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性精神病患者與疫苗接種

一直以來,患有重性精神病的人,相比精神健康的人壽命較短,甚至有15至20年之差。原因很多,包括其他身體共病、缺乏經濟支持、濫用煙酒藥物、生活規律不正常等等。社會對他們的歧視及政府對這類病人提供的服務,往往也影響他們求醫心態及得不得到最佳醫治。自從COVID-19爆發以後,不少研究指出因疫症而死亡的人之中,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比率差不多佔最高的(見《刺針醫學期刊》2021年7月)。其中原因相當複雜,包括他們對這疫情認識不深,對疫苗注射無知或有偏見,不懂得爭取自己個人權益,或未夠認知能力同意接種等等。

可惜,很多國家在實施疫苗接種時期,沒有把重症精神病患者放在優先接種行列。有些國家,如印度認為所有18歲以上的人皆可接種,故無需有優先與否。但根據到印度的「心理健康法律與政策中心」主管Soumitra Pathare 醫生所說,由於疫苗供求失衡,重性精神病患者雖然有同等條件,但在競爭注射中大多會失敗。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早前更認為,重症精神病患者無需接受疫苗注射,幸而當地的精神專科醫生及學者提出反對,終於把這措施改變過來。在美國紐約州,更是全國最早批准疫苗注射的州份,也把重症精神病患者放在優先考慮,但只限於住院的病人。至於那些在家中康復,及無家可歸的流浪精神病人,仍然是被忽略了,但這些身處社區當中的病人,一般對實行家居衞生及個人防疫措施比較模糊,一旦染病更容易把疫情傳開。故有認為不優先考慮從政精神病患者的防疫需要,可能是一種歧視行為。當然社會有其他應該考慮優先注重的群組,例如醫護人員及在院舍中的長者其照顧人員。

至於在疫苗充足或有剩餘的國家,應該把精神病患者放在優先鼓勵及服務名單當中。除了公眾教育以外,也應透過精神病專科的醫護人員,鼓勵及協助重性精神病患者盡早接受注射。那些服務精神病病人的組織及志願團體,也應加入教育病人與家人有關疫苗注射的知識及安全性。

聖經有很多地方提及要照顧有特別需要及邊緣人士。「他為孤兒寡婦伸張正義,又把衣食給寄居的人。」〈申命記10﹕18〉「他必為民間的困苦人申冤,拯救貧窮人,粉碎那欺壓人的。」〈詩篇72﹕4〉耶穌更引用著名的舊約經文,作為他的《拿撒勒宣言》:「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膏我去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4﹕18-19〉

COVID-19與社交死亡

社交死亡(Social Death)是指一個人被社會忽略、被完全孤立或隔離的現象,這名詞曾被社會學家Orlando Patterson及Zygmunt Bauman來形容種族屠殺及奴隸時代的社會情況。歷史上,政府除了對犯罪的人囚禁以外,也確實對某一些族群實施隔離政策,包括種族隔離、疾病隔離等等。在種族問題方面,最著名的乃是德國的納粹屠殺及南非的隔離政策;而在健康問題上,傳統最著名的乃是對慢性長期病患者(特別是精神病人及腦退化的長者)進行長期隔離。由於這樣,一切與外間親友的接觸被切斷了,與死去的人不能和其他人再有關係相似,因而稱為「社交死亡」。根據社會心理學家的分析,這種情況,由三種因素產生:

(一) 失去社交身份:即是在社會裡沒有任何角色扮演;

(二) 失去社交連繫:沒有與任何人建立有意義的社會關係;

(三) 囚禁下的困難:包括失去私隱、生命價值、照顧自己能力、甚至決定權。

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政府也實施了各類的衞生防疫隔離。雖然動機良好及有效預防疫情擴散,但部分被隔離的人也確實產生了「社交死亡」的心理問題。這情況出現在疫情特別嚴峻的地方,而長者更是最容易成為「社交死亡」的一群。另外,在美國的分析,窮人及有色人種也是脆弱群體。這些人常因社交隔離與家人減少甚至不能聯絡;即使患病在醫院治療,家人亦不能親自來到病床前慰問及照顧;假若不幸病重垂危,也未必能及時見到家人最後一面,相當遺憾。而病情較輕而無需住院的,亦容易被周邊的人疏遠,恐怕被感染的心態之下,更視他們為怪物,像昔日對麻瘋病人一般避之則吉。根據英國社會工作講師Jana Kralova 2021年8月6日之分析,在COVID-19死亡的人中,部分不單是因病毒的緣故,亦可能受「社交死亡」之因素有關,故此,照顧者對這現象不能忽視。

舊約聖經記載先知「以利亞」因為王后追殺他,單身一人逃走至「別是巴」之曠野。雖然性命得到安全,但在曠野與世隔絕,又飢寒交迫,非常孤單無助,甚至向上主求死,這算得上是患有「社交死亡」心態。幸而上主給他水和炭火烤的餅,並帶領他走出曠野。

麥基恩醫生

COVID-19疫情帶來醫療系統的轉機

新冠病毒爆發,帶來全球性的醫療服務壓力。有些國家的醫療制度甚至到達崩潰的程度,以致一些嚴重患病的人得不到合適的治療,因而死亡或有長遠的後遺症。此外,由於要應付疫情的需要,當地的經濟往往受到嚴重的打擊,因而本來要不斷改良的醫療服務被逼暫緩發展,甚至非傳染性的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被忽視或耽誤了;而當中精神健康服務似乎最受影響。這情況不單出現在中低收入的國家,就算在發達的國家中也會發生。

由於這世紀疫症並沒有先例可循,因而很多國家的衞生部門不知所措。雖然曾經出現S A R S 及中東呼吸綜合症,但規模並不廣泛或只限於某些國家,故此大部分地方並沒有應對目前這麼廣泛傳染病的方案。有見及此,不少環球公共衞生專家,認為目前的醫療制度,應該藉著COVID-19的教訓加以改革,方能預防同類疫情日後爆發。

根據Kojo Nimako 及Margaret Kruk 2021年在《刺針:環球衞生》期刊發表的論文建議,針對中低收入的國家,認為要抓緊這個危機,提升本身衞生制度,要發展下列四樣醫療「規例」(rules),方能有效應付未來的醫療危機:

(一)目標:要清晰確定健康制度去滿足整體人民的需要,抵受突發的震盪,公平的提供服務及有效的運用資源。

(二)資源:要除了培訓較多醫務人員以外,更要有足夠的基本設施、藥物、技術及診斷地方。

(三)監察:要有效及安全的服務,需要良好的自我管理及專業審計制度,確保病人得到保護,防止醫療失誤。

(四)獎勵:要提升醫護人員的助人心態及工作滿足感,必須藉著資深醫護的榜樣、金錢及晉升/進修的鼓勵、甚至有意義的競爭來改善服務。

同時,他們又建議若要達到上述情況,也要在四個層面上分別執行:

(一)服務提供者:特別強調隊工合作、遙控學習、經常審計、事業晉升方面。

(二)服務平台:特別注重社區情況(例如精神疾病)的管理指引、強調基層診斷及治療、讚賞相關社區健康建設。

(三)服務購買及管理:提供全民醫療保障、支援基層醫療需要、取締低劣服務等。

(四)服務接受者:蒐集全民醫療數據、提升儲存系統、作更有效的病人照顧。

其實,要達到上述的要求,確需額外的資源投放,當然會增加國家的財政壓力。另一方面,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及有長遠眼光的領袖,方能製造一個長遠持久性及有韌力的衞生制度。無論任何人或任何機構組織,都應該隨著社會轉變而不斷改善,例如保羅勸勉他的弟子提摩太要進步:「這些事你要認真實行,專心去作,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提摩太前書4﹕15〉保羅又勉勵教會要多方面成長:「他所賜的,有作使徒的,有作先知的,有作傳福音的,也有作牧養和教導的,為的是要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體。」〈以弗所書4﹕11-12〉

麥基恩醫生

精神分裂症病患者接種疫苗前後

自從COVID-19疫苗正式得到世衞批准後,以色列國是全球國民接種最多的一個地方,而且更首先為全國人民注種第三劑疫苗,因而受到全世界的關注,尤其是疫苗效用。

在這段時間,Dana Tzur Bitan及其團隊在以色列做了一個大型精神疾病的跟進研究,並在2021年的《刺針:精神科》及《精神分裂症公報》醫學期刊分別發表了報告。他們分析了超過25,000名「精神分裂症」病人在注射疫苗前期與後期的情況,又與同等數目的控制組作出比較,發現了兩組在幾方面有明顯的差異。

首先,數據證實了重性精神病,乃是導致COVID-19死亡的一個重要及獨立的高危因素。雖然在2020年9月開始,已有其他報道精神病患者的死亡率有所增加,而此研究發現在這日期之後,死亡率才是高峰,同時因病需要入院治療的紀錄也較高。

此外,研究人員發現在注射疫苗措施中,「精神分裂症」病人組與對照組有統計上是明顯的分別:以2021年3月份統計,病人組較整體人口疫苗注射率百分比低2.2%,雖然他們較一般人有更值得優先接種疫苗的身體高危因素,例如肥胖(在32.5%病患者中出現 )、吸煙習慣(51.6% )、糖尿病(20.7% )、高血脂(47.5% )、慢性阻塞性肺病(4.6% )等等。

最後,研究人員證實疫苗能夠為這些病人提供足夠保護對付COVID-19病毒,縱然有些擔心他們會有免疫問題或未能產生足夠的血液抗體反應。不過,這研究對他們注射疫苗的態度,或是對注射疫苗躊躇的反應,尚未能夠仔細區分。此外,新冠病毒疫情對他們的精神狀況及參與精神治療服務之影響,由於太過複雜,仍需日後多加研究。

由此可見,應對新冠病毒爆發的公共衞生專家,應該視重性精神病患者為優先注重疫苗的對象,因為可以減少死亡率或嚴重病發情況。而且更應關注他們當中患有其他身體毛病(特別是新陳代謝綜合症)的高危人士,加以特別的疫苗接種鼓勵及保護。

雖然聖經強調上帝愛世上所有的人,但在傳教的事業上,往往會有特別的對象,例如新約著名的傳教士保羅及巴拿巴,他們都針對不同的對象宣講福音。巴拿巴主要是對猶太人傳教,而保羅則是向外族人(特別是希臘人)傳道,並正因為這樣,保羅並不強迫這些外邦信徒行猶太人的割禮。「過了十四年,我再次上耶路撒冷去,這次是和巴拿巴,並且帶著提多一同去的。我是順從啟示去的;在那裡我對他們說明我在外族人中所傳的福音,私下講了給那些有名望的人聽,免得我從前或現在都白跑了。與我同行的提多,雖然是希臘人,也沒有強迫他受割禮。」〈加拉太書2﹕1-3〉

麥基恩醫生

COVID-19引發的精神障礙

自從新冠病毒疫症爆發以來,不少專家開始留意及擔憂疫症帶來的精神障礙。根據幾項大型的調查,發覺很多人因疫情(突發性的危機、隔離措施等等壓力)而出現了焦慮、憂鬱及創傷後壓力綜合症,而失眠的情況也相當普遍(Taquet 等人2021 年2月1日《刺針·精神科》期刊)。此外,在急性染疫需要住院的病人中,往往出現了「腦器質性」(neuropsychiatric)精神病徵,即中樞神經系統也有病變,例如譫妄症、注意力及記憶力衰退甚至老退化症。這類病人就算痊癒出院,也很容易出現後遺的精神病症及適應問題。假若病人本身早已還有精神障礙,病情加重或復發的機會也增加。

前線的醫護工作人員,很多時也會出現類似的問題。在疫情嚴峻爆發的時候,有中國和意大利的調查一致證實,有相當大的比率出現精神障礙,包括焦慮(12至20%)、憂鬱(15至25%)、創傷壓力(35至49%)及失眠(8%)(Lai等人2019;Rossi 等人2020)。這情況與香港的研究有些雷同。在2020年4、5月間的橫切面問卷調查,在500人回答當中發現14%有焦慮,而29%有憂鬱;四分一回答說感覺心理健康因COVID-19而轉差(Choi等人2020年《國際環境研究及公共衞生》期刊)。

除了上述特殊群體容易產生精神障礙以外,這些COVID-19患病者及前線醫護人員的家人也受到相當大的精神壓力,同樣會較一般人容易出現各類精神病症。此外,在疫情蔓延期間,濫用煙酒藥物的情況也增加了(Finlay 及Gilmore 2020),包括網上沉溺問題(Sun 等人2020),甚至增加自殺的危機(Gunnell等人2020)。

但另一方面,雖然精神障礙發病率在疫情中明顯增加,但在很多地方,使用精神健康服務的人卻因疫情而顯著減少。因此,有專家(Murray Stein 2021年9月22日UpToDate 網頁)建議一個階梯形照顧模式來有效應對COVID-19帶來的精神健康問題:

(一)對社會上的精神健康問題要有警覺監察;

(二)對只有輕微症狀的人,給予自助的健康教育材料;如有需要可於精神健康專業人士約談;

(三)對有中度及嚴重病徵的人,應得到基層醫生或心理專家治療;如有需要則由精神科醫生面對面或網上診斷。

聖經也有記載瘟疫的時候,猶太人在疫情爆發時不知所措,驚惶不已。這時候,上主藉著先知向百姓說話,一方面教訓他們,同時也有安慰的說話,治療他們受創傷的心理。「如果我使天閉塞不下雨,或吩咐蝗蟲吞吃這地的土產,或差遣瘟疫到我的子民中間來;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謙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歷代志下7﹕13-15〉

麥基恩醫生

COVID-19下家居辦公的得與失

自從新冠病毒流行病爆發以來,大部分國家都出現「家居辦公」(Work From Home WFH)的現象,就是容許僱員可以在家工作。在疫情嚴峻時,這屬於社交距離及在家隔離的措施卻實有助防疫。初時不少人會不太習慣,多少影響了正常運作,甚至有些員工出現適應困難。但隨著時間進展,大部分人反而覺得有其特別好處,包括以下各點:

(一)省卻返工放工交通時間,甚至減低市面交通擠塞情況;

(二)工作時間比較彈性,容易忙中有小休可能;

(三)需要時可做點家務,特別是照顧家中有需要的人,如子女在家上課的從旁協助等;

(四)由於需要較多的科技協助,很多人在運用資訊軟件硬件方面,大大提升了技巧。

上述情況,對女性員工(特別是有孩童在家的婦女)尤其有好處。但另一方面,在早期W F H的時候,確有些人出現了「家居辦公綜合症」,就是在家受到其他因素,特別是子女甚至寵物的干擾,不能專心工作,因而出現工作散漫及無效率的情況。此外,家庭的設備又不及辦公室這麼完善,以致影響工作成效質素。有時,僱員在家辦公工時往往更長,沒有上班下班時間,以致影響家庭生活甚至睡眠;更嚴重的就是減低了與上司下屬的溝通,以致彼此關係有些疏離,影響了團隊合作。況且有些行業,如理髪、醫療護理等需要面對面服務的工作,是不能長時間遙控作業的。近日,更有研究發現,在家辦公的僱員比返回辦公室工作的同事,會較難獲得升級的機會。

雖然家居辦公有其優點與缺點,但由於疫情持續,這情況會持續下去。對於那些疫情稍為受控的地方,混合(hybrid)式的工作地點愈來愈普遍,即是僱員部分時間在家工作,而其他時間則返回辦公室。有機構已經發現,這模式若持續下去,大可減少辦公室空間的需要,甚至可以節省租金及其他費用。因此有預計,就算在COVID-19疫情過後,這混合型辦公模式將會在很多行業持續下去,成為社會的新常態!

聖經對工作的態度一般都是積極正面的,無論在甚麼時候或地點,甚至任何模式,都要認真。「遊手好閒的,招致貧窮,勤力工作的,得到富足。」〈箴言10﹕4〉「工作懶惰的,是滅亡者的兄弟。」〈箴言18﹕9〉

麥基恩醫生

COVID-19 對「中低收入國家」精神健康服務影響

「中低收入國家」(Low-income & Middle-income Countries, LMICs)是根據世界銀行定出的標準,國民收入每年少於1005美元為低收入,1006至3955美元則為中收入國家。一般來說,這些國家比較貧窮,社會及醫療服務比較落後,在COVID-19全球爆發時候,LMICs國家會倍感壓力,甚至應付不了。不過,因為各國有不同發展及其他因素,實際應付疫情的情況可謂參差得很,例如中國也是在這名單上,但其應付COVID-19成功之處,得到WHO(世衞)讚賞。

但根據一些研究,大多數上述國家在疫情中傷亡率確實較高。雖然他們平均人口年齡比較年輕,但身體疾病,如糖尿及心臟病卻較為常見,特別是在那些教育水平低下的階層。此外,由於國家未能提供足夠普及醫療服務,特別是設施及人手,加上防疫的措施影響大眾生活而沒有足夠經濟補償,故染上新冠病毒的傷亡及後遺症會更嚴重及長遠。

幸而,大部分這些國家的人民,都比較順從政府防疫要求,否則情況會更壞;但也有地方因防疫措施影響生計,導致市民出現反抗甚至暴行。加上全球經濟在疫情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衰退,對LMICs來說更是雪上加霜。2021年6月《刺針、社區/精神科》期刊,一群由WHO主導的國際專家,為低中收入國家的精神健康,作了一個很詳盡的報告(Kola L等人)。報告指出COVID-19疫情有立刻及長遠影響:

(一)立時影響

這些國家的人不知道疫情如何散播、治療方法有沒有效用、日常生活何時及怎樣恢復等問題,因而出現恐慌及標籤患病者的現象;前線醫護人員因缺乏足夠保護及訓練,感受的心理壓力更為嚴重。例如在孟加拉地方網上調查了一萬人,發現三份一人有憂鬱現象,而5%有自殺念頭。此外,疫情更暴露了一些脆弱人士,包括囚犯、傷殘人士、受家暴影響的人、住在精神病院及社會服務院舍人士等,更易出現精神問題。至於不幸患上COVID-19的人,長者病情惡化及死亡率乃是最高,但得到合適的治療反而最低,加上隔離的心理壓力,故出現精神問題更大。在某些地方,照顧精神病者的人員被調到疫區工作,因而令精神病人情況很易惡化。另外,由於醫護人員沒有足夠個人保護設施,對疾病感染及傳染的恐懼,及對治療病人的無能及無奈,他們出現迷惘甚至創傷的心理並不少見!

(二)長遠影響

由於疫情持續帶來的負面社會因素,包括失業及經濟困難、與人疏離及缺乏社區支援等,導致焦慮、憂鬱及創傷壓力的情況相當普遍,甚至出現潛在自殺危險。曾經有推算因COVID-19導致失業,使全球每年增加9,570自殺事件。故此低中收入國家自殺情況理論上會更高,但可惜這些國家也會因文化、宗教及社會標籤原因而隱藏自殺實情。此外,長期的停課對兒童及青少年有深遠影響,除了學業方面,心理健康在缺乏學校環境培養下,更容易出現問題。在貧窮國家裡,學校一般都提供健康飲食,但在疫情停課下,容易出現學童營養不良,亦會間接影響了精神健康。

由此可見,醫療服務確實受到全球的經濟影響,而在COVID-19下更會出現貧者愈貧的慘況。期望國際醫療及救援組織,能一視同仁(甚至劫富濟貧)去協助這些國家迎戰疫情!聖經記載,窮人的需要從來不會被忽視,上主在舊約中已多處提醒以色列人,要照顧貧窮及不能自顧的人,如利未記19章10節和25章35節。在新約,耶穌勸一位想得永恆生命的年輕人,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如馬太福音19章16至21節。

麥基恩醫生

COVID-19疫情下的「影子家暴」

由於新冠病毒爆發,不少地方實行嚴厲的防疫措施。除了自我保護的衣物,如包括口罩及面罩外,社交隔離也是經常需要的。而嚴重的社交隔離包括在家工作及在家上課,甚至禁足在家,如沒有特別原因不能外出。由於學校停課或在家中網上學習,除非家中聘用了外傭,或有年長父母到來協助,否則兒童往往不能專心學習,以致荒廢光陰,故不少父母(大多是母親)被迫留家工作,甚或要離職(自願離職或因公司裁員),以便照顧家中子女。

假若家庭成員同時被迫留在一個不大的空間,就算各人早有心理準備及溝通良好,亦難免會出現失和的情況,特別當有人失業或出現經濟困難。假若大家的關係早已疏離甚至有嫌隙,在疫情期間同處一室,特別是對著有網上學習困難或沉迷電玩的子女時,磨擦情況更容易發生,甚至會出現家暴!

家暴,是指在一個家庭的居住環境下,出現了暴力行為,對象包括與配偶,與子女,甚至與父母。根據英國《衞報》The Guardian) 3月28日的報道,不少國家在疫情期間家暴的事件顯著增加,例如在巴西(超過40% );在西班牙求助人數於隔離政策實施數日後增加20%;在塞浦路斯一星期內增加30%,英國也有25%。比家暴更嚴重的就是家庭凶殺案,在英國,有指「禁足在家」法令導致家庭凶殺事件增加(Ingala Smith 2020)。

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聯合國提出了一個新名詞,稱為「影子疫症」(Shadow Pandemic)運動。用「影子」這個字是表明「很容易被人忽略」或看「不清楚」的意思。這運動邀請了一些著名女演員,去教導人留意疫情中增加了的家暴,特別是針對婦女。在這裡的家暴包括性騷擾及性侵犯。

不過,亦有另一些專家把「影子疫症」延伸到另一類家中成員,就是長者受虐。長者虐待在這裡是指:一次或多次針對家中長者身體上或心理上的疏忽照顧或是暴力,導致傷害及壓力(見英國《刺針》醫學期刊 2021年6月之社論)。由於社交隔離,加上身體及智力退化,長者較其他家庭成員更需要照顧,對家人構成一個負擔。根據英國一志願機構Hourglass的記錄,在隔離期間,長者求救電話增加30%,而且實際可能更多,因為患退化症的長者未必有能力求助。這社論認為更嚴重的事,就是約三份一的英國公眾人士,認為長者得不到合適照顧並不算是虐待。這可能是現今世界對長者的一種年齡歧視(ageism),難怪世衞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這樣說,一個民族不能把虐待年老及資深的人民視作嚴重,是一個「道德腐壞」(moral decay)現象。

麥基恩醫生

COVID-19對精神健康服務的危機與契機

新冠病毒疫情的持續,令許多重性精神病人的醫療服務受到嚴重影響,包括過早離開醫院、困在家中影響日常生活、減少覆診時間、病情難以評估等等,因此容易病發,以及出現其他身體和精神問題(「共病」)。亦有研究指,在疫情期間,需要留醫的人增加,而死亡率也有明顯上升(Li等人2020)。

根據芬蘭的Hilkka Karkkainen在2020年底的網上調查,在超過500名患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之回應資料中,主要發現以下各點:(1)51%精神健康轉差了;(2)57%經歷情緒的轉變/惡化;(3)31%認為精神健康服務不足夠;(4)20%有健康問題找不到服務;(5)18%有精神問題找不到服務。另外,調查結果顯示,有85%的病人依靠家庭、朋友及其他照顧者支持;60%病人要改用電話求診。

不過,危機也很多時帶來了契機。根據西班牙Carmen Moreno (2021)在2021年的ECNP會議,指出疫情也會帶來正面的潛在改變:

(一)心理健康教育的改善;

(二)改良自己照顧的能力,提升應對壓力技巧及家庭支持;

(三)刺激非政府機構的社會支持網絡的建立;

(四)藉著科技達到方便、快捷、彈性的溝通;

(五)藉著數據來估計最合適的關顧及家居治療;

(六)增加了接受某類治療方式,例如長效針劑;

(七)與病人一起更多和準確地監視不良反應;

(八)重新評估強制治療需要及最合宜的留院日期。

舊約聖經約珥書第2章,記載了當時似乎出現的蝗蟲等大疫情,導致農作物失收、人民飢餓等,上主就是藉著先知安慰他們,說會行奇妙的事去補足以色列人的需要,並使他們在其他民族中間也不會羞愧。此外,在羅馬書8章28節也是鼓勵信徒要把危機看成契機:「我們知道,為了愛 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處,萬事都一同效力。」

麥基恩醫生

COVID-19與另類高危群組

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間,政府鼓勵高危群組人士提早接種疫苗。這些群組主要包括年長人士、免疫系統疾病病人、前線醫務人員及其他經常接觸潛在感染者的職業人士。他們可稱得上是「醫學性」高危群組。

不過,在某些國家及地區,也有另一些群組具較高感染COVID-19危險,需要特別關注,如在英國,這批被稱為「包含性健康群組」(inclusion health groups)的,可算是屬於「社會性」高危人士,包括:

(一) 無家可歸者:

很多露宿街頭的人對健康不大理會,相比一般人更容易老化,而且容易感染各類疾病;有部分更患精神問題需要處理。

(二) 流浪漢:

這些人不喜歡定居在某個地方,喜歡周遊各地,就地短暫住宿。在歐洲國家,最常見的就是吉卜賽人了。他們經常居住於環境不良地區,很容易感染疾病又把疾病帶到其他地方。

(三) 難民:

他們是逃避原居地的天災人禍,非法的移居其他國家。礙於語言及文化差異,往往出現適應問題。由於匆忙起程, 沒有足夠準備應付疫情,而且往往要逃避被發現,即使患病也不會主動求醫 。

(四) 性工作者:

在很多國家,他們的工作屬於不合法職業,得到醫療保障有限或缺乏。由於與顧客有非常親密接觸,故此也很容易感染性病及其他傳染性疾病。

上述各類高危人士,大多本身的健康也遜於一般當地人,在疫情期間,更容易出現各類健康問題;居住的環境惡劣,特別是衞生設施不足,很難做足預防措施;通常居住在人口特別稠密地方,部分人更是經常流動及居無定所,絕不容易實行社交隔離,故此他們受COVID-19感染及感染他人的機會非常高。而且,他們即使患病,大多都不會察覺,就算有免費服務也會不願意求醫。現時雖然在衞生部門有疫苗接種,他們也不容易主動前往接種,更是不信任政府部門。這些人當中,部分人可能沒有當地的公民身份,不容易得到公共醫療服務;加上經濟上不能負擔私人醫療費用,因此感染後也會延遲醫治,因而死亡率相當高。

對於這些被邊緣化的人士,政府應該以流動方式,主動前往他們住宿地方,接觸和取得他們信任,為他們盡早作身體檢查及優先接種疫苗。這樣不單保護他們的健康,更對公共衞生有保障,更可以減少日後他們因重病而需要醫療的服務。

聖經也記載耶穌主動的接觸邊緣人士,例如在約翰福音4章9-30節記載耶穌主動走近井旁,與屬於異族的「撒瑪利亞」婦人談話。此外,在路加福音19章1-10節,耶穌亦主動對受人鄙視的收稅官「撒該」聯絡,甚至說要到他家裡去。因此,他應驗了舊約以賽亞書的一段說話:「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膏我去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4﹕18-19〉

麥基恩醫生