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Covid-19 特稿

宗教信仰對COVID-19危機的心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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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VID-19爆發之後，出席宗教活動的人大幅減少，但也有一些人因在家隔離，增多一點時間思想宗教信仰問題及閱讀有關書籍，更有報道指一些信徒祈禱的次數也頻密了。很多研究指出，宗教及信仰能助人更有效面對壓力及創傷。但事實是否如此？Bowling Green State大學心理學系的Kenneth Pargament 教授，多年研究宗教與應付壓力「堅韌力」（resilience)之關係，發現信仰有以下的正面影響：

(一)鼓勵「在壓力下重新有盼望」的想法，把危機視作契機，有助個人成長。

(二)增強一種連繫的感覺，透過祈禱、默想、屬靈音樂等增強與上主的關係。

(三)透過禮儀培養一種心靈感受，令人醒覺一些重要事情將會發生，因而要更加積極面對。

但另一方面，宗教信仰也可以帶來近乎負面的影響：

(一)認為危機是上主懲罰自己或人類，因而對一位慈愛保護的神產生懷疑，甚至出現憤怒或被遺棄的感覺。

(二)過分將疫情發生的過程及後果倚賴上主，因而對保護自己的措施，包括疫苗接種及社交隔離等完全不加理會。

(三)在倫理上產生矛盾，眼見這麼多人無辜傷亡，或缺乏救治設施而無能為力，與信仰強調的公平公義不大協調，因而感覺道德上的衝突。

事實上，若從社會角度看，每次大危機爆發之時，信教的人會激增，但也出現有宗教背景的人，開始懷疑甚至放棄信仰。因此，正當的宗教信仰教導，在社會及個人危機出現的時候，會增強群體及個人（有或沒有信仰的人）之堅韌力，能迅速適應及復元過來。

聖經記載不少人靠著信仰，成功度過危機。而舊約詩篇更有不少有關的教導：「他既然把自己交託耶和華，就讓耶和華搭救他吧！耶和華既然喜悅他，就讓耶和華拯救他吧！」〈詩篇22﹕8〉「求你起來幫助我們，為了你慈愛的緣故救贖我們。」〈詩篇44﹕26〉「他必為民間的困苦人伸冤，拯救貧窮人，粉碎那欺壓人的。」〈詩篇72﹕4〉

麥基恩醫生

COVID-19與精神科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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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感染COVID-19的患者，心情自然不好，假若列入隔離甚至進入醫院治療，更容易出現焦慮及憂鬱病徵，繼而接受輔導甚至精神科藥物治療。至於患病者的家人，既擔憂病者的情況，又會緊張被感染，因而影響了睡眠及正常生活，往往也需要治療。確實，在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期間，求診精神科門診的新症病人增加了，舊病復發的個案也多了，精神科藥物的使用量更加提升了不少。

不過，若COVID-19患病者的身體狀況，例如心肺功能不佳，對精神科藥物可能產生不良反應，需要小心處方。而已經服用藥物的精神病人假若不幸染上COVID-19 ，也應有如此警覺。此外，治療病毒的藥物可能與精神科藥物產生稱為DDI (Drug-Drug Interactions)的相互作用。雖然DDI也可以產生更好的協同效應，但潛在的不良反應倒要更加小心防範，因為可以促使病情加重甚至致命。

根據Nadir Yalcin 等人2021年在European Journal of Hospital Pharmacology第28期的文稿，提及了一些重要DDI的例子。首先有些醫治精神分裂症的藥物（例如pimozide）與某些抗病毒藥物（例如atazanavir）合併使用時，會因互相競爭代謝肝酵素而令兩種藥血濃度過高，引起心臟的QTc(從心電圖可見)過長，導致心臟衰竭。而另一個例子，就是治療頑強精神分裂症的「最後板斧」藥「氯淡平」（clozapine)，若與COVID-19免疫藥（tocilizumab 或 interferon-beta）合用，會加強干擾血球的製造。還有另一情況，就是接受深切治療而出現焦慮或失眠的病人，若使用鎮靜安眠藥midazolam與一些抗病毒藥並服，會使病人過度鎮靜，延長在醫院康復時間。

但是，近月的一些研究卻發現某些精神科藥物，經實驗證明可以減低COVID-19患者病情之嚴重性及死亡率。當中以fluvoxamine (一種主要用來醫治憂鬱症及焦慮症的血清素藥）最為明顯。雖然其作用尚未清楚，似乎是抑制病毒的繁殖，但也有研究指，藥物能影響免疫系統的生化物質，因而減低身體對病毒過度反應出現致命的「細胞因子風暴」（cytokine storm)。而且這藥價錢便宜，很適合抗疫資源不足的國家。在另一些臨床經驗指出，血清素的同類藥物也有相似（但較低）的效用。當然，一個服了放鬆及提升情緒藥的人，心情穩定後，抵抗力也應相對地增加，這將有助醫治及復元。

由此可見，不同的藥物各有其治療效用，但一定要用得其所，否則會產生不良副作用。我們身處的環境和所遇上的許多事情也是如此，不恰當或過量的使用會招致惡果。聖經也有這樣的提醒：「甚麼事情都可以作，但不是都有益處。甚麼事情都可以作，但不是都能造就人。」〈哥林多前書10﹕23〉

麥基恩醫生

COVID-19與信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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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機發生的時候，一般認為，受影響的人會對宗教產生更大的興趣，或許更認真地參與宗教活動及實踐信仰，甚至奉獻更多。

美國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0年夏天，調查了十四個經濟發展國家的人民，發覺不同地區的成年人，對宗教信仰會有不同程度的認真反應。例如在美國，28%的受訪者因疫情爆發而有更強的個人信仰，但只有10%英國人及5%日本人有同樣的感覺；而其他人及在多元社會的國家中，宗教信仰也似乎沒有受到疫情多大影響。研究人員認為這結果可能是因歐洲國家（例如意大利、荷蘭或瑞典）受自19世紀開始的世俗主義急速影響，以致一般人民認為宗教信仰在他們生活上並不重要；而在亞洲地區的國家（例如日本及韓國），或許有認真信仰的人比例沒有這麼高。但這研究似乎忽略了個人心理因素。

英國倫敦城市大學的Francesco Rigoli博士的一個研究，發表在2020年《宗教及健康期刊》，發覺在新冠病毒爆發初期，有堅強基督教信仰的人或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他們各自的「信念」（beliefs)都加深了。Rigoli在2020年3月30日在網上訪問了280成年人（一半是英國另一半是美國公民），調查了他們對信仰的認真程度，以及COVID-19對信仰有沒有影響。訪問也包括個人對這疫情加以控制的感覺，及評價當權者控制危機的能力，並有自我估計因疫情危機引發出的焦慮程度。結果發現，最特別的關連，就是焦慮的感受會在危機開始時明顯增強個人對宗教認同的信念，這表示焦慮程度愈高，對信仰的認同（信徒）及不認同（不信者）感覺也會相對地增強。故此，Rigoli 博士認為這研究提醒我們，COVID-19除了在醫學上的影響外，也會帶給很多社區上的人相當心理上及文化上的挑戰，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研究議題。

麥基恩醫生

長新冠綜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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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在2021年10月向外發佈消息，為COVID-19患病後出現一些常見但未能解釋的病徵，定義為「長新冠」（Long COVID)；也有人稱之為「後COVID-19綜合症」（Post-COVID-19 syndrome)。專家們發現，很多（大概10-20%）病人在新冠病毒染病痊癒後，仍然出現各種病徵（超過200種），其中最主要的三種乃是：氣喘、腦霧及疲勞。氣喘在這裡包括呼吸困難及胸口感覺壓力；腦霧主要是指一些認知功能失調，特別是記憶力及專注力；而疲勞則是指極度疲倦，情況類似「慢性疲勞綜合症」。其他也經常出現的病徵包括：胸痛、說話困難、焦慮或憂鬱、肌肉關節酸痛、味覺嗅覺失調、頭暈眼花、睡眠失調等等。這種情況往往持續三至六個月或以上，然後逐漸減少。儘管如此明顯病徵，但身體檢查及化驗卻找不到任何身體毛病直接解釋到上述現象，而病人也確實已從COVID-19感染中復元過來。這種情況在沒有感染的人或注射了各類預防病毒疫苗的人之中，並不顯著。

從以上描述的不少病徵，確與心理及精神疾病症狀相似，而且在本身患上各類心理或精神問題之人的身上較易出現，故此很有機會屬於心因性病徵，即是心理影響身體反應及感覺。當然，這情況並非絕對沒有病變或生理影響，特別是有部分出現低燒的人士。所以，需要更多的數據去作分析，例如那類病人或感染至某嚴重程度的患者，會比較容易出現這綜合症。

世衛專家因此建議，患有這綜合症的病人，應該接受更多專業的評估及幫助。除了病人的主診醫生（特別是家庭或基層醫生）以外，也需尋求精神健康及復康專業人士協助。但最重要的是接受疫苗注射去預防這情況的出現。

聖經雖然不是一本醫書，但對患上慢性疾病的人也有不少安慰的說話：「不要懼怕，因為我（上主）與你同在；不要四處張望，因為我是你的 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公義的右手扶持你。」〈以賽亞書41﹕10〉「……患難產生忍耐，忍耐產生毅力，毅力產生盼望。」〈羅馬書5﹕3-4〉也許，這些經文金句有助「長新冠綜合症」病人及早康復。

麥基恩醫生

Covid-19與「第二海嘯」— 創傷後壓力精神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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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病毒蔓延的初期，不少政府及醫療部門顯得不知所措。各樣隔離措施引致市民家居及日常生活相當混亂，再加上傳媒對疫情的渲染報道，不少人因而出現各類的心理問題，包括焦慮、驚恐及憂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推算，每次在災難發生之後（例如多年前的沙士疫症），災區的人約有30-50%會出現這些精神困擾（S Brooks 等人2020）。假如曾經有瀕死（即險些兒喪命）經歷，或眼見親戚朋友染病而死亡，更可能患上比較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精神障礙」（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在疫情嚴峻的國家，PTSD發病率相當普遍，甚至被稱為COVID-19大爆發後的「第二海嘯」(Second Tsunami)(見Dutheli等人2020年四月《心理醫學》期刊）。而在缺乏人力及技術支援的地區，這情況也容易發生在前線醫療者身上，原因是﹕眼見病人失救死亡，感覺無奈、無助甚至內疚。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的疾病診斷及分類手冊（DSM5)，PTSD是一個人經歷創傷（通常指有致命危險的）事故後，出現極度不安而影響了日常生活的精神障礙。這病的特徵包括：

(一) 重複、不能自控、有關創傷的騷擾性思想；

(二) 重複夢見（包括惡夢）有關創傷事件而感覺不安；

(三) 間中會重現當時創傷事件的經歷。

(四) 「解離」現象：就是情感與現實分離，自我的認知功能崩潰，生理及情緒的感覺分割起來。

由於這種不適，患病者會逃避與創傷有關連的人與事，因而出現社交及溝通困難，影響了日常功能。但另一方面，PTSD的人凡事非常緊張，常常處在戒備心境當中，因而影響睡眠及專注力。在情緒方面，病患者會有驚慌、羞恥或憤怒感覺，對自己、他人及世界產生負面思想，對原本喜愛的東西沒有興趣或不能感覺愉快；嚴重起來或會把記憶及情緒壓抑下去。

因此，要預防或減低COVID-19帶來這種「海嘯」的影響，政府必須為防止有關新冠病毒，製作準確、正面公共健康教育，並提供足夠的服務，包括精神疾病的醫療服務。目前，尚未有醫治PTSD的特效藥物，故對服藥反應不佳的人，適宜加入心理治療方法。目前，在外國有些醫療中心，正在研究LSD (一款迷幻藥）治療PTSD，據說對「離解」現象特別有效。

提起海嘯，舊約聖經中的詩人認為是受上主所控制：「他一吩咐，狂風就颳起，海中的波浪也高揚。…他使狂風止息，海浪就平靜無聲。」〈詩篇107﹕25，29〉

註：

至於災難的「第一海嘯」（First Tsunami)，有認為是指「恐慌症」（panic disorder)，因為一般人對突發性的事件之最早心理反應，就是恐懼驚慌，出現心悸、手震、冒汗、作悶、暈眩等身體病徵。

麥基恩醫生

COVID-19及精神疾病：「併發性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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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0月10日，是世界衛生組織定下的「世界精神健康日」。可惜，在2021年的世界健康日，全球死於COVID-19感染及其後遺症的人已超過一百萬。不過，除了這種嚴重傳染病大流行（pandemic)之外，其他非傳染性的疾病在同時期也爆發起來，包括精神疾病。當超過一種疾病一起爆發的時候，醫學上稱之為「併發性流行病」（syndemic)或「協同性流行病」（synergistic epidemic)(見Singer及Clair 2003)，例如當愛滋病流行時，病患者會較容易感染肺癆病；又如在泡疹病毒爆發期間，因性行為受感染的人也較容易患上愛滋病，其中原因相當複雜，可以是第一種病直接導致第二種病出現，也可以是間接影響身體機能（例如免疫系統）使人容易感染第二種病。一個病人假若同時患上兩種疾病，病情一般會較為嚴重，而對治療的反應也會差一點，因而死亡率會較高。此外，也有人認為假若流行病帶來「社會疾病」，例如經濟崩潰甚至政治危機，也可稱為「併發性流行病」，但此想法似乎有濫用這專有名詞之嫌。

不少醫學研究指出，在COVID-19爆發的地方，當地的精神疾病發病率也顯著增加，特別是焦慮症、憂鬱症及與壓力有關的精神障礙，形成另一種流行疾病。這併發原因有多種因素，包括﹕

(一) 市民擔心感染COVID-19，或不幸因病被禁錮在家或在醫院，不能工作而出現經濟困難。

(二) 假若在家工作或上課，卻因家庭瑣事或同時要照顧家人而不能專心，因此感覺有沉重壓力。

(三) 困在家中感覺沉悶，睡眠作息時間顛倒，因而出現酗酒及濫用藥物情況。

(四) 整天留守家中，容易與家人起爭執，繼而情緒出現波動。

(五) 若有家人因染上疫症而死亡，哀傷及憂鬱情緒自然遞增。

倘若本身早已患上精神障礙的人，在這時候的病情更趨嚴重或會復發。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2020年夏天，作出的一個全球130國家的調查（見世衛10月5日的新聞發放），有以下發現：

(一) 超過60%國家的精神健康服務因疫情而中斷，受影響的有脆弱的群組，包括兒童及青少年、長者、產前及產後的婦女。

(二) 有67%的輔導及心理治療、65%緊急減少傷害（例如自殺），以及45%毒癮治療中心等服務受到干擾。

(三) 超過三份一緊急醫療服務（包括癲癎症發作、嚴重藥癮發作及因身體疾病導致譫妄病）被迫中斷。

(四) 有30%精神疾病、腦神經疾病及藥物濫用的病人投訴未能及時接觸服務單位。

(五) 超過四份三的人投訴學校及工作間的心理健康服務受到部分中斷。

雖然在COVID-19疫情下，遙控醫療及網上診斷有助減低精神疾病爆發，但中低收入國家在這方面卻是非常缺乏。此外，縱使知道社會心理支援可以減輕COVID-19帶來的精神創傷，但貧窮的國家卻缺少資源（金錢及人手）去提供這方面的服務。甚至在有些時候，某些地方的經濟因疫情而受重挫，原本用來治療精神疾病的資源結果也被逼削減，引致精神病更為流行。

由此可見，一波疫情有機會帶來另一波疾病的爆發，可以是自然及人為，或是生理及心理，甚至雙向互為影響。因此，我們需留意的同時，也要及早預防及盡快處理，否則很容易導致醫療服務超出負荷，甚或嚴重至引發社會動亂。

聖經的多處經文也有提及疫症，其中描寫得最嚴重的應該是埃及遭遇的「十災」。這十種災害（記載在舊約出埃及記7-11章）的爆發是一個緊連一個，表面上看似獨立事件，但也有人認為是互相關連，如在第一災的「河水變血」，有解釋是因河水中藻類過度繁殖，導致「紅潮」（血的顏色），而藻類產生的毒素使水的氧氣缺失，故令水中魚類缺氧而死；繼而更令青蛙的卵子沒有被魚類吃掉而大量長成，結果數目氾濫造成「蛙災」；河水因此不宜棲息，大量青蛙被迫移居甚至死在陸地上，大量的魚類及青蛙屍體成堆，遍地腥臭；再而是「蝨災」、「蠅災」、「蝗災」…嚴重影響牲畜和人的健康甚至生命，其他災害瘟疫也陸續產生。…最後，心腸剛硬的埃及王終於讓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若真有這樣的關連，「十災」算得上是「併發症流行病」了！

麥基恩醫生

提升COVID-19疫苗注射的「心理擁有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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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新冠病毒疫苗的有效性研究提供了愈來愈多的科學證據，更表明COVID-19疫苗注射可以減少社區爆發及不幸患病後之嚴重身體傷害，並且能減少住院（特別是深切治療病室）及死亡的比率。但可惜，全世界有普及注射的國家多個月來各施軟硬之手法，仍然未達至滿意「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之百分比，變種的病毒更不斷出現。除了個人健康問題被醫生確定不宜接種之外，其實當中存有許多社會、心理及其他因素，才導致了這些被稱為「注射躊躇」（vaccine hesitancy)的情況。直至2021年六月為止，在那些有足夠疫苗注射的國家（包括有剩餘疫苗的美國），仍然有大概30%成年人不願意或未決定接受注射（見2021年7月3日Shelburne https://morningconsult.com/global-vaccine-tracking)。

當然，要移除這些疫苗注射之障礙，專家們提出了不少有效的社會心理方法，其中比較簡單的就是善用「提醒」（reminders)，而這動作在健康飲食、運動及流感注射上已經證實有用。若能加入一些增強元素，效果應該會更好。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H Dai及她的團隊，進行了兩個連續性隨機控制的研究，看看這類「行為干預」會否提升疫苗接種比率，這研究文章發表在著名的《自然》期刊上（2021年8月2日網上刊登）。當超過90,000參加者接到政府通知，說他們可以前往疫苗注射後的第二天，當中25%人會特別收到一段文字提醒的信息，內容包括：「疫苗現在為你(for you)準備好了。」「請你前往領取（claim) 。」結果發現，這批人的接種率比沒收到這信息的人，在統計上有明顯分別，即增加了6.07%，比對沒收到的3.57%。在第八天的時候，當中六份一人會再收到另一提醒訊息，結果仍有額外作用，特別是對那些尚未決定接種的人。研究人員發現，第一個訊息能夠使接收者更感覺對疫苗注射有「心理擁有權」（Psychological Ownership)，因而提升前往接種的比率。他們跟進再發現，注射了第一劑疫苗的人，九成會接受第二劑！雖然對照組別兩個月後的比率會逐漸拉近，但實驗組別能夠較早一些前往注射，對疫情控制也是非常重要。

此外，有部分研究組市民也會特別收到一段針對「疫苗躊躇/誤解」的教育錄影片段，包括對COVID-19的最新資料及疫苗效用，但這似乎沒有額外好處。表面上，今次研究的對象以美國年長白種人為主，但仔細分析發現在其他膚色人民當中，結果也是差不多。當然，作者承認也有其他因素需注意，特別是要有足夠和配套便捷完善的接種中心，以方便普羅市民前往接種。這研究也說明，有關疫苗接種的科學知識，雖然能提升合資格市民對注射疫苗的「興趣」（interests)，但卻未能增加他們前往注射的「意圖」（intentions)。

因此提升大眾對注射疫苗的「心理擁有權」的提醒訊息，更能增加他們前往接種。這種提醒訊息的少少動作去提升果效，在心理學上屬於一種「行為輕推」（behavioral nudges)方法。故此，若要使推行措施更能成功，行為心理學上的原則及方法，應加以考慮！

聖經對信徒有很多「提醒」的同時，也警誡信徒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在新約彼得後書1章5-8節如此說：「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多多努力：有了信心，又要增添美德；有了美德，又要增添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增添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增添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增添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增添弟兄的愛；有了弟兄的愛，還要增添神聖的愛。」

麥基恩醫生

Covid-19與精神病患的家庭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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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的家人，是非正式的照顧者。傳統上是以病者的女性家屬為主要照顧者，但隨著時代及經濟的轉變，不少家中的男性（特別是兒子或丈夫）也擔當起照顧者的責任。由於他（她）們要日間照顧病人，往往不能外出担任全職工作，因而影響了收入及社交活動，而且全年無休。間中他們也需要晚間起來照顧病患者，更會把生活習慣打亂了。

在Covid-19疫情之下，他們身兼照顧者的擔子更為沉重。若加上學校停課，學童留家需全時間照顧，更是百上加斤。在疫情之下，醫療界專注在預防及治療感染病人，對患病者家人的需要反而忽略了。

事實上，精神病患者自我照顧能力薄弱又容易患上各類身體疾病，乃是染上COVID-19病毒的高危人士。目前這病毒的傳染率及其預防措施，會促使精神病患者復發機會的增加，因而家人的照顧角色很重要，往往要負起診斷精神疾病復發的責任。但可惜，防疫措施減少了家人與醫護人員的接觸，很容易未能把病人的精神狀態清楚溝通而延遲治療。而復發了的精神病人實際上更難照顧，有時家屬照顧者會感覺與醫療服務失去聯繫，仿如被放棄。假若復發的病人不和家人合作，或在網絡遙控式的診症時否認已出現的病徵及行為，往往能夠欺騙到醫護人員，甚至使他們去懷疑家庭照顧者所說的真實性，結果導致病人病情惡化，令家屬得不著支援，更難照顧。

假若病患者需要留院治療的話，家庭照顧者似乎可以鬆一口氣，但其實他（她）們十分擔心病人（特別是長者或兒童）在醫院會感染新冠病毒及有併發症。此外，因防疫措施不能面對面探望病人，更令家人心情感覺失落或內疚。雖然可以透過視像互相溝通，但始終不及面對面探望的親近感受，況且部分病人或照顧者本身不擅長使用資訊科技來保持關係。

假若家中沒有其他成員可以分擔照顧者的工作，例如單親家庭或是老夫老妻相依為命，在嚴峻疫情之中更難相互照顧。加上不少外來上門的幫助，包括家務助理甚至送餐服務，會被迫減少甚至停止，使情況變得更為惡劣。家中聘有外傭雖然會使情況好一些，但很多外傭放假回國後，因疫情未能如期返回。

由此可見，精神病患者的家屬之身心靈確實很多需要，不能坐視不理。醫護人員在照顧病人期間，也應該多與家屬照顧者保持聯繫，隨時加以提供合適的幫助。有建議指出，家庭照顧者可在安全措施下探望病人，甚或成立「暫援」（respite) 服務，讓患病者入住很短時間，並接受專人照顧，以便他們的照顧者在這段時間，放放假，休息之中重新「回過氣來」。

新約聖經記載一段照顧者的故事，在馬可福音第2章1-12節記載一個癱子，由四個照顧他的人抬到耶穌那裡求醫治，但那屋子擠滿了人很難進去。於是這四個人拆了屋頂，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子都縋下去，他們的信心感動了耶穌把癱子治好了。由這事可見，照顧者是何等重要！

麥基恩醫生

COVID-19對懷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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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醫學證明懷孕婦女接受COVID-19疫苗是安全的，反而孕婦感染了病毒會有可能傳染給胎兒。在疫情爆發以來，醫學研究已經發現病毒感染，會增加孕婦發病率及死亡率、嬰兒早產及出生時體重偏低等問題。根據Parra-Saavedra 及Miranda（2021年8月份《刺針醫學期刊》）的意見，未曾感染的懷孕婦女是面對著很大的挑戰：恐懼感染病毒、擔心個人及胎兒健康、社交隔離、照顧子女及家務的壓力，甚至對醫療服務也缺安全感。在生活受到疫情干擾之下，母親心理健康（特別是焦慮、憂鬱），及擔心胎兒成長可能會受影響，精神壓力比做父親的較大。

可惜，在很多國家及地區，並沒有為孕婦在疫情之下提供特殊服務。假若這些婦女年紀較大、經濟較差、又屬於少數族裔或邊緣群組，會受到更不平等的對待。A Moya等人（2021年6月24日）研究，在哥倫比亞的一個貧窮脆弱、充滿矛盾及社會暴力的區域Tumaco，探討了懷孕母親的精神健康。在8個月的研究，分析了兩組病人（一組在疫情爆發前，另一組在爆發後），同樣發現COVID-19疫情把當地多年來的難民問題及不公平現象擴大了很多，特別增加了作母親的壓力，焦慮和憂鬱，疫情前後的分別更相差達14%-30%。對於那些被迫遷徙、低教育水平、早有精神健康問題等的人，情況更加嚴峻；而糧食短缺也是重要影響母親精神健康的因素。

專家認為，這種情況若不制止，會產生惡性循環，而目前深層次的社會經濟不均等，將會產生深遠而跨世代的不良後果，把禍害延續至下一代。因此，這些國家的立法者及醫療政策設計者，必須針對母嬰健康問題，加以特殊及針對性的照顧，包括對脆弱家庭給予有次序的經濟援助。若非有這樣針對健康及社會問題的視野，單單針對Covid-19疫情的醫學問題將會失敗！

聖經很鼓勵婦女生育，甚至視為祝福：「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繁衍增多，充滿大地。…」〈創世記9﹕1〉；「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腹中的胎兒是他的賞賜。」〈詩篇127﹕3〉此外，聖經也保護懷孕的婦女：「如果人彼此鬥爭，撃傷了懷孕的婦人，以致流產，但沒有別的損傷，那傷害他的必須按照婦人的丈夫要求的，和照著審判官斷定的，繳納罰款。如果有別的損傷，你就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出埃及記21﹕22-25〉

麥基恩醫生

英國運用「助推理論」訂立COVID-19抗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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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首季，當COVID-19疫情開始在歐洲（包括英國）蔓延的時候，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提出了「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為抗疫措施的目標。根據英國《衛報》（2020年3月13日）Tony Yates 教授撰寫的專題分析，英國政府錯誤地倚賴了「助推理論」(nudge theory)來應付新冠病毒疫情。

「助推理論」是行為心理學的一種觀念，就是藉著一些「助推」(nudges)（即是強化了的間接建議）來改變個人或群體的選擇和行為。最吸引人的例子，就是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機場男廁內，最先嘗試把一隻蒼蠅的標貼放在尿兜裡的去水位，結果成功地鼓勵（糾正）使用者更準確地把小便排（「射」）到尿兜內！

據報道，英國政府成立了一個「助推部門」，為公共政策給予意見，故在COVID-19爆發時期，約翰遜及其政府採取了「助推專家」的建議（而不理會其他醫學專家的意見），只是要求英國人民做一些基本防禦措施，包括勤洗手、不要接觸面部、不與他人握手、患病則留在家中、若不斷咳嗽則自我隔離等。約翰遜的解釋是，假若嚴厲執行隔離政策，例如關閉學校及禁止大型運動比賽，則會容易導致「疫情疲勞」現象，即是民眾會對嚴厲措施厭倦，因而會千方百計去不遵守禁令。行為心理學認為，這種間接及強化較為輕鬆的防疫措施，乃是運用「推助理論」去改變群眾行為。

為了讓這政策能夠使人信服，約翰遜在發表時，科學顧問站在他的後面，讓觀眾更認為這種措施合乎科學。這手段可算得上是另一種「推助」。但可惜，流行病學上的研究，並不認為這種措施在當時能成功對抗疫情，結果英國在措施推行後，疫情真的大爆發起來，傳染率及患病大增，而死亡人數隨之激增，導致醫療系統險些崩潰；約翰遜本人也感染了COVID-19 ，需要留醫治療。終於，在疫情失控而疫苗接種未曾普及的時候，英國政府也實行了嚴厲隔離措施！

為此失效政策，Yates教授提出了以下一些質問：若這種推助專家的意見是對的，為何其他國家（包括歐洲其他國家）並沒有類似政策？若以不執行嚴厲措施去避免民眾出現防疫疲勞，又有哪些有效方法去防止病毒超級擴散？為何有信心這等鼓勵市民洗手等措施，肯定不會同樣地出現防疫疲勞？其實，「助推理論」的效用曾受到不少專家質疑，例如英國「國王基金」（The King’s Fund)的Tammy Boyce 認為這些助推方法，並沒有強而有力的證據支持，而且很難導致長期行為的改變；Mols 等人（2015年）的研究也指出，助推方法有時確實可用，但只能達成有限的持久效用。由此可見，「助推理論」的實際效果是好是壞，是需要配合其他因素的，故要小心求證，不能魯莽推行。

在信仰上，上主很多時也用一些「推助」，來鼓勵信徒實行一些較為正向及有意義的工作，例如在新約路加福音24章13-35節的記載：當耶穌被釘十字架及埋葬後，有兩個信徒憂愁地逃離耶路撒冷城。但他們在「以馬午斯」的路上行走時，耶穌出現在他們面前與他們同行。雖然他們認不出耶穌，卻因耶穌一路講解與祂有關的道理，因而茅塞頓開，終於在晚飯的時候確認了耶穌。於是他們自動作了另一決定，選擇第二天返回耶路撒冷，並以火熱的心把經歷告訴其他使徒，見證耶穌的復活！

麥基恩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