自身在精神困擾及尋求協助中的一些經歷，並認為精神障礙應該「去疾病化」云云。在閱讀這本誠意之作時，我不禁想知道的，是作者們在「去疾病化」後，生活是過得好了？還是壞了？或者是差不多？

 一方面，我絕對認同不要標籤別人、標籤自己。所以，如果「去疾病化」能夠令當事人生活得更好，實在亦無不可。但是，「去疾病化」往往成為「去醫藥化」的代號。如果我們對精神病的認知可以超越醫學模式，不一定以診斷先行，把診斷留作醫學研究的編碼，而是從真正了解當事人入手，協助他處理所面對的困難，明白所謂疾病也有身體、心理、社會、靈性的成因，需要各方面的調適，當中也可以考慮適量藥物的好處，那麼，是否「去疾病化」就不太重要了。

 在「去疾病化」的過程中，我們也應當留意親朋及社會因着當事人的困難而承受的痛苦。在臨床經驗中，很多不願意接受治療的朋友，只是因為懼怕診斷所帶來的標籤效應，卻拒絕所有協助的途徑，結果，家人，因着血濃於水的關連，為當事人極其憂心，付出極大的代價。

 除此之外，與精神狀態不穩相關的不幸事件，無論是「情傷」導致自殺，煤氣爆炸殃及池魚；或是「精神錯亂」導致暴力行為，幻覺指使傷及無辜，都是一件都嫌多的。平心而論，人因為這些不幸的事件而對精神病患者作出「非我」的排拒，是可以理解的。標籤的一個作用就是說：「他是他，我是我。」但也正因如此，當我也受精神困擾時，我就反而因為這標籤而諱疾忌醫，造成延誤。

 想像一個沒有偏見的社會，診斷不會帶來標籤作用，不會引起歧視，在精神困擾中的人是否會更願意尋求治療？

 請不要迴避
人人都有成為精神病人的可能。如果在人本精神下可以消除一切的標籤作用，受精神困擾的當事人自己要為自己的情況作出選擇，為自己是否接受及接受何種介入作出決定，社會能否提供更多非藥物的治療選擇？如果他選擇過他的生活，待在家中，或者經濟上不能自給自足，需要使用社會的資源，社會是否願意承擔？如果有一天我的失常會導致危害自己或他人，我願意不願意為他人的好處接受（即使是強制性的，因我已沒有能力為自己作出決定）治療？如果有一天我都可能要住進精神病院，我可以住進一所比現有更好的精神病院嗎？為此，我們願意付出更多代價嗎？這些都是社會性的問題，需要由此角度作出思考及討論。

 參考書目：
《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主編：張馨儀, 出版：dirty press, 2015
《Madness Explained—Psychosis and Human Nature》by Richard P. Bentall, Penguin Books, 2003《The Neuroscience of Psychotherapy—Healing the Social Brain》 by Louis Cozolino, W. W Norton, 2010《The Abyss of Madness》by George E. Atwood, Routledge, 2012

* 以上內容由誠信綜合治療中心提供

無論您是否金銀滿屋，心靈上的富足可以是每個人的專利！年青的朋友，您過得富足嗎？是「我年薪沒有百萬元，但是生活過得平淡而喜樂！」還是「我月薪十多萬，但是我不快樂、不富足，欠下的債務一大堆！」的人？錢真是萬能的話，為何卻不能買來一生身、心、靈的平安、喜樂與健康？藉著資深精神科醫生麥基恩醫生、陳玉麟醫生，資深個人、婚姻與家庭治療師李耀全博士對「富二代」精神面貌的分享，讓我們看見不一樣的生命富足的源由。                                                                                                                                                                     文／謝芳

出生窮苦人家的小芳心靈富足「小芳出生於內地山區一個貧苦的家庭。從印尼回國的爸媽都是機械工程師，她和兩個哥哥從小由外婆湊大。童年生活雖苦，但跟著外婆、爸媽一起在籃球場踏自行車、去河邊游泳或捉魚、跳進池塘摸泥鰍河蜆、夜間去田野捕禾雀和照田鼠田雞…都是難忘的家庭樂。在鬥爭動盪之年， 爸爸被「扣帽子」，受到批鬥欺壓和關押牛棚。一家人數年受盡鄰里欺壓，生活艱苦和精神受壓迫，出入被鄰家孩子指指點點或扔石頭；吃的是外婆自家耕種的蔬菜，或由拾回來的糠秕、糠粞做成的糕點；三兄妹和外婆同睡在一張由爸爸搭建的木板床上，穿的是補丁的舊衣服。唯一的溫暖，是全家人之間的愛護和關懷。每當我們在學校或被鄰居欺凌，回到家裡，一定撲向媽媽和外婆的懷裡，哭訴所受的不公平事，心中的憤憤不平，隨著她們的安撫慢慢平和下來，也明白到很多的事情由不得自己去主宰，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樂觀而勇敢地去面對，得著的是勇氣能力和智慧，更明白「黑與白」對人的心靈傷害；心底盼望有一天可以光明正大與爸爸逛街踏自行車，不用偷偷地往牛棚給他送食物。長大了， 一家人移居香港， 未滿14歲的小芳，與哥哥一起在工廠做「童工」，晚間修讀英文，這是她第一次認識ABC。一年後，在媽媽的堅持下，家人同意供小芳讀中學，是一間私立中學讀書。小芳很努力讀書，知道學費是來自家人在電子廠工作和外婆修補衣服、串膠花賺取的金錢。她放學後做好功課，幫外婆「釘膠花」「補衣服」；外婆煮飯時，她就爬上「碌架床」做功課和溫習…中五畢業了，她以優異成績升讀預科，再而考入大學。大學畢業後，成為一位專業人士。

回望當年，她說，是家人的愛，讓她看見希望和前行的動力。」窮卻心靈富足VS富有而心靈貧乏
在金錢掛歲的社會風氣之下，人們喜歡以「身家」的多寡來將年青人的定義為「富二代」或是「窮二代」。在現今的香港社會，「富二代」一詞十分負面，人們認為他們是﹕「倚仗父母有錢、萬千寵愛在一身、不懂人情世故、驕恣霸道、不懂得與人和悅相處、『飯來張口，衣來張手』、依賴別人的照顧、無心向學、不肯付出不肯『捱』、家中事務不用做、喜歡『霸道欺凌』、犯事被拘捕時會亮出父母作擋箭牌﹕『我阿爸是…大人物，上頭誰都要給兩三分面子，有本事，你就拘捕吧！』的『二世祖』。」「富二代」

的面貌但窮或富真正的定義，可從精神面貌上去看。怎樣才算真正富足的人生？擁有花之不盡的財富？貧窮但充滿愛而踏實的生活？有錢又肯付出愛心？富足的人生是否一個人生路上的一個選擇？而個案中的小芳，雖然出身貧窮、童年時又遭遇上不公平的對待，但依靠著家人愛的支持，她的心靈卻是富足，前進也有力量。她依靠自己的努力，增進知識的領域，充實自己，最後事業有成；同時也在家人的身上學習到做人的責任感，她可算是富足的新一代。

上述的「富二代」只是一批出身富裕，從小受保護和寵愛；不懂獨立處理事情、困難或應付壓力；心靈貧乏空虛，喜歡炫耀財富，常以花費享受去作填補，甚或染上一些的不良嗜好的年青一代。其實，有些「富二代」是受過高等教育，又承繼父業的有為青年。從小生長於良好的家庭環境，經父母的精心培養，努力讀書，事業有成，為人謙虛，做事有承擔，用學識和父親遺留下來的財富資源回饋社會，熱心幫助貧窮人和服務社會。但無可否認，時下的「富二代」的確存有不少的問題，如外國大學畢業的他們經常轉工，不是嫌工錢少，就是說這份工作環境不理想、路途遠、工時長、沒有自己的辦公室…教會裡也有一批這樣的「富二代」。

追求心靈富足的選擇
貧窮或富裕的生命，在人們的心目中定義各有不同﹕「生活富裕，心靈卻是空虛窮乏」、「生活貧窮艱苦，但心靈富足喜樂」。當然，生活富有而心靈富足是每人的追求，但為何有些人卻不能擁有呢？原來，下一代做人的態度和對做事的責任感如何，其中一大的原因是取決於家庭的教育，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模式，正面或負面的「身教」「言教」模範榜樣和教導，都會直接影響孩子的人生價值觀。當然，孩子在成長中遇見的生命導師，也會起一定的作用和影響。

例如，憑著努力拼搏、奮發圖強、白手興家而富起來的「富二代」父母，與「暴發戶」式突然之間富起來的「富二代」父母，教養孩子模式是大有分別的。不過，看見有些貧窮家庭父母工作忙碌，生活拮据，沒空或不懂支援子女的學習；加上他們對家庭或子女未來有一定的期望，每月花去大部分的金錢在子女補習費方面，希望下一代能夠以知識脫貧，無論金錢或心理上可能會造成一定的壓力，故此要小心處理。

在人生成長的階段，大家的經歷、遇到挫折面對的態度，以及受到宗教的薰陶都不同。一些艱苦和挫折反而有助於年青人的成長，只要他們經得起風浪，勇於去解決困難，人生就會走向積極正面。正如曾患抑鬱病的人，康復後的人生會比以前更積極，因為在經歷患病的痛苦和不開心時，看到了身邊人的關心和關愛，從而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觀，是心靈喜樂的轉捩點。這也解釋了為何有些人經歷了生意失敗、或工作挫敗、或感情失敗，或患病之後，更加積極生活，更加懂得關愛身邊的人，更及時為困難中的人們伸出援手。

有福的人﹕不窮不富而能知足常樂
其實，富裕與貧窮兩者都並不是絕對好與壞的兩極。故此，我們並不用千方百計地脫離貧窮而追求富裕，因有人雖然貧窮卻活得十分快樂；但有人雖然富裕卻毫無喜樂。在聖經箴言雅基的兒子亞古珥對神如此說：「我有兩件事求你，在我死去以前，求你答應我。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不要使我貧窮，也不要使我富裕，只要給我需用的食物。免得我吃飽了，就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污瀆了我　神的名。」〈箴言30:7-9〉

亞古珥的話充滿智慧，不窮不富而能知足常樂的人是有福的。保羅從耶穌離開天上得榮華富貴進入貧瘠凡間的角度看富與貧，說﹕「你們是知道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的：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要使你們因他的貧窮成為富足。」〈林後8:9〉由此可見富與貧乃建基在我們的價值觀。耶穌曾對眾人說：「你們要謹慎，遠離一切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並不在於家道豐富。」〈路12:15〉

#2018年談天季刊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